最后，我想当一个文抄公，抄一段香港《公正报》上的话：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季羡林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一个单独成立的研究学科，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基本概念之一。所以，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对于“礼”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注意。传统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并将“礼”植入政治、社会、生活序列，成为社会秩序和阶层构成必不可缺的一环。上到一个国家，下到一个草根，“礼”无处不在。《礼记·冠义》中总结陈词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简单明了，人跟走兽的区别，就是因为人类懂得礼仪，懂得长幼尊卑，有敬畏之心，让一个社会成为一个有序的存在。如《左传》所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剩后嗣者也”。
现在，我们把“礼”的概念通俗地解释为礼貌、礼仪，是待人接物的一种肢体或者人文表达。但是在季老看来，我们很多人都在丧失对礼貌和礼仪的简单坚持，他在散文中提到大多数人都在抱怨社会缺失礼貌，但自己又常常为公交车上的推搡面红耳赤，连最基本的“谢谢”“对不起”这样幼儿园开始教育的礼貌用语都丧失殆尽，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失礼的状态，很不可爱。
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一个快社会，发展很快，对物质的需求也很快，当然也很多，所以很多时候把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统统丢弃掉了。当然，我们或许对熟悉的人，对同事、上司、客户很有礼貌，甚至会采取极端的咬筷子方式以练习标准笑容，但我们对周围的陌生人，对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通常会采用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自己的需求，这时礼貌就被列在可牺牲序列当中，成为可有可无的一个配件。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敬畏之心，潜移默化地用功利之心去衡量所有事情。范曾先生在做《八大山人论》解说的时候，提到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恻隐之心、感恩之心，其中敬畏之心排在首位。如果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龙文章的台词说，那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你必须敬畏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生命的自尊、秩序和公正。一个人的生命底色如果不是认真地尊重另一个生命，那他的礼貌不过是一层看似光鲜的镀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熟练地进行“选择性礼貌”——对利害相关的人奉以蜜糖和花朵，对无关痛痒的人给予白眼和冷漠。像季老散文里提到的那些中学生，功利中毒尚且轻微，所以他们的不礼貌表现为大庭广众下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以粗俗为个性，展现无知。
备受中日双方关注的日本年轻人加藤嘉一在他的博客上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学生为何没礼貌》的文章（该文章亦发表于《南方周末》），写自己在中国的一点切身感触：
我从2004年开始在人大附中教日语。一天傍晚放学，高中楼一层大厅，我跟另外一位年轻中国籍教师边聊边走。同学们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有的大声聊天，有的吃零食，有的谈恋爱，纷纷离开校园。我感觉很孤立，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理我们。
我问旁边的老师：“他们怎么回事，面对着老师，连‘再见’都不说？”老师回答：“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忙他们自己的。”忽然，有个女生边跑边向我们摆摆手，快速说：“拜拜！”打招呼的学生只有这一个，用的是英语。老师说：“那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然后加藤嘉一讲述了自己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
日本的小学生从一年级必须上“道德课”。记得我那时是每周六上午上两小时。教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师讲道德、礼仪、做人，把道德对做人如何重要灌输给小孩子。课本素材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孙子等，仁、礼、忠、孝等都有。第一节课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会问：“如果你的朋友偷了你的书包，大家欺负你，你会高兴吗？”我们一起大声喊：“不高兴！”老师接着讲：“那你也不要对朋友那样，明白了吗？”我们回答：“明白了！”我们读中学时，也主要在语文（古文、汉文）课上接触诸子百家，直到占高考语文考试四分之一（50分）的“汉文”。如果说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史和思想有着比较多或深的了解，起点在这里。
最后，这位日本“80后”很委婉地提点儿中国孩子丧失礼貌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孩子们的错，多半来自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长。很明显，野蛮式成长仍旧是我们的痼疾，我们相信用实力说话，相信金钱地位至高无上，自然就不会生出敬畏之心和恭敬之心。
英国作家蓝道尔说：“有礼貌不一定总是智慧的标志，可是不礼貌总使人怀疑其愚蠢。”我们要智慧地活着，首先要懂得敬畏，然后才会自然而然地尊重周围的一切。这种尊重感并不是用“谢谢”和“对不起”说出来的，而是一种非常具象的社会表现。
那么，我们敬畏什么呢？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