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尤其是2002~2007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趋势。但从国民经济内、外均衡的角度看，国民经济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失衡。近些年来中国的储蓄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中国的储蓄投资差额为10233亿元人民币，投资与储蓄的缺口不断加大，内部经济不均衡的状况加剧。外部经济方面，1994年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长，2005年和2006年表现得更为突出，据人民大学宏观经济预测研究表明，2008年我国贸易顺差将达到2865亿美元，达到历史的最高位。中国内外经济的不均衡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经济内部不均衡和外部不均衡的关系，对于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
中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进入相对平稳的波动时期，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波动（方差）为10.14，而1997年之后仅为0.91.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增长中的结构调整不仅反映出经济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能够实现未来的平稳持续发展。从需求角度说，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进入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显著特征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迅速下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增长。
2000年消费和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78%和-1%，2005年消费和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变为32%和25%。在此期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较大的波动，2000年为24%，2003年达到74%，2005年再次降至38%。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相对变化固然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是显著的持续变动仍然包含着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化信息。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影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长期变化的因素进行考察，进一步分析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的原因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下降意味着新增加的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在下降。如果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低于产出中消费所占的比例，那么消费总量虽然在增长，但是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就会下降。消费水平相对降低隐含着居民福利水平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实现同步增长，对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十分不利。2000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消费总额在产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例从2000年的62%下降至2005年52%，五年时间共降低10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之后持续出现的“双顺差”现象。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在各国的政策实践中，国际收支平衡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之一。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两个基本项目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是“经常项目”，按照我国最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方法，“经常项目”包括商品和服务、收益和经常转移三大项内容。就“经常项目”中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而言，如果商品和服务贸易为顺差，表明出口多于进口，短期内限制了本国的消费和投资。但是本国因此获得了国外的净债权，可以用来增加未来的消费和投资。另一项值得关注的项目是“资本和金融项目”，除了资本项目外，在金融项目中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资本收支顺差意味着本国的储蓄小于投资，在本国现行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中资本相对不足，同时资本收支顺差从侧面表明本国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国外。资本收支长期顺差，可以支撑贸易收支的长期逆差，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但是由于资本流动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长期依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因此本质上比较脆弱。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统计（IFS）和《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我们发现自1982~2005年期间共有19年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而就净直接投资而言，从1982~2005年各年均为顺差。在此期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或接近国内生产总值1%的年份有15年，达到或接近国内生产总值2%的年份有10年。净直接投资顺差达到或接近国内生产总值1%的年份有14年，达到或接近国内生产总值2%的年份有13年。经常项目和净直接投资项目均出现顺差的年份为13年，1996~2005年连续10年出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双顺差，而1997~1999年和2002~2005年7年期间，“双顺差”更是分别接近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双顺差”现象的特殊性，我们就“双顺差”现象进行国际比较。④
表1表明在上述样本观察值中，共有10个国家曾经出现过双顺差现象。其中出现过“双顺差”规模都超过GDP1%的国家共有4个，“双顺差”规模都超过GDP2%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就出现“双顺差”现象的频率而言，中国达到60.87%、新加坡达到50%，俄罗斯则达到60%。如果考察“双顺差”均达到一定规模，比如均超过或接近GDP 2%的情况，则上述样本观察值当中只有中国和新加坡。新加坡就其经济规模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而言，要比中国小得多。通过比较表1中各国的情况，可以发现像中国这样持续出现双顺差的现象在大国中是没有先例的。
二、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对于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内外部失衡原因和矫正方法的分析存在货币主义、结构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分歧。结构主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根源在于中国投资率严重偏高，经济失衡的传递方向是从内部失衡指向外部失衡。货币主义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性，经济失衡的传递方向是从外部失衡指向内部失衡。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则认为导致内外部经济失衡的根源在投资不足和汇率低估。在本小节中我们对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外部因素进行简要分析。
（一）经济内部失衡原因分析
经济内部失衡集中表现为消费在总产出中份额下降和投资高速增长，那么导致消费份额相对下降和推动投资高速增长的原因分别是什么呢？
1.消费。消费是社会总支出中份额最大的部分。2000年以来不仅社会最终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例下降，就最终消费内部结构演变来看，政府消费在全社会最终消费的比例在上升，而居民消费的比例则在下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总额的比例从1996年的77.3%下降到2005年73.2%，相应的政府消费则从22.7%上升到26.8%。因此，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程度要更加严重一些。
居民消费决定于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为了进一步导致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从总产出份额下降的原因，我们分别考察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变动情况。
1992~2003年期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平均为0.71，其间1994年最低为67%，2001年最高达到75%。除了2000年、2001年消费倾向相对较高，而1994年较低之外，从1996~2001年消费倾向呈现上升趋势，而2002年之后消费倾向有显著降低。为了弥补数据不足，我们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家庭调查数据进一步计算样本家庭1999~2005年消费倾向。家庭调查数据显示，1999~2005年城镇家庭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城镇家庭消费倾向从1999年的79%下降到2005年的76%。而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消费倾向则表现出上升趋势，农村家庭消费倾向从1999年71%上升到79%，其中2000年和2005年消费倾向增长趋势较为明显。而通过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则比较平稳，平均在76%，上下浮动不超过1%。如果我们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例固定在2000年58.7%的水平，可以考察消费倾向变化对消费—产出比例的影响。
如表3所示，把2000年作为基期，我们发现消费倾向变化对消费产出比的解释能力有限。在数据可得的4年中有两年消费倾向的解释能力为零，最高年份为40%。尽管样本有限，我们仍然可以定性的判断认为消费倾向的变化不是影响消费产出比的主要因素，要全面认识消费产出比下降的原因还必须从收入方面找原因。事实上家庭可支配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早在1996年就已经初现端倪。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1996~2003年期间，除了2002年比2001年稍有提高外，其他年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持续降低。1996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6%，到2003年已降至GDP的55%，下降幅度超过10%。通过家庭调查数据发现2003年之后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保持下降的变化趋势。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内部结构来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主要由增加值、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和经常转移四部分构成，其中由于增加值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收入。我们把增加值和劳动者报酬进行加总，并考察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内部结构变化。1996~2003年期间，家庭可支配收入各部分占总产出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增加值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59%下降至2003年的52%，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财产收入比例从5%下降至2%，转移支付则从2%下降至不足0.5%。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储蓄利息收入，1996~2003年期间居民财产性收入下降与利率下降和征收利息税等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而增加值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是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整个国民经济分配体系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伴随着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收入份额提升，两者之间属于零和博弈。1996~2003年期间，伴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政府部分可支配收入从17%上升至22%，企业部门从14%上升至16%。因此，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导致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上升所导致的。总结近年来消费比例下降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消费比例下降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和消费倾向下降有关，但前者是主要原因。
（2）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份额上升是导致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
（3）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内部结构来看，经营性收入和劳动者报酬比例下降是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
2.投资。与消费规模相对下降形成对比的是无论投资占GDP的规模还是增长速度近年来均呈现增长趋势。就投资规模而言，2000年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为35%，2005年增值接近43%。剔除价格因素之后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仅为6%，而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24%。在分析投资增长数据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自1999年以来投资品的价格一直保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上。除了2004年为5%之外，包括2005年在内的其他年份投资品价格增长率都在1%左右。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并未导致投资品价格上涨，这一点对分析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经济增长的黄金率理论认为以经济高增长为目标的高投资和高储蓄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率，单纯的投资份额和增长速度并非判断投资是否处于合宜水平的标准。衡量投资在经济上是否是合理的指标首先是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投资的收益高于成本，那么在经济意义上就是合理的。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持续增加直至投资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2006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投资回报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争论。主流的研究结论认为2000年之后，中国资本回报率存在上升趋势。根据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计算，“如果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净资产净利润率从1998年的2.2%上升到2005年的12.6%，税前利润率从3.7%上升到14.4%，总回报率从6.8%上升到17.8%。以资产作为资本存量计算，总资产净利润率从1998年的0.8%上升到2005年的5.3%，税前利润率从1.3%上升到6.0%，总回报率从2.5%上升到7.5%。计算总资产回报率所用利润数据已扣除利息支出，2005年不扣除利息的总资产净利润率约为6%~7%。”从整个国民经济内部而言，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绝对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较高，三资企业其次，而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较低。“以净资产税前利润率指标为例，2005年私营企业为17.3%，三资企业为14.9%，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12.9%。不过比较1998年以来资本回报率增长幅度，三类企业排序则正好相反：国有企业增幅较高为10.9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其次为10.2个百分点，私营企业较低为5.7个百分点。”
在如此背景下，如果资本成本下降，两方面的因素必然会推动投资迅速增长。精确计算资本回报率是相当复杂的，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所有者权利净利润率指标作为衡量资本回报率的简单指标，同时将真实利率作为资本成本的代理变量。按照所有者权利净利润率计算的资本回报率从4%上升至14%，而在一时期真实利率呈现出下降趋势。真实利率从1999年13.2%下降到1%左右。2000年之前真实利率高于资本回报率是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2000~2002年通货紧缩一度造成真实利率上升，但仍然低于资本回报率，2002年之后真实利率迅速下降使得资本回报率和真实利率之间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可能是导致近年来投资迅速增长的原因。
除了资本报酬率之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有数据表明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日益市场化，从而保证投资更加符合经济效率。2006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仅为4.4%，2000年该比例为6.4%；与此同时，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68.2%上升至2005年的74.1%。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个体投资者而言，资本回报率高于资本成本是高投资增长率的逻辑基础。因此，单纯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高投资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上述标准的假设前提是私人部门投资的收益和成本是否真正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以及资本的真实成本。通过对不同行业所有者利润率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者利润率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高度国家垄断的行业。以所有者利润率为例，2006年最高的前五位行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烟草制品业，所有者利润率分别为65.26%、42.61%、22.26%、20.29%和18.70%，这五大行业基本全部为国家高度垄断行业。我们通过另外两个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同样发现资本报酬率最高的前五大行业也基本为国家垄断行业，如表6所示。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高资本收益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投资效率的提高，而又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垄断程度的增强？
3.小结。一般认为中国国内经济非均衡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下降；二是投资无论是份额还是增长速度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导致消费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产出中的份额下降，消费倾向的影响相对收入的影响力较小，而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由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而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份额下降最快的是增加值收入和劳动者报酬收入。因此概括起来，在收入分配的微观层面上，居民增加值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并未实现与产出同步增长；收入分配的宏观格局上，收入分配呈现出向公共部门倾斜的趋势。两方面的原因加剧了居民消费份额的下降。近年来投资增长具有较为坚实的经济效率基础，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市场化比例不断提高。企业部门资本回报率呈现强劲的增长趋势，同时资金成本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投资高速增长不仅是必然的结果，而且符合经济效率。因此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比例下降更加需要关注。而隐藏在消费份额下降背后的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二）经济外部失衡原因
1.国际贸易。国内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人民币低估所导致的实际汇率失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顺差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作为“加工工厂”角色的必然结果。贸易顺差成因分析角度的差异不仅隐含了研究者关于未来贸易失衡发展趋势不同的判断，同时也预示着不同的政策取向和结果。如果将贸易顺差归因于汇率失调，那么贸易顺差事实上是一个短期经济政策问题，通过名义汇率升值或者通货膨胀手段调整将实际有效汇率调整到均衡水平，贸易顺差将逐渐消失。如果贸易顺差是由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那么贸易顺差将是一个长期性的结构问题，汇率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要判断中国贸易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首先要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按照H-O理论，产品贸易实际上是资源贸易，通过国际贸易一国出口国内相对丰富的资源而进口相对稀缺的资源。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1987年以资源类初级产品为主；1988~2000年期间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和杂项产品为主；2000年开始转为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初级产品出口份额从1990年的25.59%下降到2005年的6.44%，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份额则从1990年的9%上升到2005年的46.23%，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基本稳定在20%左右，并略有下降趋势。
产品结构调整蕴含着产品技术含量的变化。根据樊纲、关志雄和姚枝仲（2006）的研究，2003年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1.6%，比1995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中等偏上技术的产品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部分，1995~2003年期间该类产品的出口份额上升了13.5个百分点；而低技术出口产品比例下降了约16个百分点。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变化隐含着积极的政策含义，崔和塞伊德（Cui and Syed，2007）研究发现，对于出口产品而言，技术层次越高，产品价格弹性越大；但是对于进口产品而言，技术层次越高，产品价格弹性越小。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随着进出口产品技术层次的提升，实际有效汇率调整对于贸易平衡的影响将增加。
贸易类型的变化近年来也同样引人注目。加工贸易近年来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并呈现稳步增长趋势；2005年和2006年一般贸易顺差增长迅速，2004年一般贸易顺差为321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1020亿美元，2006年再次增加到1775亿美元，是2004年的3倍；其他贸易一直存在逆差，并且规模不断扩大。
就加工贸易内部来看，出口产品增加值的国内部分所占比重正逐步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提升表明就加工贸易而言，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逐步弱化，出口加工产品中越来越多的份额通过国内产品提供，如表8所示。价格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口增长速度相对下降造成的。
加工贸易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对于贸易顺差总额有重要影响，还可能由此改变中国在区域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2000年之后中国国际贸易中对美国和欧洲国家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而对亚洲其他国家则为贸易逆差，从而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中间生产商的国际分工角色，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经过国内生产组装好向欧美等国家出口制成品。2004年之后虽然上述贸易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中国在保持对欧、美贸易顺差迅速增长的同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比重迅速下降。结合加工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稳步上升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出口产品价值中越来越多的份额来自国内，未来随着进口中间品规模相对下降，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扩大。
此外，贸易顺差增长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尽管在本研究中有专门章节论述该问题，在此仍就与本文相关内容稍加说明。理论上讲贸易顺差和投资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种关系，首先国际贸易通过规模效应等渠道提高投资回报率，经常项目顺差扩大是拉动投资增长的原因。此外贸易顺差扩大也可能是由于过度投资所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直接结果。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产品被迫出口假设的直接推论是，其他条件不变，出口规模扩大将造成产品价格水平应该是下降的。数据研究表明，2003年之后，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并未出现出口产品价格下降的现象，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排除出口增长是由于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
2.资本流动。资本是全球化背景下是流动性最强的要素。中国外资的来源主要来自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顺差和其他途径。另外，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也是分析的重点对象。
如表9所示，从绝对数额上来看直接投资是最稳定的资本流入方式，1997年直接投资流入417亿美元，2006年增长至603亿美元，即便是在通货紧缩时期，直接投资经流入亦保持在370亿美元上下。经常项目顺差在经历了1999~2001年期间的低水平后于2002年开始迅速增长，从2002年354.2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2499亿美元的水平。在影响资本流入的因素中变化最频繁的是误差与遗漏项目，虽然误差与遗漏项目的绝对数额相对于直接投资和经常项目并不大，但是其正负号方向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
由于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理论上外资主要通过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形式流入国内，因此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往往可以近似表示未在政府监管下的资本流动的规模，其正负号代表了资本流动的方向。自1997年以来，除了2002~2004年三年外，“误差与遗漏”项目表明国内资本流出。特别是在1999年和2000年，由于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处于较低水平，“误差与遗漏”项目一度在外汇储备增长中占据重要份额。由于“误差与遗漏”波动性较强，因此它是预测未来资本流动方向的重要因素。
利率平价表明利差是导致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基本原因。马和麦考利（Ma and McCauley，2007）通过三组不同指标研究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收益率差额，其中1999~2001年和2005~2006年期间人民币收益率低于美元收益率，最高达到约400个基点；而2002~2004年期间人民币收益率则高于美元收益率，最高达到200个基点，中美利差的变化刚好与中国资本“外逃”的方向一致。
进入2007年以来美国短期利率持续走低，特别是近期由于次级抵押贷款事件导致美联储再次调低利率，2007年8月第三周已经降至3.27%。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逐步调高存贷款基准利率，2007年8月22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到3.6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到7.02%。在名义利差缩小的同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过程再度加速。2006年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呈现加速过程，2006年上半年平均速度为每年升值1.8%，下半年为3.8%，2007年前6个月升值速度达到每年5%的水平。在名义利差缩小和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双重作用下，资本外流的部分将得到遏制。
3.外汇储备未来趋势的理论估测。持续双顺差的结果导致外汇储备存量不断增加，特别是2002年以来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
覃东海（2006）给出了描述外汇储备与GDP比例的动态演进方程，并且进一步证明只要GDP保持正增长，外汇储备存量对GDP比值的增长速度就是收敛的，经常项目和净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越高，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也越高；相反名义GDP增长越快，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越低。GDP增长速度快慢以及外汇储备与GDP比值初始值的大小影响外汇储备对GDP比例的收敛速度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对GDP比例的极限取值。
1997~2005年经常项目和净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但是2005年达到7.6%，比2004年4.4%的水平有显著提高，而1997~2006年期间名义GDP的增长率平均为11.4%。据此我们对未来外资流入和名义GDP的增长情况进行基本假定，进而估测外汇储备与GDP的最终比例。2005年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接近37%，如果未来净直接投资和经常项目占GDP的比例保持在7%~9%，名义GDP保持在10%~12%的年增长率，那么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将维持在60%~90%之间。
根据上面分析，净投资占GDP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约3%左右。如果名义GDP的增长速度保持在10%~12%之间，净投资和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在7%左右，那么本文预测到2025年前后外汇储备和GDP的比重将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4.小结。国际收支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集中体现。就经常项目而言，虽然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经常项目扩大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贸易结构的变化隐含着经济项目顺差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中国国内生产能力的增强，进口中间产品更多的份额由进口转为国内生产。这一趋势不仅会影响中国在区域贸易分工中的地位和角色，还可能导致经常项目顺差进一步扩大。除了经常项目可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之外，直接投资规模和流向相对稳定。由于2007年以来中美两国短期名义利差的缩小和人民币名义汇率加速升值，以“热钱”形式流出国外的资本在规模上将有所下降，甚至出现方向的反转。根据理论模型计算，我们预期在2025年前后，中国外汇储备与GDP的比例将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三、内外部不均衡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
到底是国内经济的不均衡导致了外部经济的失衡，还是外部经济的失衡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失衡，目前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内部经济的不均衡导致了外部经济的不均衡，出口的增加归因于国内经济的不均衡，而导致内部不均衡的原因又有结构主义、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三种观点之争。
结构主义认为（王建，2004，2005），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储蓄，而消费不足，过多的储蓄变为投资，高投资率导致产能过剩进而转为出口，因此中国的出口贸易量近些年来迅猛增加，贸易量的增加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外汇储备、引发流动性过剩，信贷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刺激投资。内部经济因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内外部经济不均衡的状况继续扩大。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我国储蓄率过高，当投资难以消化掉储蓄时注定出现贸易顺差。因此，结构主义主张控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货币主义（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2007）强调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性，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导致了贸易顺差，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反应：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产能过剩→净出口增加，从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相应地，货币主义主张升值人民币汇率。
同时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郑超愚，2007），根据两缺口模型I-S=M-X，国际贸易顺差反映了国内投资能力低于国内储蓄能力，国内投资需求的不足导致国内吸收能力不足，进而净出口增加，顺差的规模扩大，外汇储备增加，信贷规模扩大，最终投资需求增加，因此经济会存在自我调整的机制。
目前各种观点都只偏重于外部因素或者内部经济因素，并没有从世界经济全局性的角度考虑，忽略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分工地位得到巩固和提升的现实。本文将对外部和内部经济综合考虑，并用大量的数据实证检验，从而得出内外部经济不均衡的关系判断。
四、世界影响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世界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那么到底是世界影响着中国，还是中国影响着世界？按照国内学者的观点，中国的出口是国内生产过剩所致，那么此时产品的大量出口必然会导致该产品世界价格水平的下降，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恶化，同时出口行业的利润也会降低，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
对于以上问题，笔者将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关系、贸易失衡与储蓄投资失衡的因果关系检验、世界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以及中国出口产业的行业利润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达到了10%以上，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到底是来自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真正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一直存在争论。对于这个问题，本文采用了1991~2006年中国、美国及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并进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如表12所示。
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OECD国家和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值分别在10%上都不显著，因而接受原假设，认为中国经济不能对OECD国家和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而OECD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经济关系检验中，都分别在1%上显著，说明世界经济的增长的确是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增加，目前已达到60%以上，外贸的强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会更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风险，与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仅为10%相比，中国60%的贸易依存度会使得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拖累。同时，中国贸易出口中的绝大部分产品认为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这也会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向产业链的下游迈进，同时扩大内需减少贸易依存度，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那么目前中国出现的内部不均衡和外部不均衡到底是什么关系，笔者将通过贸易失衡与储蓄投资失衡的因果关系检验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二）贸易失衡与储蓄投资失衡的因果关系检验
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两个方面，二者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传递。目前中国外部经济失衡表现在贸易顺差上，而内部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储蓄投资缺口，从两缺口模型来看，贸易顺差和储蓄投资缺口相互反应，因此通过对贸易失衡和储蓄投资失衡的关系检验，可以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关系进行总体的判断。本文选择了1991~2005年的进出口贸易差额数据以及储蓄投资差额数据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3所示。
贸易失衡和储蓄投资失衡都分别在5%上显著，说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变化互相循环，互相影响。但应该看到的是，在某一时期到底是哪个因素的变化起主导作用，即是储蓄投资缺口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更大，还是贸易失衡更加加深了储蓄投资缺口，我们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三）世界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
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小国在世界贸易中是价格接受者，而大国则对产品的国际价格拥有制定权，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价格接受者还是价格制定者？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若是由于国内生产过剩而主动出口，那么数额巨大的产品流入世界市场必然会导致该产品世界价格的下降，说明中国对产品的世界价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大量的出口并没有导致世界价格的下降，则说明中国对世界价格影响有限，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小国。
笔者选取了中国出口数量较大的煤炭、成品油、钢材、鞋以及发电机等产品的出口价格数据。样本区间为1996~2005年，其结果如表14所示。
各种产品的价格都是在不断上涨的，尤其是煤、成品油和电动机及发电机，其价格上涨幅度最大。中国出口的产品并没有造成该产品在世界市场价格的降低，与之相反，出口产品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还比较小，中国更多的是充当价格的接受者的角色。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大量出口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历年主要进出口商品列表，依照最大可能代表性原则，均衡选取初级产品（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酒、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等等）、制成品（劳动/资源密集型、低技术型、中等技术型、高技术型）各大类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具体商品。在此基础上，整理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进出口商品原始数据（数量和金额），采用帕氏指数，即P =（∑PnQn）/∑P0Qn，编制了各项货物的贸易条件指数。
出口价格指数在近10年来稳中有升，中国的大量出口并没有导致出口价格指数的恶化，相对于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有了较大的增幅，尤其在2004年和2005年增幅最快，进而导致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与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研究相符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出口是对世界市场的倾销。应该看到进口价格指数的较快增幅是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自2004年来在世界市场上份额较大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迅速增加，其增幅远高于世界商品平均价格水平及非燃料的价格水平。
伴随着中国近些年来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大量进口，中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能源价格的提高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但应看到中国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是非燃料产品，其世界的价格水平也是在不断上升的。如果剔除掉石油天然气等产品的进口，中国的贸易条件并不会恶化，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的大量出口是合理的，并不是国内生产过剩的产物，而是源自世界市场需求的被动出口，中国利用其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
（四）国内出口行业的利润分析
国内生产过剩导致的产品的主动出口，不仅会使产品出口的价格降低，而且会使出口行业的利润和利润率下降。相反，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被动出口，出口行业的利润会是增加的。笔者在此选择了煤炭开采与洗选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业、黑色金属冶炼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六个主要出口行业，并对这六个行业的利润及利润率进行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以前，我国主要出口行业的利润和利润率都有较大的变动，尤其是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和纺织业变动最大，在2000年以前甚至出现了亏损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入WTO以前的中国，其出口产业的发展并不稳定，国内市场的不完善不充分并不能使得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使得企业的效益此起彼伏。但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由于贸易自由化等原因，中国的产品由于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低价格的优势，从而使得出口大量增加，出口产业的效益有了很大的改善，企业利润和利润率大大增加。这一点在食品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业中表现的最为明显，2005年这些企业的利润都达到了2000年以前的4倍以上，增幅明显。伴随着出口的迅猛增长，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成倍的增加，外部不均衡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大量增加，而出口的增长并不是国内投资过多，内需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所致，出口增加的原因在于加入WTO，由于贸易自由化等原因，中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以其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而被世界所接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得到提升和巩固。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并没有使得相应产品的世界价格的下降，出口行业的利润和利润率都有了很大的增加，中国在世界市场中仍然是一个小国，对产品的世界价格影响很小，这一点说明中国的出口是理性的，符合世界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对中国影响不断加深的表现，而不是中国国内经济的失衡传递到外部经济。贸易顺差并不可怕，它反映了内部经济的调整步伐未跟上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因此调整进出口战略，加大高新产品的进口，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是理性的政策选择。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检验、贸易失衡与储蓄投资失衡的因果关系检验、世界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和中国出口产业的行业利润等多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日益深刻的背景下，通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出现的外部经济不均衡问题，是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出口过快而导致的贸易失衡，而非国内一些观点认为的产能过剩而造成的被动出口大幅增加，进而导致贸易失衡问题。
2.出口是理性的，中国出口量的大量增加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在此情况下，以减少国内投资来降低贸易顺差的政策是错误的。
3.在对储蓄进行调整时，硬性的减少出口产业的信贷额，会对出口导致严重的打击，并不利于中国外贸的长远发展。
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适当减少经常项目顺差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但如果简单地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允许人民币升值，以及降低投资和外汇储备对金融机构的注资等，都难以对经常项目进行有效调整，还可能产生较大的副作用。我国要改善内外不均衡的状态，需要从以下三点着手：
1.目前国内以内部调整为主的战略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随着外部贸易的主导性越来越强，过分依赖内部调整并不能达到内外部经济均衡的目标。合理的政策应该是在以内部调整的基础上，加重外部调整的力度，改善进口结构，适当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重要战略物质的进口，从而有效减少贸易顺差。
2.国内内部经济的调整还存在着方向性、指导性的问题。目前国内减少贸易顺差的指导性思想是降低投资，以投资的减少来降低出口的大幅增长。但这事实上忽略了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出口是理性的，是世界市场的需求所致，并不能简单的通过减少投资而减少贸易顺差，这样是对经济的一个扭曲。合理的政策是加大对投资的管理，调整投资的行业分布以及流向，对基础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有计划地减少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投资。
3.在对储蓄调整的同时，要使其与外部政策相配合，要兼顾投资与出口的变化，不能与之脱节。储蓄调整应对投资具有合理的引导性，同时并不能以盲目的减少出口为代价，否则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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