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与我党历次开展的学习教育活动对比，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最大的特色是要突出实践性，中央指出，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要求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使“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全面掌握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并运用于指导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最终需要体现在实践上，重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沉积了不少问题，前进中还面临着不少困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前进中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去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只能凭借解放思想去解决，关键的关键在于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的全局。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既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又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现实关怀、人文精神和有序发展是其价值追求。我们要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追求，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治国安邦的具体政策举措和制度规范，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发展共识，应注意处理好一些重大关系，着力解决好一些重大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好一些关系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问题，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需要。
一、深度改革的动力问题
改革是发展的加力器，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成为全民的共识，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不断扩大，改革动力的问题也日渐凸显，中国社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发展烦恼。对此，中央有清醒的认识，始终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但目前一些改革的现实路径往往是运动式、突击式治理的成果，往往只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强势推动。例如，非典疫情带来的卫生防控体制的改革，安全事故频发带来的行政问责和安全生产领域的全面改革，三鹿奶粉事件带来乳制品全面严格监管，等等。以致一些改革走进了“危机-治理-改革-再危机-再治理-再改革”窠臼，以至社会成本，行政成本，政府公信力损失极大。这样的改革路径很有可能是产生“鼓励失败”机制的温床，很有可能使爆发危机的部门事后往往取得更多资源配置权，这种话语权往往通过所谓改革的形式予以固定。如果将这种将危机治理作为常态推进改革的方式，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革的动力只能是依靠人民，是不能以个人意志和关注点为转移，只为群众的需要而产生，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要实现人民的首创精神成为改革真正的原动力，实现人民的利益诉求真正纳入公共语境，纳入决策价值的衡量标准，就必须建立起公民正常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实现人民群众改革参与权，改革成果享有权，改革绩效评价权，这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一个先决问题。
二、公民社会有序发展问题
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国情告诉我们，讲科学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就是保持中央的权威和政令畅通，核心的作用在于引领我们前进的方向，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保持核心的基本方法就是民主集中制。中国目前的国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我们的党执政正面临公民社会的新情况，如何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是对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大考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公民社会对公共治理具有极大的价值，这从汶川特大地震全国志愿者纷纷响应，集体动员就可得到明证。公民社会作为具有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共同体将有利于在制度框架内形成利益表达和有序参与政治进程，对凝聚社会共识，谋求共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以及与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不断完善相互作用的形式，将极大丰富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形式，其机制必将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另一个现实问题。
三、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
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我们应该明确，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人本，不是孤立的人的个体，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人的群体的相互结合，没有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人的发展就谈不上人的群体的发展，没有作为人的群体的发展，绝对谈不上个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一定要注重效率，人的群体发展一定要兼顾公平。最近仍在深度发生的西方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就十分深刻。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分析，一个社会如果只注重个体的发展，效率可能会发挥到极致，如西方社会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但金融风险也将无限放大。一旦人的个体发展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个体与群体内在的紧张关系就将爆发，如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就以信用破产显现。群体发展的受制最终导致个人发展的受阻。在人的个体发展问题上，内在要求执政者放松管制，积极扶持；而对人的群体发展则要求执政者适时介入，裁以公平。不容忽视的是，裁决者本身也存在利益导向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决策透明，程序公开是保证公正的最好手段，正确界定权利边界是促进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保障。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形态执政者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完善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又一现实问题。
四、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来，要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科学发展的生动局面，离不开中央和地方事权的正确划分，离不开与之相配的财税体制的深度改革。决策信息链和传导机制过长，地方政府事权不断弱化（垂直部门越来越多），各级政府责任与权力不对等，是我们值得警惕的倾向。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体系，落实事权和财权一致的财税体系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核心内容。除外交、国防外的公共服务应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政府保留宏观调控、调整经济布局、避免地区封锁和为扶助区域发展不平衡转移支付竟而与之相应的配置资源的权利，其他经济社会文化事务权力应放权地方。与此相对应，财税体制改革，所得税应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主体，商品（劳务）税和财产税大部分应留给地方。这样税收划分体制不但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早日实现，也有利于在公共服务需求的源头就能获得有力的财政支撑，转变基层政府“吃饭财政”的现实。合理划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以往单纯依赖投资、外贸拉动经济增长，转而形成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有力的促进。商品（劳务）税和财产税大部留给地方，将大大激励地方政府市场流通环节的执法力度和制度创新，确保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形成，实践也一再证明，地方政府对于鼓励交易，扩大内需相对中央政府将更加富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