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似乎因为翻找什么东西，在一本书里发现了自己插队时的一张照片：我穿着一件破烂的棉袄，腰里系一根柴草绳，站在一棵盛开着红色花朵的桃树前，更远的背景是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前方，则是烟笼雾绕的峡谷，我就在这里插队落户。那时我刚刚20出头，却显得瘦弱苍老，黑黑的脸上胡子拉渣，头发蓬乱得必须用手压住才略显驯顺。
我问女儿认识不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她摇头。
我觉得挺好玩，于是把自己插队时的影集翻出来给她看，告诉她，那个形如叫花子的人，就是她的爸爸。她笑起来：“您过去是这样啊！瞧你们穿的，都是什么呀！”
女儿这一代，已经非常讲究穿戴。服饰讲究品牌、精美、时尚，瞧不上“过景”的衣裤，更别提穿打补丁的服装了。
想想这一切是挺有意思的。谁不喜欢穿戴得整整齐齐呢？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制约着你：布票是有限的，吃“大锅饭”的人们收入是低微的。何况那个时代把讲究穿戴看成追求“资产阶级享乐”的腐朽观念。“文革”中，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不是把上街剪又细又紧的包腿裤作为“破四旧”的内容之一吗？所以当年人们大多穿得越破越好，似乎这样就更像无产阶级。而在“文革”中，什么服装也不如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更美。因为它已是阶级成分、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等一系列荣耀的标志。
我并没渴求过一身绿军装。我家庭的“海外关系”跟革命军人沾不上边，但是我却凭空得到过一件军装。说来挺逗，那是1967年的盛夏，校舍变成狼烟四起的战场。我校老红卫兵和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发生了长达数月的武斗，老红卫兵据守北边的教学楼，我们则占据南边的宿舍楼。一天晚上，我们这一派发动突袭，经过激战，老红卫兵们被打得龟缩在教学楼里。第二天，看看教学楼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便戴着柳条帽，手执钢筋打就的长矛壮着胆子进入教学楼，却不见一个人影。堵住楼梯的课桌狼藉地遍布楼道，碎砖头烂瓦片和自制长矛、棍棒、皮鞭等扔得到处都是。在一间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做饭用的电炉子、煮挂面用的铝锅和“红宝书”以及大字报底稿、“文革”小报等资料都胡乱扔着，在一个堆放着肮脏被褥的两屉架子床上，我发现一件退了色的绿军装皱巴巴地扔在那里，自然，它成了我的战利品。这是件咔叽斜纹布料的绿军装，估计还不是小兵穿的，虽然已经洗得发了白，但一块补丁也没有。从此一有“外交”活动，我就穿着它招摇。
我那时在北京中学界挺活跃却不甚起眼。可这件军装一穿，尽管有些肥大，但它依然为我罩上了一层光环，那些不清楚我底细的中学生们以为我有过硬的家庭背景。有个被称为中学生“4·3”派领袖的人物，一有活动，就必然拉上我。这种活动人员的流动是很大的，一批批地不断换来新的面孔，而每次活动，常有聪明漂亮的女同学凑过来表现出愿意和我接触、深谈的意向。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颐和园的活动中，在微波荡漾着秋月的昆明湖堤岸上，一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用感慨的语调对我说：“我终于找到啦……”想想吧，我这个一向“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一向有些自卑的人，突然受到这样的“礼遇”，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对此，我真是既惭愧又窃笑不已，以至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再穿这件军装满处“风光”了，毕竟我并没那样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
然后是去农村插队。尽管下大田时我很少穿它干活，但毕竟它无法历久弥新，所以先是被洗得发白，然后又开始糟朽—哪怕被酸枣刺、树枝一类的东西轻轻一挑就扯个口子。被我粗针大线地缝补了几次，后来实在缝不胜缝了，就破破烂烂地穿着它劳动。一直穿得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时已经是70年代初了，军装热已消退下去。一天，我在赶集时碰见了一个同学，他穿着一件“的确凉”半透明汗衫，一些老乡跟在他后面一个劲地打量那件汗衫。“呀，玻璃汗衫呢！”一个村姑叫起来。同去赶集的女同学、男同学也都在碰见他时，不是摸摸它的质地就是问问价钱，于是他很风光，不由得我想起我最初穿那破军装时的情景。我知道，这位同学的风光，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政治内涵，我从心底不由得笑了起来。
在中国出现服饰革命以来，我的确也穿过新的衣服，甚至十分规矩的中山装，三接头皮鞋，后来又是西装领带等。但是最让我风光的就是这件我捡来的褪色军装。它让我领会的东西，胜过书本。
服装和人类比，永远在数量上占多数，多出许多倍。它们被制作，被吹嘘，被喜爱，被遗弃，被花样翻新，又被无情地淘汰。人类的文明史有多长，服装的河流就有多长。毫无疑问，服装是时代的镜子。透过人类缤纷庞杂的服饰，你能看到、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