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经济之中的矛盾，在宋元朝代更迭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建立了元朝统治新秩序，闽南经济再次复兴，尽管它将朝着一个对本地区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不同于以往的方向发展。本章第一节论述在蒙古人占领前夕闽南面临的形势，并聚焦本地区在权力结构变迁之际时表现出的种种反映；第二节阐述闽南外国人社区扮演的新角色；第三节论述闽南在外国商人群体支配下新的繁荣模式；第四节论证说明地方势力叛乱给本地区造成的破坏性的经历；最后一节在与宋元时期对比的基础上，简要论述明清闽南经济的发展特征。
第一节 朝代更迭下地方精英的重组
在长江中游沿线抵御蒙古大军进犯的全部努力宣告失败之后，1276年初，南宋临安朝廷向元朝投降。1276年中，福州的一股抵抗力量拥立一位皇子为王，从抵抗运动一开始，泉州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月，由于受到前来镇压抵抗运动的蒙古军队的进攻，宋朝新立国君及其随从逃到泉州。此时，泉州的重要政治人物是蒲寿庚，1274年他主动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胜利后就在泉州官府衙门中任职。作为泉州市舶使和驻兵统领，他的权力似乎完全能够控制泉州。但蒲寿庚在关键时刻放弃了为宋朝献身的理想，抛弃了皇帝，随后逃到了广东。1276年末，泉州正式向蒙古大军投降。在损失了大量财富和集中在泉州的水军之后，抵抗活动胎死腹中。1279年，南宋残部停止了一切抵抗活动。当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发表他的关于蒲寿庚（其身份至今还不十分清楚）的有创见的著作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习宋元历史的学生都会接受上述观点。
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对这种观点提出过质疑，认为：第一，以蒲寿庚所担任的职务，他不可能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尽管他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第二，如果他身后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阶层（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全力支持，他就不会在投降蒙古人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权力基础是最有战斗力的正规卫戍部队及相关的指挥权。关于第一个观点的全部论述参见附录二。简而言之，蒲寿庚作为市舶使，他不可能拥有号令闽南的行政权力，而且1276年（在投降蒙古人前不久）他才被任命为招抚使。然而，此后不久他就击退了宋朝御林军的进攻。那么，他从哪里得到了大力支持呢？尤其是支持他控制一支能立刻开往战场的地方武装。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蒲氏家族的地方精英阶层的社会背景。
对于蒲寿庚的家族起源于阿拉伯血统或者波斯血统的观点，没有任何疑问。有一种观点认为，他的祖先来自阿拉伯的大食，他们来到南洋进行贸易活动，并在那里（很可能在三佛齐、占婆国或者海南）定居。后来，这个家族迁徙到了广州，不久就成为广州富有的家族。在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那一代，这个家族移居到了泉州。蒲寿庚家族史的这些说法主要有两个文献来源，即《闽书》和《心史》。根据蒲氏宗谱的记载，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蒲寿庚是宋代四川著名士大夫蒲宗孟的后代。蒲宗孟的祖先很可能来自西亚或中亚地区，直到蒲寿庚的父亲蒲仕宾被任命为晋江县丞时候，蒲氏家族才移居泉州。在这两种说法中，前一种说法文本矛盾较少，所以笔者接受这种说法。
有证据显示，蒲开宗在军中担任过低级官职承节郎。1136年，蔡景芳被赐予同样的职位，奖励他为推动海上贸易所作的贡献。在蒲开宗移居泉州后，他得到这个官衔很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除此之外，关于蒲开宗的其他信息我们并不知道。
蒲氏家族在蒲寿庚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很多争议。历史文献记载了蒲寿庚两个兄弟的名字，其中暗示他们参加过1274年抗击海盗的战斗。根据桑原骘藏的观点，蒲寿庚有一个兄弟叫蒲寿宬或蒲寿晟。桑原骘藏认为，尽管不能确定具体哪一个是他兄弟的名字，但这两个名字肯定是指同一个人。而罗香林根据蒲氏谱系记载的信息认为，蒲寿庚有寿宬和寿晟两个兄弟。1273年，蒲寿晟被任命为蒲州知州（在今天的山西省），并长期定居在那里经商。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蒲氏谱系中的记载仅此而已。然而，蒲寿宬是一位后来的史料都有论及的人物。由于史料中关于这两个人物的记载不一致，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蒲寿晟的存在。既然没有更多关于他的历史信息（即使有的话，他在泉州也不会起到什么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就重点论述蒲寿宬。
桑原骘藏和罗香林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一致认为，1271年蒲寿宬就任离泉州约160公里之遥的、位于广南东路的梅州知州，任期内，他政绩突出。在他出任梅州知州前（不迟于1265年），至少担任过另外一个中级军职。尽管蒲寿宬在临安御林军中任指挥官非常有威望，但他并没有在任期内做出什么政绩。然而他的政治生涯肯定在1274年抗击海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为其树立良好的声誉，并与地方士大夫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蒲寿宬是否利用过他与地方精英的关系来支持他哥哥蒲寿庚归顺蒙古人，这对投降者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桑原骘藏认为，蒲寿宬不仅与这次投降事件有关系，而且还是这次事件的实际策划者。但另一方面，陈垣指出，如果蒲寿宬参与了投降，那么他不可能在元朝新政权里与忠心南宋的名臣丘葵保持亲密的关系。陈垣的观点似乎更令人信服。我们可以在《癸辛杂识》中找到有关证据，其中有条记载是13世纪60年代中关于蒲寿庚的一条信息。据此记载，泉州当时的市舶使是王茂悦（又名王会溪）。蒲寿庚被指控逃避海运税。他洗刷罪名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一位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精英林乔进奉数量可观的银两，林乔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指控弹压下去。这里有一点十分重要，虽然王会溪是蒲寿宬的好友，在上述如此微小的事件中，蒲寿宬显然没有利用他与王会溪的朋友关系来帮助他的兄长蒲寿庚。不过，蒲寿庚是地方精英家族中的一员，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作为泉州招抚使和市舶使，蒲寿庚可能控制着一支很有实力的地方民兵武装力量，以及他自己的或者由他指挥的随时可动员起来用于军事目的商船舰队。如果考虑到他精英家族的背景，这一点也不奇怪。然而，这样的权力基础还不足以使他下达命令归顺蒙古军队，并带领他的武装抗击忠于宋朝的军队。只有得到地方权势精英阶层的大力支持，他才能做到这一点，当时的军事形势可以证明这一点。
13世纪中叶，有3支军队驻扎在泉州：禁军、厢军和土兵。禁军分4个部队：第二十六威果军、第十全捷军、广节军和左翼军。前3个军共1 277人，最后1个军包括1 331名马步军和6艘战船及所属551名水军。厢军也分属4个单位共计2 000多名役兵；土兵人数大约为1 500人分驻各县边陲。就战斗力而言，驻扎泉州的左翼军在禁军中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战斗力最强。更为重要的是，从1219年开始，左翼军不再像分驻福建各地的禁军那样接受福州安抚使的节制，而是直接受泉州知州的指挥。
1276年，蒲寿庚接任招抚使时，泉州除了民兵武装外（蒲寿庚亲自招募的军队，因此完全受他的控制），还有一支作战经验丰富、装备精良和受泉州知州直接指挥的正规部队左翼军。在这样的战乱时期，泉州知州和左翼军其他首领的立场就显得十分关键。换言之，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泉州就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在蒲寿庚的带领下投降蒙古人，1277年，保宋军围攻泉州很可能就是另一番结果。
尽管左翼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研究蒲寿庚的学者直到最近才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这支部队发挥的作用上。除了笔者在1991年发表的著作外，黄宽重也认真研究了这支左翼军及其在1276—1277年间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文献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要——黄仲元（1231—1312）是一位莆田学者，他的文集中有一篇为一位名叫夏璟的人撰写的墓碑文，其中写道：
其先自淮入闽，占籍于泉。帐前总辖隐夫之孙，合门宣赞必胜之子。宣武旧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智足应变，勇足御军，功足决胜。海云、蒲平章（蒲寿庚）器爱之。河汉改色，车书共道，帅殷士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是时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武之力居多。观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观其所主，知在下之能。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夏璟无疑有着浓厚的地方精英背景，他指挥着左翼军，在宋元朝代更迭之际他和蒲寿庚是站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此外，由于泉州知州掌握着左翼军的指挥权，所以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1276年泉州也不可能向蒙古军队投降。当时的泉州知州是田真子。《宋史》记载了泉州投降事件，对田真子和蒲寿庚的投降行为予以指责，这说明田真子在这次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田真子是晋江本地人，1256年考取进士（恰好与文天祥是同年考取），排甲科第八名。他因此成为地方精英家族的一名成员。
能够证明蒲寿庚属于地方精英阶层的有力证据，可以在明朝永春县志中找到，其中收录了两个宋朝叛国者的传记。第一个传记讲述的是颜伯录的故事。此人是当地著名士大夫颜域的侄孙。传记记载：
至元丁丑，蒲寿庚降元，张少保来攻城，既解去，寿庚以全城功归诸故家，荐授从仕郎，广州路南海县尹，辞不赴。
另一个传记是关于一位永春人林纯子的故事：
林纯子字仲卿，业儒而通武备。宋季以边赏，授承节郎。……至元丁丑，沿海制置使蒲寿庚，以泉城降元。纯子以授城功，授忠翊校尉，永春县达鲁花赤，民爱而留之。历两考，遂归田，不复仕。中岁卜居城西，日与朋友讲论孔孟之学，屏绝异端邪说。有四书解，各已脱藁。
其他地方精英成员也加入了投降元朝的行列，后来许多人还在元代朝廷中当了官。如蒲寿庚的主要支持者尤永贤，他投降后得到了蒙古人优厚的待遇。后来，在一次外交行动中他死于占婆。据尤氏族谱记载，他的三个儿子因父亲的关系，也都当了官。他们分别被任命为忠翔校尉兼福州治中、武略校尉兼惠州治中、昭信校尉兼福州治中。他的一个孙子还被获赐予进士承事郎兼漳州推官。这个家族在闽国时期就定居在晋江，他们无疑属于地方精英阶层，并在元朝之后仍然继续享有这种地位。
我们现在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蒲寿庚1276年的投降及其与保宋军队1277年的冲突，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影响力和勃勃雄心，在这两个事件中他还受到由泉州学者、富裕商人、地主和士大夫组成的泉州精英阶层的支持。
当然，还有一些地方精英是保宋军队的支持者，他们在抵抗元军的活动中贡献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他们名字和事迹人们都很熟悉，因为他们是史书中被标榜为忠臣的人。相比之下，那些支持元朝的地方精英却没有被载入史册，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只有蒲寿庚这位外国裔商人才是投降元军的真凶。至此，事实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地方精英的支持，蒲寿庚的投降不会成功。
沿着1276年投降参与者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泉州的地方精英分子可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包括皇族宗室、一些地方权势家族和士大夫家族，他们都是南宋政权的忠实维护者。另一个阵营包括大批地方权势家族，他们与泉州外国裔居民关系密切，而且和蒙古入侵者比较合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保护和加强他们家族的自身利益。
受朝代更迭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南宋政权的忠实维护者，至泉州投降前夕，他们依然对当地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在保宋的抵抗运动中，他们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们没有毁灭在蒙古人的手中，而是毁在了外国裔泉州人和第二阵营的地方精英手中。当保宋大军围攻泉州城时，降元军队屠杀了数千皇族宗室、其他支持南宋政权的地方精英，以及2 000多人的南宋军队，他们是一年前从淮河流域调集而来。这导致了当地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结构的重新组合，外族人逐渐成为新的权力结构的核心。
第二节 泉州外来族群的霸权
随着元朝统治地位的巩固，闽南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即外族人对地方事务和经济的渗透。在闽南，外族群体包括西方人和南亚人等，他们在当地通常比汉人更有权势和影响力。这在闽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在南宋时期，定居泉州的外国商人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在地方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外国商人（其中包括已经完全中国化的蒲氏家族）的影响力能够超过当地的中国商人。随着朝代的更迭，蒲氏家族成为闽南最有权势的群体。尽管蒲氏家族最初主要依靠汉族地方精英打下了权力基础，但由于元朝实行亲西亚的种族政策，所以在新的政权统治之下，他们作为外族人比汉人享有更广阔的政治前途。
蒲寿庚得到了元朝慷慨的奖赏，1276年投降之后，他立刻被任命为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和泉州市舶使。不久之后，1277年中，他被朝廷委任江西行省的参知政事（江西行省的副长官）。1278年的阴历八月，他又被任命为福建行省的副平章政事（福建行省的副长官）。随后是一系列的省级职务任命，至迟到1284年，他被擢升为泉州行省的平章政事（福建行省的长官）为止。据说，1297年他被任命为闽南新设行省——平海行省的平章政事，但他在这个职位上的任期却不得而知。不管怎样，他是众多投降元朝人物中唯一一位在新王朝中享有持久和耀眼政治生涯的人物，几乎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由于长期在地方担任高官，他可以巩固和加强他的家族在闽南已有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力。桑原骘藏和罗香林举过一些蒲氏家族成员或近亲在地方官府中取得成功的事例。
例如，蒲寿庚至少有一个儿子在13世纪中叶被任命为福建行省的副参知政事。他的另一个后代（可能是他的孙子或是侄孙）在14世纪20年代担任过福建等区都转运盐使，这个职位不仅负责对国家垄断商品如盐、铁、酒和糖的管理，而且还负责海上贸易和海上事务。蒲氏家族的两个女婿尤为著名，佛连是蒲寿庚的女婿，他是一位定居泉州的穆斯林商人，手下有一支由80艘商船组成的船队。1293年，在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后嗣，他的财产被当地官府充公。另一个女婿亚兀纳（或那兀纳，波斯语中可能是阿伯纳）也是位穆斯林，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大，由于他是元末叛乱的泉州波斯卫戍部队的统领，所以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单独论述。
除了蒲氏家族及其亲戚外，泉州的外族群体还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商人。但泉州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宗教人员群体，包括穆斯林、罗马天主教、景教和印度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当地中国人改用外族姓名，信奉外族宗教，他们因此被登记为外族人，享有国家赋予外族人的种种特权。官方称这些外族群体为“色目人”，意即“长有色瞳孔的人”。元朝政府对他们特别依赖，尤其是在闽南，他们在地方官府中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官职。由于闽南经济严重依靠海外贸易，所以市舶司官员对闽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根据罗香林的观点，在元朝除了蒲氏家族及其裙带关系之外，泉州大多数的市舶使都是由色目人担任的。显然，闽南受到定居该地区的外族群体的支配，几乎一直持续到元末。
朝代更迭后幸存下来的中国地方精英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继续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另一类从事农业生产。前者有个吴氏家族的例子，他们在大约14世纪末的时候，派遣了一支由100多名商人及水手组成的商船队到古里地闷（Timon）经商。李闾传记，此人是明代著名学者李贽的祖先。传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殿前公（李闾）为人敦厚寡言，……承藉前人畜积之资，常扬航海外诸国。是时元纲改纽，夷人据泉，干戈扰攘，狱讼繁兴，而人蔫饥，公每散财以济之，活人者多。夷人虽暴，敬公德行，火敢有犯。
有两个泉州商人——孙天富和陈宝生——也在高丽、爪哇、泰国南部等地进行贸易活动。
这些商人的成功与那些生活在偏远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势家族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代泉州著名士大夫苏颂的后代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根据《燕支苏氏族谱》的记载，苏氏家族非常富裕，在乡下拥有大量的地产。但1303年（时间可能有误）他们的时运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地方官府给他们分派了一个任务，让他们向帝国首都大都（今天的北京）转运泉州三个县5 180两的人头税（丁粮银）。但倒霉的是，在他们渡长江时遭到抢劫，所有苏家的差人都被杀害。然而，身在泉州的家人还不知道惨剧的发生。1311年，当地方官员派人到苏家的庄园调查此案时，发生了冲突，几名官员受到攻击。结果，苏家的整个庄园被当地官府没收充公，大多数家族成员被监禁，随后被处死。这个曾经富裕显赫、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家族彻底覆灭，幸存者逃到了福建其他地方。有趣的是，根据族谱的记载，苏唐社是苏家一个分支的祖先，他是1311年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改名为阿合末——这是阿拉伯语——并定居泉州。苏家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与蒲氏家族的女儿结亲。在1351年，苏唐社死的时候，已经积攒了很大一笔财产，包括900亩耕地、5个荔枝园和大量的现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苏氏家族的这个支系之所以能够复兴，皆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海上贸易，以及他们和当地外族人结成的紧密关系，尤其是蒲氏家族。苏唐社的经历生动说明了外族人在闽南充满活力的支配作用，以及当地外族群体和当地富裕家族的紧密关系。
第三节 繁荣的再现：延续与变迁
13世纪末闽南经济开始复苏，主要是因为商业的扩张。早在1277年，当南宋军队的抵抗活动还未结束时，元朝就已下令恢复泉州、明州、上海和澉浦（杭州湾北岸）四个地方市舶司的职能。军队将领主管市舶司的工作，具体负责组织和督促商业船队出海进行海上贸易，并在船队返回国内时收缴关税。第二年，掌管泉州海上贸易的唆都和蒲寿庚，奉命到海外向其他国家通告元朝帝国建立的消息，并鼓励他们对元朝朝贡并进行贸易活动。这两条官方通告表达了元朝皇帝忽必烈欲振兴海外贸易的愿望。这个政策主要是通过泉州的蒲寿庚来付诸实施的，他熟悉商贸，与海外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且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商船队。
在元朝政府积极的贸易政策鼓励下，中国沿海的海上贸易迅速得到恢复。在众多设置市舶司的海港中，泉州比其他地方的发展都要快，并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最繁荣的港口。元朝著名学者吴澄（1249—1333）留下了这样一些描述泉州的资料：
泉（州），七闽之都会也。蕃货远物、异宝奇珍之所渊薮，殊方绝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之最。
外国旅行家们也生动描述了泉州繁荣的商业活动。其中最早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的叙述。1291年他游历泉州，他这样描绘：
在刺桐城有一个海上港口，大量印度商船云集这里，满载非常值钱的商品，例如价值连城的宝石和体积大质量好的珍珠。这也是周围四邻、蛮子省商人群聚而向四面八方出发的一个港口。一言以蔽之，在这个商埠，宝石、珍珠等商品贸易的壮观景象，的确令人吃惊。船舶装载商品后，从刺桐港出发，可以通往蛮子（福建省）的各地及其他地区销售。而且，我要告诉你们，假如有一只运载胡椒的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其他基督教国家，按比例而言，必定就会有一百多只船的花椒运到这刺桐港。如此多的商人和商品聚集在这个城市，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你也许知道，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港口之一，大多数的商品能运送到这里，是因为这个港口的便利和巨大。
半个世纪后，一位穆斯林旅行家依本·白图泰印证了马可·波罗的记载，这座城市的繁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个大城市，的确好极了，他们织造的天鹅绒锦缎和各种丝织品，就以刺桐制造命名，比杭州和大都的织物还要好。刺桐港确实是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或径称世界唯一的最大港，亦无不可。我曾目睹大艟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其他小船，则更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在许多同时代人的印象中，泉州是中国具有领先地位的港口。
这一时期，泉州的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今天的东南亚、南印度、波斯湾、阿拉伯，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简要介绍可以在《岛夷志略》一书中找到，此书是泉州人汪大渊写的一本记述国外地理的名著。14世纪上半叶，该书作者跟随商船从泉州出发游历了他书中所描述的大多数国家。在元代，亚洲东北部国家，如日本和高丽与中国的贸易仍在继续发展，但主要是通过明州港来进行的。有趣的是，汪大渊并没有提到这两个国家，当时闽南的海上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这种情况与该时期泉州外族群体的祖籍渊源有很大的关系，其中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是主要群体，接下来是南印度人和欧洲人。
元朝沿用了宋朝的大部分海事管理规定。1293年，元朝颁布了一套新的海事管理规定，并于1314年进行了修订。这些规定与宋朝的比较接近，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仅指出从1277—1322年间一些与本话题紧密相关的政策变化。从1277—1284年，海上贸易向私商开放，1284年，官府采用“官本船”（使用官方资本的贸易航行）的新做法，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市舶使被改称为市舶都转运使，负责委派远洋船只、选择货物、安排可靠的代理商来管理远航船队。作为回报，官府可获得70%的利润，剩下30%的利润留给代理商。这种做法就是要确立官方在海上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垄断持续了一年之后，朝廷放宽了垄断政策，允许私人和官方的舶商一起进行海上贸易。1303—1307年，海上贸易全面被禁；1311—1314年，朝廷再次实行禁令。在1314年之后的6年间，朝廷规定只有官方商船才能进行海上贸易。从1322年直到元末，海上贸易才完全向私人开放。
很显然，元朝政府已充分认识到海上贸易能够创造巨额利润，以及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尽管朝廷的一些消极想法偶尔会导致全面禁止海上贸易，但更多情况下，元朝无法抗拒对海上贸易垄断（甚至在短期内）的欲望。以闽南为例，即使在官方贸易航行体制下，外族商人也能成功，因为他们控制着负责选派海外贸易航行代理的市舶司。
元朝统治阶级也能通过泉府司分享海上贸易中的巨额财富。泉府司大约设立于1281—1282年之间，它的设置是为了取代中央的监管机构斡脱总管府。简而言之，这个中亚穆斯林组织掌管的政府部门，负责管理皇室和其他皇亲国戚的财政和资源投资。泉府司不仅提供高息贷款，而且也参与商业活动，其中包括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1287年，泉府司的一个分支机构“行泉府司”在泉州设立。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行泉府司经常派遣出境航海经商，它对市舶司偶有干预，有时甚至控制了海上贸易。这个部门也为那些缺乏足够资金从事代价昂贵的海上贸易的私商提供贷款业务。作为回报，这种贷款的利息非常高，月利息率高达30%，年利息率高达100%。对于有利可图的海外贸易而言，有证据显示，这样的利率可能还是比较低的。尽管行泉府司为海上贸易的资金周转提供了便利，但它最后从舶商在海上贸易赚取的利润中获取的回报也十分可观。不管怎样，这个权力巨大、资金雄厚的中亚穆斯林组织掌管的机构，无疑强化了外族群体对闽南的控制。在复兴和垄断这个繁荣的海上贸易的进程中，元朝朝廷很可能是受到了潜在利益的驱动，但到头来，朝廷执行的各项措施却加强了闽南外族群体业已拥有的强大影响力。
闽南经济的其他领域，尤其是瓷产业和纺织业也因海上贸易的复兴而繁荣起来。马可·波罗生动地描述了泉州的瓷产业：
我再次告诉你们，上文提及的这个省的汀州（tingiu），城里大量生产大大小小、品质精美的碗碟瓷器，比我们在其他城市见到的都要精致，可谓无与伦比。这些物品只在这里才能够烧制，并由那里被运往世界各地，所到之处皆被视为珍宝。这里瓷器的产量多，价格便宜，一枚威尼斯银币可以买三只精美绝伦的瓷碗，比你想的都要好。
我们将在第八章中再次论述泉州的瓷产业。至于纺织业（如上文所述），伊本·白图泰曾留下褒奖之词：“这是一个大城市，的确好极了，他们织造的天鹅绒锦缎和各种缎子就以刺桐制造命名，比杭州和大都的织物还要好。”这段话意味着泉州的丝织业和商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闽南的另一个重要产品棉纺织品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比较残酷的竞争，因为先进的纺织技术已经从海南岛传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尽管如此，闽南的棉纺织品依然对海上贸易继续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在元代，闽南经济之所以能够继续繁荣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海上贸易的持续繁荣；第二，农业领域的商品化；第三，家庭工业依然为市场提供产品。然而，在宋元朝代更迭时期，闽南人口急剧下降。例如，泉州登记在册的家庭数量从1250年的25.5万户下降到1290年的8.9万户，这为闽南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商业化生产的良好环境，因为粮食进口的大幅减少为闽南带来贸易顺差。如在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的描述中清楚显现的那样，闽南的工业诸如瓷产业和纺织业继续保持繁荣，现在这些行业吸纳了该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其结果是，元代闽南通过产品商业化进行的区域经济整合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闽南的经济结构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外族群体控制着闽南繁荣的核心领域“海上贸易”，尤其是这种贸易的海外关系。这导致了泉州港与闽南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开始解体，尽管从表面上看，闽南的繁荣还在继续，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在逐渐受到销蚀，闽南地区间的差异开始拉大，繁荣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享有的专利。
第四节 元末经济的破坏
在元代，外族人对闽南的控制最终导致了1357—1366年间波斯军队毁灭性的叛乱。许多学者都研究过这次叛乱，前岛信次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最为详细和最为可靠的复原。除非另有说明，下面关于这次叛乱事件的概要就是根据他严谨的研究而表述的。
在蒙古人统治的最后几十年，朝廷的权威迅速衰落，许多省爆发了起义。1352年，政治动荡传播到闽南，起义首先在兴化路爆发，接着是泉州路的南安和安吉县。为了镇压起义，居住在泉州的外族人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军事训练。由于这些外族士兵绝大多数是波斯人，所以这支重要的新生地方武装被称为“亦斯巴奚”（“亦斯巴奚”在波斯语中是军队的意思，或称“波斯军”）。
1357年，这支镇压起义的波斯军队自身也成了朝廷叛军，他们的首领是定居泉州的波斯商人赛甫丁和阿米里丁。在镇压地方起义之后，他们很可能接受了朝廷“义兵万户”（统领一万军户）的职位任命。由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他们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闽南的控制权。由于受到唾手可得的胜利的鼓舞，他们继续向北部扩张。波斯军队利用一年前行省官员内讧的有利形势，在1359年，赛甫丁带领一支远征军队包围福建行省的首府福州路。同时，阿米里丁突袭并劫掠了兴华路城。在他返回泉州后，兴华路陷入了混乱。起因是，兴华路内的几大权势家族陈家、林家和刘家，为争夺兴华路城的控制权而相互厮杀。他们中的林家与泉州的波斯军队联手围攻福州路，并于1362年年初占据了上风，这时候波斯军叛乱进入了第二阶段。
1362年2月，泉州市舶使、蒲氏家族的一个亲戚波斯人亚兀纳，背叛了阿米里丁并杀害了他。亚兀纳取得波斯军的领导权之后，成为泉州实际上的统治者。两个月之后，围攻福州的波斯远征军被他们的对手击败并逃回泉州。尽管这次失败遏制了波斯军的野心，但他们的野心如此强烈以至于福建行省的当权者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波斯军数次派遣军队前往兴化路，要么干涉当地的政治斗争，要么劫掠那些对他们抱有敌意的地方家族控制的边远地区。他们不止一次地对福建行省的行政命令置之不理。在亚兀纳的控制下泉州事实上处于独立状态。1366年，波斯军再一次占领兴化城，它的一支远征队甚至到达了福州城南的福清县城。至此，亚兀纳的叛乱达到了高潮。
然而，这支波斯军的好运在1366年4月走到了尽头，在兴化城的战斗中，他们遭遇了巨大挫折，福建行省的正规部队和波斯军从前的敌对家族联手把波斯军彻底打败。据说，中国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波斯军的防线，这使他们无法施展强弓长箭和利剑坚盾的威力。经过一天的战斗之后，波斯军死亡数千，其中包括所有的首领。那些从战场上逃出来的人又遭到了农民的打击，最后只有四名骑兵狼狈逃回了泉州。尽管这些数字有些夸大，但在这一次战役中波斯军损失了大部分的有生力量是个不争的事实。
当联军在福建行省副平章政事陈有定的有力领导下向泉州城逼近时，亚兀纳的两位颇有影响力的部下向陈有定投降，泉州于是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围攻战。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位是泉州本地汉人龚明安，负责掌管丙州盐场。毫无疑问，他出身地方精英家庭，因为和他一起投降的还有他在官学里担任学正的儿子和在行省司法诉讼中担任历问的女婿。龚明安带领他召集的水军集结在晋江上的东南城门外，等待陈有定的军队到来后，向他投降。另一位名叫金吉，他是驻扎在泉州的左副翼万户府下面的一个外族的千户（统领一千军户）。他曾在元朝首都上都任过职，1333年，由于他平定某地的暴乱有功，其后朝廷奖励他到泉州任职。他利用这个机会定居在泉州外族人社区中，并积极参与当地穆斯林事务。他的儿子金阿里死在进攻兴化的战场上。当时，由于泉州在福建行省军队的围攻下，叛军面临着几乎铁定的败局，金吉和他的部队被派往泉州西门担任把守任务，他秘密地向福建行省的军队投降。有趣的是，他的部队中绝大多数不是波斯人而是1276年投降蒙古军队的南宋左翼军的后代。金吉的投降让人猝不及防，亚兀纳没有进行太多抵抗就束手就擒了，泉州城因此躲过了一场毁灭性的围攻和战争的破坏，波斯人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叛乱就这样被平息了。两年后，泉州和福建行省成为明帝国的一部分。
那么，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叛乱对泉州和闽南经济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次叛乱的影响是致命性的。毫无疑问，兴化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而且丧失了相当一部分人口。漳州地区由于在动乱时期与闽南其他地区相互隔绝，所以，它不再从泉州海上贸易所支撑的区域繁荣中受益。
作为叛乱的大本营，泉州的情况也并不好。波斯叛军垄断海上贸易，残酷掠夺其他的地方精英，造成许多富裕的权势家族破产。尽管海上贸易在波斯人叛乱时期并没有停止，但失去了活力，因为由少数人垄断的海上贸易使重要的海上贸易关系网络严重萎缩。此外，在外族人社区中，用于经济目的的人力资源也很少，因为数千人被征召参加波斯军以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
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化，许多富裕商人，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带着他们的资金、贸易关系和其他必要的海上贸易资源移居中国的其他地方。上文提到的泉州商人孙天富和陈宝生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1365年，他俩定居太仓（在今天的上海附近）。朱道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这位泉州商人带领着首个外国人商团向新建国的大明王朝朝贡，受到了明朝奠基者太祖皇帝（1368—1398）的礼遇和优待，也因此朱道山成了孙天富和陈宝生的好友。在明朝军队征服浙江地区后不久，朱道山就宣布拥护大明，他被明朝称为“远人”（即外国人之意）。很显然，朱道山以前是一位立足泉州的著名的外来商人，在元末时，他从泉州来到浙江，并定居在那里，也很可能在明州定居。前面讲述的三位迁居长江下游地区的确切原因还不得而知，但是，闽南恶化的商业环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五节 明代及其以后的闽南
明代的海上贸易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明太祖统一中国之前，他沿用了元代的做法，为推动海上贸易，明朝于1364年在太仓设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海上事务机构。朱道山为这些重振海上贸易的努力提供了极大帮助，但这个机构在统一中国的两年后，即1368年被撤销。此后不久，海上事务机构又在宁波（明州）、泉州、广州设立。然而，它们在功能上与前朝有很大的不同。它基本上是一种外交机构，执行朝廷新制定的外交政策，即只接待海外官方的朝贡使团。这些朝贡使团必须得到中国官方授予的身份证明，不允许外国私人商旅来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此外，对这些外交使节也有许多严格的管理规定，如他们来中国的频率、船只的数量和船上的人员、贡品和其他商品的数量、目的地港口和来大明首都的路线选择，但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规定而已。这种制度使泉州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只有从琉球（即今天的日本冲绳县）来的朝贡使团可以停靠泉州港。从高丽和日本来的朝贡使团被指定在宁波港，而所有南洋来的朝贡使团必须停靠广州港。尽管与琉球的朝贡贸易有利可图，但新的管理规定确实把泉州阻隔在其他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尤其是闽南原来长期占有的海上贸易市场的大门之外。
1374年，这些机构被撤销，但1403年，在闻名世界的郑和（1371—1435）下西洋的前夕又恢复设立。1474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到福州。做出这一举动的原因存在很多争议，最合理的解释是，许多琉球朝贡使团的成员是福州人的后裔，所以，他们更愿意把船停靠在离家乡较近的地方，以便与他们的老乡进行贸易活动。事实上，这样的亲缘关系还引发了数起非法贸易和行贿行为，官方因此主动采取了措施对从琉球来的朝贡使团施加更严格的控制。1522年，福建和浙江的市舶司机构被撤销，仅留下广州的一个。1560—1580年，福州市舶司再次开放。1599年，最终朝廷又一次开设福州和宁波市舶司，直到明朝灭亡。然而，从16世纪初开始，官方的朝贡贸易急剧衰落，以至于它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彻底变得无足轻重。
中国明代处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对私商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事实上，禁止海外商旅活动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567年。闽南的海上经济在元末外族人群体瓦解之后，再一次掌握在汉人手中，然而，明朝新政权禁止私人进行海上贸易，其结果导致中国沿海非法贸易和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尤其在闽南地区。
如果说闽南的海上贸易已经完全衰落也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明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并没有停止，最终，朝廷明白了海上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567年，它改变了政策，允许当地的私商参与中国与马尼拉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上贸易。但他们还是要遵守海关的管理规定，并通过漳州湾的月港从事经营活动，因为朝廷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控制这些贸易的海关。就这样，闽南的商业中心由泉州转移到了漳州月港。在明清朝代交替时期，泉州又被厦门所取代，从此厦门就成为闽南的区域中心。
繁荣的海上贸易无疑是月港和厦门的命运支柱。那么，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和宋元之后的海上贸易存在什么不同呢？首先是，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是合法行为，而宋元之后的海上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属于非法行为。其次，明清时期闽南的经济和政治两股力量处于分离状态，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最后，月港和厦门都是从沿海小集市发展起来的，这里的非法贸易非常兴旺，他们起步于边缘化地带，而泉州却起步于区域的核心即州城。厦门的城市化发展直到清代才开始，即使在19世纪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厦门在海上贸易与城市化方面也无法和广州、上海相比。总而言之，厦门的发展在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上从未达到泉州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区域中心泉州的日渐衰落奏响了上文所述的闽南跨部门多元繁荣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