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代表作。它历来以结构的庞大复杂、富有历史感而被世人称道。这部作品使肖洛霍夫当之无愧地跨进了世界杰出作家的行列。同时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65年又摘取了诺贝尔奖金的桂冠。
《静静的顿河》主要是以1918至1920年苏联的国内战争为背景的。发生在顿河边上的残酷战争成为作家选取的特写镜头，是此次国内战争的一个缩影。
顿河两岸生长着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哥萨克。这可追溯到15世纪。大批不堪忍受农奴制压迫的农奴、仆役、流犯和市民，纷纷从俄国内地逃亡到边远的顿河、库班河大草原上成为“自由民”，逐步建立起具有自治性质的哥萨克组织。哥萨克酷爱自由，英勇善战，性格粗犷强悍。后来沙皇对哥萨克采取怀柔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授予一定“特权”、“荣誉”，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使之效忠沙皇。哥萨克一面务农，一面习武，过着一种传统的近乎中世纪宗法制的生活方式。
由于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里，远离俄国的民主运动，加之沙皇的欺骗收买，哥萨克逐渐变得愚昧粗野，狭隘偏执，充当起沙皇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和国际宪兵的角色；顿河也从自由的根据地变成反动的堡垒。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面对这一新生事物，国内外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极端仇视它。他们从四面八方反扑过来，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这样，建国之初，苏维埃政权便陷于四面重重包围之中。它所控制的地区主要是莫斯科周围的地方。面积只有全国土地的1／4。
苏维埃失去了粮食和煤炭的主要产地。由于原料缺乏，铁路瘫痪，40％的工厂停了工。劳动大众生活困苦，长期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两面包。与此同时，暗藏的敌人还不断在苏维埃地区制造颠覆破坏事件。1918年7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里等城市相继发生叛乱。8月30日当列宁离开他发表讲演的米赫里逊工厂的时候，社会革命党的女党员卡普兰乘机向列宁开枪，这位无产阶级领袖的身上中了两颗毒头子弹，伤势很重。
1919年春，协约国改变了反苏策略，把白军推到第一战线，组织他们统一进攻莫斯科。
苏俄的处境十分危急。可谓危机四伏。
十月革命爆发后，被推翻的各种反动势力纷纷逃亡到顿河流域，妄图把顿河变成他们颠覆年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根据地。
“静静的顿河”开始“波浪翻滚”，哥萨克面临着革命与叛乱、真理与偏见、红军与白军的根本抉择。
作品主人公葛利高里身上流淌着哥萨克的血液。他从小接受了古老的哥萨克传统生活方式的熏陶，青年时代应征入伍，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亲身的经历，现实的教育，同共产党人和革命哥萨克的接触，使他开始有所觉悟。十月革命后内战一开始，他参加了红军赤卫队，英勇地同白匪作战。1918年春，形势突然逆转，白匪利用红军执行政策上的过“左”错误，煽动顿河哥萨克暴动。葛利高里不能容忍所在部队不经审判就处决了全部白军俘虏，在白匪的“哥萨克自治论”的影响下，他脱离了红军，和哥哥彼得罗夫一块参加了反革命暴动。在白军中，他不断和白匪军官发生冲突。
1918年底，当白匪溃败时，他怀疑自己的道路走错了，便退出白军回到村里，想从此解甲务农。但红军和村苏维埃政权仍然对哥萨克实行过火政策，胡乱捕人杀人，葛利高里也被列入了被捕人员名单，他闻讯后逃跑了。1919年3月，顿河哥萨克再次暴动。葛利高里的哥哥在搏斗中被红军杀死。葛利高里怀着复仇的心理再次参加叛军，并爬到白军师长的高位，成了统率3000人马同苏维埃作战的叛军骨干。同年10月，红军很快打垮了南线白军，葛利高里带着情妇婀克西妮娅想随白军逃到海外去，但未成功。在对白军失望的情况下，他再次参加了红军，在布琼尼骑兵任连长、副团长，为赎罪奋不顾身地同乌克兰和波兰的白匪英勇作战。然而，他终究得不到红军的信任，1921年内战刚结束，他便被复员回村。这时，他的妻子娜塔莉娅死于小产，嫂嫂妲丽亚自杀溺死于顿河，父母也先后病故，只有妹妹杜妮娅已和村苏维埃主席珂晒伏依结了婚。葛利高里回村后想同妹夫珂晒伏依和平共处，但后者不信任他，声言要将他逮捕；他又听信了残余叛匪头目佛明的谣言，害怕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惩罚，于是投入了佛明匪帮。1922年春，佛明的叛乱彻底垮台，他潜回村中带上婀克西妮娅想远走他乡。潜逃时，婀克西妮娅半途中弹身亡，葛利高里心碎肝裂，独自一人在草原上走了三天三夜，然后把武器抛入开始解冻的顿河，孤身一人回到了村里。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看到惟一的儿子米沙特。
“这就是在他的生活上所残留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使他暂时还能和大地……相联系的东西”。
《静静的顿河》正是借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理环境而演绎出的动人的故事，主人公葛利高里是有很大的可读性的。
他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不自觉地卷入历史事件的强大漩涡之中，一直动摇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的。
葛利高里出身于殷实的哥萨克中农家庭。这就天然地决定了其性格的两重性即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在政治上具有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的全部劣根性；尤其是对几世纪遗留下来的保守落后的哥萨克传统观念的偏见，以及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他一直顽固地坚持，不愿舍弃。因此他站在冰炭不容的敌对阵营之间动摇徘徊，在白军与红军中三进两出，竭力寻找一条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哥萨克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然而，哥萨克中农是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葛利高里顽固坚持“第三条道路”的结果，只能越来越背离人民，最后以自己的彻底毁灭而告终。葛利高里悲剧的实质，是在阶级搏斗尖锐化的革命年代，企图追求和探索实际上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的“理想”遭到彻底破灭的悲剧；是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时期，既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又找不到自身的真正地位和道路的人的悲剧。
葛利高里作为二个个体的人，作为有个人“追求”和“理想”
的人是不幸的，他在历史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力。他双手沾满了战争的鲜血，只身一人站在被鲜血染红的顿河，似乎顿悟出了什么。作家抓住了这一瞬间，也是作家的某种理想的寄托，更是作家的伟大之处的具体体现。
顿河边上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是苏联国内战争的一个缩影。知一斑可窥全豹，新生事物得以存在是异常艰难的。苏联人民终于经受住了考验，克服了各种困难，挫败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