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关系在历史上就只能说难解难分了。二者皆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即使有时难免有些矛盾，总的来看，其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中国历来传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也有孔子去拜访老子的典故，它至少反映儒道两家的关系。中国古代有几个皇帝兼信儒道，比如汉武帝。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晚年却求神仙，信方士，这就接近了道家。这说明儒道两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但是，佛儒的复杂关系，可不是“一言以蔽之”就能说清楚的。起初佛儒没有什么大瓜葛，两家历来以调和状态存在。另外，儒家通常是皇帝钦点的“思想领导”，佛家怎敢有非议。而且儒佛两家的文化有很多融合的地方，大家互相利用，也不好撕破脸。不过，只要一有机会，佛家总是对儒家放几支冷箭。比如华严宗在为教派分等级的时候说：“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显性教。五教之外，还有最低的教：道、儒。”华严宗把儒家放在最低的位置，这明显是在诋毁儒道一脉。
到了唐朝，很多儒生都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最著名的辟佛者便是韩愈，但他也是最倒霉的儒生。他反对佛教的理论很肤浅，总是以维护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修养经来反对佛教。他认为佛家只讲个人修行，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从事生产劳动，这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有损害，这一点令他很不满，因此他才辟佛。这一点上便显现了他的思想狭隘性。不过他也没选对时候反对佛教，偏偏正逢唐宪宗李纯爱佛至极，他见宪宗要在宫中迎佛骨，便上书反对，结果惹怒了宪宗，被削职发配到岭南的潮州，途中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千古名句。一代大儒竟然因为佛而落罪，儒家和佛家的关系还能融洽吗？
后来出现了拥有唯物主义观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二者都比较尊崇佛教的教义，但又是无神论者，佛儒两家在他们的身上矛盾地融合着。
由此看来佛道儒三家的关系的确是说不清、道明的。
当代研究国学的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经为三者作了一个假设：儒家如粮店，道家如药店，佛家则如百货店。
民以食为天。儒家思想是历朝历代的治世经典，便如食物对于人的重要性，没有它恐怕中国的历史也就消失了，因此说它是粮食一点也没错。再说人有七情六欲，免不了生病闹灾，所以道家便坐堂问诊，开方抓药，炼出祛病消灾、救苦救难的仙丹，说道家是药店也没错。而佛家如百货店，五光十色，物货杂陈，琳琅满目，门庭若市。富家子财大气粗，保佑个平安什么的，自然是要求神拜佛，买个香火，千金不惜；贫穷的人也少不了它，小病小灾、小肚鸡肠，都要向佛倾诉，因此占个卦、问个卜，好比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也是离不了的。
这等比喻惟妙惟肖，正道出佛道儒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三家虽然“各司其职”，却也在不断竞争，一争就是两千年，其实说白了都是为了个“利”字。儒家不忌讳争名逐利，倒也罢了；但佛道两家不同，二者差不多都认为名利是身外物，却也为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打得头破血流，看来这些方外之人也很难免俗。
华夏姓氏的大观园
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
——季羡林
历来姓氏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占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这证明了人存在的缘由。一个人没有了姓氏，就好像无安家之所一般，终日恍惚，不知自己到底是谁家的人。姓氏不但代表着个人的尊严，也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季老在谈姓氏起源的时候，曾举过犹太人姓氏的来历。犹太人本来是没有姓的，但是统治他们的日耳曼人觉得这是绝对不行的，便要求犹太人必须有姓，这可把犹太人难住了。犹太人们来到了警察局，等候发落。德国警察大声喝道：“到门后边去站着！”犹太人便乖乖地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竟然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比这更恶毒的恶作剧。一个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赐给他一个姓，于是德国警察说了“放屁”二字。由此，犹太人又多了一个污蔑的“姓”。看似是个笑话，但在犹太人的姓氏里面，竟然也隐藏了这样一部民族压迫史，不禁让人反思。
中国人从古代到现代，都非常重视姓氏及其起源，在姓氏生发、灭亡、再生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颇有意味的事情。
季老曾讲过“闻”姓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由来。传说今日姓“闻”的人不一定都是闻太师之后。据推测，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被蒙人杀害之后，他的后人为了躲避迫害，便将自己改为“闻”姓。这个揣测是否真确，没有人知道，但是季老认为它是合乎情理的，比较可靠。
其实“闻”姓最早出自复姓闻人氏，是春秋时期少正卯的后代。少正卯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博学多识，很有名气。但他的一些主张与孔子不合，曾聚众讲学，学说中有很多与孔子相悖，使得孔子的不少弟子都跑到他那里听讲。后来孔子利用职权杀了少正卯。由于少正卯在当时颇富盛誉，远近闻名，因此被誉为“闻人”，即让很多人知道的意思。因此他的后代庶子支孙便改为“闻人氏”。
中国的姓氏称百家，其实远不止这些，中国古代姓氏几乎有千万个，只不过太多了，不好记录，便渐渐发生演变。比如“独孤”改成“刘”，“漆雕”演变成“漆”等。在姓氏的演变过程中，蕴涵着各种丰富有趣的故事。
就拿“漆雕”一姓来说，相传它出自姬姓。漆雕氏是周代吴国的开国国君太伯的后代，以漆雕为姓。后来，漆雕复姓逐渐演变成单姓漆氏。另外一个就比较有趣，称它是以技艺职业为氏。相传漆雕最早出现时是职业称谓，为油漆装饰工的古称。他们的后代就以祖先的职业或技艺的名称中得姓，故称漆雕氏，后改为漆氏。
再如“巫马”这个复姓。在周代的官僚体制中，有一种专门掌管养马并为马治病的官员，称为巫马，也就是马医官。巫马的后代子孙，有的就用祖上的官职名称命姓，称巫马氏，以后又逐渐形成了单姓巫。
姓氏的演变各式各样，千奇百怪，趣味无穷，每个姓氏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故事。即便是普遍的姓氏，例如张、王、李、赵，也许都可能是上古的古姓或是“皇亲国戚”，若是一一都说，与啰啰嗦嗦的九斤老太便没什么区别了，因此在这里只能浅谈几个有趣的内容。
人们常常为了自己的姓氏太普遍而烦恼，取个单名就很容易和他人重名，因此看到他人的姓氏比较特别便觉艳羡，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也不可称为对。任何人都应有一个姓名，姓代表人的来源，名代表人的个性，缺一不可，对于人本身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个人可以抛弃一切、可以忘却一切，却不能没有自己的姓名，若是连姓名都不要了，要么这个人是出家人，要么他就是世界上最可悲的人。
诗为禅家添锦秀，禅乃诗家切玉刀
（几千年来对禅诗的研究）没有发现哪一个是搔着痒处的。
——季羡林
古来禅与诗，情亲如兄弟。前人有云：“诗为禅家添锦秀，禅乃诗家切玉刀。”在这一点上，季老是极为赞同的。禅本枯燥，若非能大彻大悟者，听禅犹如入了云端，迷茫失措，无法尽得其意。而诗合人意，多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情真意切，尽在其中。前者观照方外世界，后者观照凡尘俗世，二者似乎大相径庭，若是运用巧妙，便可相得益彰。
为何称诗为禅添锦，而禅为诗增韵，还要从二者本身说起。
禅本是一种清净淡薄的境界，其高深莫测，与老子的“道”一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佛家修行禅的过程逃不过一个“悟”字，而许多大家名家诗词，意义深邃，韵味十足，也必须通过禅的“悟”，才能参透其言外之意，得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再者，赋诗词的人多是经过生活磨砺、仕途盛衰、人生悲欢离合之后，从而对人生发出的慨叹、哀怨和无助的呐喊，最终心灵获得觉醒。这与修行禅的过程中，由贪嗔痴恨爱恶欲的人生之苦，最后得以超脱、进入涅盘之境的过程相类似。以上两个相同之处，便构成了诗与禅的“内秀”契合之处。
自从诗与禅相结合、禅诗问世后，文人的诗多了禅的韵味，大大提升了诗的意境层次，因此诗词的水准普遍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而禅宗的奥义与诗结合之后，便逐渐被诗化，不再晦涩难懂，再加之禅宗“主张平常心是道，主张随缘任运”，这种独特的修行方法也为文人所好，很快得到了文人士大夫和诗人们的喜爱。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修禅诗人、诗僧所写的诗歌数量是巨大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因为倾心禅宗，所以也写出大量禅诗。例如，广为传颂的神秀禅师的首示法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还有与他同为师兄弟慧能的示法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流传千古，经久不衰。
文人的禅诗影响更大，如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等。
王维有一首《辛夷坞》，令人回味无穷：“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其中“木末芙蓉花”指辛夷花。当春天来到人间，辛夷花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然绽开神秘的蓓蕾，如此灿烂，好似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这山中的红萼，点缀着寂寞的涧户，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纷纷扬扬地向人间洒下片片落英，了结了它一年的花期。
短短四句诗，似描写花开花落，却是道尽了人间沧桑，顿悟生死之义。诗中无一字言禅，但禅言溢于辞表，读后立觉身世两忘、万念俱寂。
再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写雪景而三句不见“雪”，只以烘托之笔，一片空灵自在。待结句出“雪”字而回视前三句，便知“千山”、“万径”、渔翁，已全覆盖于深雪之中，万籁俱寂，物我相融，一片清净之意，完全是禅宗那种“外相已灭”的感觉。若说此诗禅的味道不浓厚，恐怕便是悟性有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