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说应该给哲学一
个更好的精确性，甚至要让它解决更特别的问题，给哲学一个助手；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让它成为实证科学的改革者。要让哲学成为能够拥抱所有可能的，甚至有些时候是不可能的问题的更伟大的体系。我们满足于现实、物质、精神。但是仍然要求我们的理论去拥抱这些东西，这种拥抱如此紧密，使得这些东西之间竟然容不下任何其他事物的介入。于是，就只有一个哲学，就像只有一个科学那样。它们俩都通过一个共同的、发展的努力去实现彼此。哲学方法的改进确实是必要的，这个哲学以前接受实证科学，而它的方法的改进是匀称的、完整的。
这就是某些人已经判定为对科学和理智有害的学说。这是一个双重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是有教育意义的，并且分析这个问题也将是有用的。
为了从第一点开始，我们要注意到通常并不是那些真正的学者指责我们侵犯了科学。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批评我们的观点，但这确切地说是因为他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判断，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科学的领地，而他们在这片领地上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感受到了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又一次，我们想要这么一个哲学，这个哲学会服从于科学的控制，并且它还可以让科学进步。我们以为我们在这方面成功了，因为心理学、神经学、病理学、生物学，它们逐渐向我们的观念敞开大门，而这些观点开始时是判定为难以置信的。但是，虽然这些观点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但它们从来都不是反科学的。这些
观点总是要证明一种努力，这个努力是为了构建一种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与科学有着共同的边界，并且从许多方面来说，还能够服从于检验。
我们不用沿着这个边界走，我们只需要注意到这里有这么一个边界，并且形而上学与科学也因此有相似之处，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我们分配给实证科学的位置了；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即便是实证主义，也不能把实证科学放在这么高的位置；对于科学，我们给予了它达到绝对的能力，就像我们对形而上学那样。我们只是简单地要求科学保留其科学性，并且不要夹杂着一个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这个无意识的形而上学会以科学的面具，呈现在无知者，或者半学者的人面前。长达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科学主义”都是与形而上学相交叉的。所有直觉的努力都已经提前被阻断，它打碎了我们以为是科学的那些假象。在另一种情况下，这种科学确实来自于真正的学者。
事实上，这些学者已经被坏的形而上学给欺骗了，而我们已经声称这个形而上学来自于科学，并且它通过一系列弹跳回到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歪曲了科学。这个形而上学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歪曲了观察，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停驻在观察者与事实之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认为可以为一些精确的例子提供证明，尤其是无语言能力的那些例子的证明，原来是为了更好的科学，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哲学。
但是假设，为了进入这些考虑中，我们既不想成为十足的
形而上学家，也不想成为十足的学者，假设我们并不关心学说的内容，我们忽略掉方法：只是简单地看一眼这些应用，我们就知道在进攻之前，它要求的是科学的封闭工作中哪个问题最少。
但是不应该只是为了看一眼我们赋予科学的位置。事实上，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困难，就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正是存在于那里。思考抽象的观念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形而上学的建构其实只是一个游戏，虽然我们很少倾向于这么说。直观地加深精神可能会更加艰难，但是没有任何哲学家会持续工作很久：他很快就会意识到，每次，自己都处于觉察的状态。反过来，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方法，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做足准备性的学习，永远也不能充分地学习。这里有一个哲学性的问题。我们并没有选择这个问题，而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它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因此，应该要除掉这个障碍，否则就不再是哲学研究了。
有一个可能的借口是，要告别雄辩术的诡计，因为它使得人的注意力昏昏欲睡，并且在梦中，它还提供了前进的幻觉。
这个困难必须要解决，而且问题必须要剖析到它的每一个元素。
科学将会带我们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甚至谁也说不出科学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这个科学可能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科学。我要说什么呢？光知道这个科学还不够，甚至也不能将深入研究推进得太远：当能力恰好以事实和理由为榜样的时候，它有时会改变某些方法、某些习惯、某些理论，而这些事实和理由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如果，我们初步学会我们不
知道的科学，并且我们将它深化，有需要的话，我们还会对它进行改革。还有我们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呢，还是几年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给予它所需要的时间。一生的时间是否还不够呢？眼看着几条生命走到了尽头，现在没有哲学家被强迫要构建一整个哲学。
说实话，哲学其实很接近一个学生了。它在某些方面已经作出了改变。如果我们的观点通常在其出现时就被判定为是难以置信的，那么它们中的一些现在就很平常了；而其他的正在努力成为平常的。必须要承认它们在一开始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应该要拔除那些早已深深扎根的习惯，发展真正的大自然的延伸。所有说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物质实际上都意味着静止和不变性是正当的；而运动与变化就会另外添加一些东西到事物中去，例如意外，这些事物本身是不会消失的，并且它们也是不会变化的。变化的代表就是质量的变化，或者状态的变化，这些状态在实体中接连而来。每一个质量，每一个状态，都会是稳定的，变化就是紧随它们而来的；至于实体，它的角色是支持那些接连而来的状态与质量，实体也将是稳定性本身。
这就是我们语言中的内在逻辑，并且这些逻辑全部一次性被亚里士多德所明确提出：理智本质上就是判断，而这种判断力是通过赋予主语一个谓语而实现的。这个主语被定义为是不变的，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给它定下的名字而完成的；而变化将会存在于状态的多样性中，我们时不时地会确认这种状态的存
在。因此，通过谓语对主语的同位关系，稳定对稳定的同位关系，我们不断地进步，我们跟随着我们理智的爱好而走，我们遵守语言的要求，所以总的说来，我们服从自然。因为自然注定要人类归于社会生活；自然希望人类有共同的工作；并且这个工作将会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一方面经过主语的绝对确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质量与状态的暂时确定的稳定性，这些稳定性会发现自己最终成为了表语。在说明主语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交流依靠着一个对话者已拥有的知识，因为实体被认为是不变的；自此，这些对话者知道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何方；于是，我们想要赋予他们的信息就来了，在引入实体的时候，我们就把实体置于信息的等待中，并且提供给它表语。但是，这不只是为了社会生活而改造我们，为了社会的组织机构而留给我们自由，也不是因此而使得语言成为必需的，大自然注定要让我们在变化和运动中看到意外，要让我们建立本质或者实体的不变性和静止性。
应该还要说，我们的感知本身就是根据这个哲学而发展的。
哲学在空间的连续性中，切割了准确选择出来的物体，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选择的，即选择那些在我们观察它的时候有可能被看做不变的那些物体。当变化太过于强烈的时候，为了不让人震惊，我们说我们所忙于的状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另一个状态，而这个是不会有更多的变化的。这里仍然是自然，它作为个人与社会行为的辅助师，追寻着我们的语言和思
想的伟大路线，不会让它们同时发生，并且留给偶然性和变化性一个巨大的位置。为了让人信服，只需要把我们能够称为事物的持续与我们的持续相比较：这是两种相当不同的节拍，计算看看，在我们的时间中可以感觉到的最短的时间间隔，掌握着数万亿的变动或者更普遍的外部事件，这些事件会重复出现；我们将这种巨大的历史事实放到几个世纪中去展开，然后我们在一个不可分的合题中领会了它。因此，感知、思想、语言，所有个人或者社会活动一起让我们面对着对象，当我们在思考这些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之看做不变的、静止的；就像面对着个人，同时还理解了自己；这些个人在我们看来变成了对象，并且，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了不变的实体。
如何根除一个根深蒂固的癖好呢，如何引导人类精神去推翻其习惯了的活动的意义呢，从变化和运动开始，把它当做现实本身来考虑；如何引导人类精神在静止或者状态中只能看到运动变化的瞬间？应该向人类精神展示，如果思想通常的行走在实际上对于对话、合作、行为是有用的、方便的，那么这个行走就会导致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解决的，且将一直不可解决，因此它被放到了反面。这确切地说是因为人们把它们看做不可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是提得不好，于是，我们将其判定为所有知识的相对性，还有实现绝对的不可能性。
实证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成功主要来自于那里，当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精神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些二律背反是人类的
制造。它们并不会到达事物的底部，但是通过一个自动的运送，它们会从思辨到达行为中约定的习惯。这是理智所做的放任自由，是理智可以取消的一个努力。而这对于人类精神来说将会是一次解放。
此外，我们还要赶紧说明：我们提议的方法不会自己被理解，除非我们将它运动到一个例子中去。在这里，例子是很合适的。在我们实施在状态中的并列形式之下，在一个空间化的时间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要重新抓住内部生活。经验具有所有的意义：那些要想做好事情的人，不会有任何痛苦地去再现自我的实体性，就如同再现其持续性本身。我们说，这就是乐曲不可分的、不可摧毁的连续性；在乐曲中，过去进入到现在，并且和它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全未分割的整体，虽然有那些加入到每个时刻中的东西，或者正是要感谢那些加入其中的东西，乐曲才会保留其不可分割的完整性。我们对完整性有直觉；但是自从我们在其中寻找一个理智的代表，我们便把随后的那些分开的状态排列成一条项链上的珍珠那样。于是，为了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需要一条线；它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没有谁与珍珠相似，没有谁与谁相似；只有空的实体，简单的词语。
直觉赋予我们事物，这些事物的理智抓住的只是空间的移位和形而上学的翻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