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记得是七四年还是七五年，一个插队多年的朋友终于被分配到了平遥柴油机厂工作，我特地请了假去看望她。在那样一个枯燥而严峻的时代，年轻人之间这种交往，就像是在精神上互相取暖。
那是我第一次和古城平遥邂逅。
忘了柴油机厂的具体位置，只记得它就在城边上，从我朋友的宿舍窗口，一抬眼，就可以看到日后将闻名世界的高大城墙。它灰苍苍的，阴郁、荒寒、古老，有一种端庄的颓败和不合时宜的坚韧。枯黄的衰草在冬天的墙缝中随风摇曳，是时光之外的伤怀，也是这小城的底色。那一晚，就在这看得见城墙的小房间里，我们喝廉价的、糖水似的葡萄酒，用柴油在煤油炉上煮饺子。古城买不到鲜肉，朋友打开一瓶珍藏多日的罐头红烧肉，剁碎了，再掺入胡萝卜和大葱做馅，竟是别开生面的香。一群人，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大家都喝得过了量，又说又唱，唱邓映易编译的那本《外国名歌200首》上的俄罗斯歌曲、苏联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还有，“为什么，我苦难的命运，送我到，西伯利亚……”
白天我们逛街，小小一座城，没什么可逛的，老式的街道，老式的铺面，卖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日用品，油、盐、黑酱、二面的饼和馒头、槽子糕、凭票证购买的色样单调的花布，从那些幽暗的铺面深处，飘散出古城特有的气味，一种年深日久的芜杂和诡秘的混浊，又清冷又温暖，又寂寥又热闹，奇怪地吸引你又拒绝你。古城地处晋中平原，汾河河谷的腹地，比山区要富庶，那里的人心，也比山区的人心要活络，这就是当年的我对这古城的全部认识——年轻没有阅历的眼睛是看不懂两千岁的城池的。
夜晚，这座城日入而息，漆黑一片。这座史诗般的古城，如死一样寂静。它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往昔，所有的秘密，所有的辉煌和骄傲，都沉睡着，不为人知。但我朋友的那扇窗子亮着，像黑夜不安分的心。还是那样一群人，喝酒，唱歌，歌声让他们泪流满面。这群人来自四面八方，北京、天津、上海、省城，都曾做过知青，如今，古城收留了他们，可是，他们仅仅把这小城当做了驿站。他们身穿“柴机”厂的工作衣，用厂里生产的柴油代替煤油烧饭，可是他们的心不在这地方。有时，他们会爬上高高的荒凉的城墙，向远处眺望，无边的田野扑面而来，惆怅和忧伤扑面而来，携带着汾河的水腥。这象征命运的城墙上，遗落了多少年轻生命的思绪和追索，如今，没有人能够知道了。
如今，平遥古城举世闻名，晋商和票号、幸存的城墙和明清建筑，已成为平遥的符号。这是全世界的平遥，每年，我几乎都要陪远道而来的朋友或客人登上高高的城楼。它一扫当年的苍凉，红灯高挂，旌旗招展，像一个穿上了盛装的新人。它尘封的历史和光荣，突然之间，变成了显学和家喻户晓的故事。城楼上，几门不知什么年代的古炮渲染着这城池的天长地久，似乎，它是直接从古代一脚迈到了辉煌的今天。我找不到我朋友当年的那城墙的踪影，我找不到属于我朋友的古城和荒芜的岁月，我站在城头，寻找那扇窗户，曾经，有酒有歌的窗户，古城夜晚的歌哭，它在哪里呢？我一片茫然。
1978年，我朋友参加了高考，来到了省城读书，从此离开了这被她视为驿站的古城。此后多年，她一次次离去，她总是眺望远处，最后来到了一个叫做杜伊斯堡的德国城市，一个更遥远更陌生的驿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这几乎就是天边了，没有更远的地方了，她还能到哪里去呢？
据说，她死于一场急病，没有人能说清楚她是怎样发病怎样挣扎怎样弥留，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见证。她举目无亲——这就是驿站的本质。在她离世多年之后，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幅画，画面上，是深夜的一个街道，雪夜，只有寥落的一个夜行人和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灯光投射在雪地上，那么孤寂，却又那么温暖，那么光明和诱人，像命运之光。我一下子想起了我朋友的古城，那扇不夜的窗子，盛满歌哭，也盛满朋友间相濡以沫的慰藉。我想，在那个杜伊斯堡，大概是没有这样一扇窗子，一片温暖和光明的灯光，在黑夜中诱惑着她一往无前投奔的。
两千多岁的古城，六百多岁的城墙，它们的仁慈和恩义，是不动声色的。在最黑的黑夜里，它们容留了一扇光明的小窗，一扇精神游子们相互取暖的小窗。其实，有这样一扇窗户的地方，还能称做是“驿站”吗？
那才是我朋友的古城，也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