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奔走在黄土地上，唱着信天游的豪迈关中大汉
1这是一群“北方的狼”
陕西，古为雍州、梁州之地（陕北、关中属雍州、陕南为梁州），又称为三秦大地，纵贯南北，连通东西，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区，处于黄河中游和汉江中上游，历史悠久，古老而神秘。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宋朝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曾经是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边关重地，整个陕西也失去了汉唐时期在全国的显赫地位。明朝建国后，政治局势逐渐安定，再加上当时政府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陕西经济逐渐恢复兴旺，为陕西商人群体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可能的大环境。但能和晋商一起成为我国形成最早的两个商帮则得益于明清政府对陕西的特殊经济政策。
老陕商将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到兴衰成败的高度，于是在陕西农村普遍流传着“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的说法。这种精神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陕西商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以智求财，深谋远虑是陕西人求财的老传统。正如兵家所提倡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宏大气魄，讲求的是“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从大处着眼，谋大局，首先取得战略优势豪气。
在布匹行，陕西商人提供的货物质量优良，货真价实，信誉卓著，购销两旺，货敞其流，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西北山巨川险，黄尘漫天，生活艰苦。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
正是这些从商品格作风，成就了陕西商人做大事的必要条件。
与其他各地商贾不同，陕商富贵后亦能保持富而不奢，生活朴素的厚重精神和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一部分陕西盐商居扬州贾盐富厚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淳厚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梁竹亭号称梁巨万，居扬州时“广陵富贵鳞集，俗颈侈务以衣食居屋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也”。三原商贾捐资修建三原城中龙桥更被称为古今佳话。凤翔的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缗，重新扩建而成的人车分道，三轨行驶的石拱桥。《两淮盐法志》曾记载，“两淮商人籍隶徽西，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夫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中国第二条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就是这些朴实的陕西商人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