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港岛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东欧更遭惨败。
R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
9月2日，卢布贬值70%。
这都使R国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
政策的突变，使得在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
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R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到1998年底，R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大陆采取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这和当时直至现在仍在坚守的严格的对外金融政策有关。
在当时采用的是相对保守的固定汇率机制，当然负出一定的代价是必然的。
国民有良好的储蓄习惯，大量资金集中于国有银行，这样可以对国家采取政策所起的作用起到帮助，投资没有像出现像现在的疯狂，对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有很大帮助。
国际资本国内的金融市场影响有限。
产能过剩如幽灵般挥之不去，钢铁、煤炭、有色、石化无一幸免，几乎全行业挣扎在亏损边缘。
房地产库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线城市的市长们开始为遍布郊区的空房子发愁，并默默承受土地无法继续变现的后果。
看似风光的银行业被互联网撬开了一个口子，正在快速逼近风险警戒线；而资本市场即将享受短暂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欢。
经济的焦点在新旧之间反复切换，躁动不安。
在众多近乎口语化的表述中，98金融危机被多次提及：
权威人士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
1998年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年份。
经济数据的异样首先出现在统计局官员的视野。
1997年第四季度，经济突然下滑，不仅致使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最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率从8。3%骤降至0。8%。
“软着陆”不到一年，经济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眼看要转入平稳轨道，却又要面对通缩“脱轨”的风险。
决策者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来源。
外贸管理部门没有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糟糕程度，乐观情绪在出口外贸领域过度蔓延，他们甚至把1998年的外需增长预期定为10%。
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负增长成为常态，这份乐观明显彻底地失败了。
外贸乏力，内需的启动同样生不逢时。尽管那些年，决策者一直在推动住房货币化、社会保障市场化和教育有偿化政策，企业家和商场也忙于价格战，期望从消费者手中掏出真金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