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利用新十一旅打内战，最终削弱和消灭他们的做法，让新十一旅彻底对国民党绝望，举行了安边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加紧酝酿挑起内战，国民党决定将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调往包头进行改编，然后派往绥西打内战。该旅领导人为保全这支部队的革命力量，反对反动派对它的破坏，坚决抵制国民党内战政策，于1945年10月举行安边起义，脱离国民党军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十一旅，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用行动表明了他们坚定的革命立场。
面对国民党咄咄逼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嚣张气焰，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人民武装力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新十一旅积极投身到这场斗争中，为保卫“三边”地区的安宁，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到1946年1月，解放区的面积已经接近全国总面积的14，达到229.1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3左右，达到1.49亿；解放区所拥有的城市为506座，占全国14左右；另外还建立起了热河和察哈尔两省民主政府。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这一成果，为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二、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对新十一旅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成果，不仅为其他解放区做了表率，而且在全国人民期待中国早日实现政治民主的时刻，带来了希望，作出了榜样，对国统区广大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同样也对新十一旅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致力于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促进边区民主政治的发展。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按照新的民主原则，于1937年7月正式开始民主普选工作，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通过选举产生各级代表和议员。在乡一级组织代表会，区、县、边区组织三级参议会，并选举出相应的各级行政机关。事实证明，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的代表各抗日阶级利益的民主政权，极大地推动着边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普选运动，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为进一步促进抗战，加强各个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调节各抗日阶级政治利益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简称三三制政策。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颁布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就明确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有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这一“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普选中全面贯彻，有力地推进了全国政治的民主化，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有力地推进着全国的民主运动浪潮，特别是战后边区实行的第三次民主普选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树立了楷模。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就决定对边区各级政权机关普遍实行民主改选。1945年秋天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三次民主普选。为搞好这次普选，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和《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等文件。其中《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明确要求边区的干部和群众“要全心全力的继续提高边区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方面建设上作出更好榜样，有力的参加和推动为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的事业”，指明了选举所要担负推动全国和平、民主和团结的政治使命。《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对选举活动作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关于今年选举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在继续‘三三制’政策的精神下，发扬民主，团结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教育干部，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自由选举，选举好人；健全民主制度，加强地方自治；而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尤是选举工作做好的主要关键。”为更有效推动普选活动，克服以往乡一级政权议行并立的缺点，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决定，改乡议会制为人民代表会制。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第一个进行自下而上民主普选的地区，因之此次选举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促进了边区民主政治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的成功召开，加速了边区的法制建设，为边区民主政治增添了新的光彩。会议一致通过了第二届参议会常驻会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1946年到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法令文件和92项参议员提案。这些法令的通过，不仅为战后边区从事和平民主建设制定基本准则，也反映了边区促进全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诚意和决心。
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成就对新十一旅产生的影响震撼着官兵的心灵，特别对那些具有坚定民主信念的新十一旅领导者思想转变，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前途的光明。在陕甘宁边区，曹又参看到了人民在普选中认真运用民主，慎重投票选举代表的事实。他亲自去大黄口子、镰刀湾等地参加群众的选举会，和他们谈话，向他们提出问题，“经过他细心地考察，边区的人民是真正得到民主权利，……可以选举自己能信任的人来办事，选举工作中是‘完全没有弊病的’，这说明‘共产党是真正实行民主的’。”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打动了曹又参，他由衷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多少年来志士仁人不惜流血牺牲去争取实现中山先生主张的民主政治，今天在边区解放区彻底实现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的标志。”他将边区的民主与国统区的不民主进行了比较，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所说民众没文化、太落后、不懂民主，不过为其坚持一党专政的借口罢了”，进而提出“中国一定要实现和平、民主。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已经做了榜样，国民党统治区及新收复区的人民都是这样的希望，我们只有和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在边区的学习和参观，新十一旅的领导人找到了这支部队的奋斗目标，旅长曹又参阐述说：“我们十一旅在十多年来没有看到光明，没有找到革命的方向和建国的办法，我这次在延安都完全看到和学习到了，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要和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及广大人民协同一致，努力照着这个目标做去”，“和全中国军民一道，为我国和平民主建国而奋斗。”牛化东副旅长说：“十一旅的起义，不仅自己走上了光明的大道，也给全国旧军队标明了一条出路：任何军队只要忠于人民，就会获得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感染了新十一旅，这支部队向边区学习，让全旅官兵切实享受到了民主生活，牛化东说：“战士们从黑暗专制中解放出来，享受了民主的生活，……战士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新十一旅的起义和安边的解放，为新十一旅驻防地――安边这个新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安边起义正是在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民主普选之际爆发，起义中新解放的安边县成为了边区的一部分，同样享受到了边区的民主政治。新的安边县于1946年3月下旬举行了民主选举，成立了临时参议会，选出了县政府委员会和安边的正、副县长，极大地促进了新解放地区民主事业的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及其对新十一旅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实行了发展经济的新政策，促使边区工、农、商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大生产运动之后，经过几年的建设，边区呈现出经济繁荣、丰衣足食的良好态势，为迎接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边区“发展生产”中心任务和正确方针政策的确定。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工作方针，把发展生产作为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在“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引下，边区相继制定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等具体方针路线，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通过边区军民的努力发展，到抗日战争后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第一，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增长。农业战线上普遍建立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劳动互助形式。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相继成立了一批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综合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发展了生产，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二，边区农业生产快速增长，有力地保障了边区供给，支援了抗日战争。荒地的开垦使边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1943年边区耕地面积增长为1338万多亩，生产粮食180多万石；1944年，植棉30万亩，收净花300万斤，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
第三，边区工业和商业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公营工商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对提高边区工业品的自给程度，促进边区物流贸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边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1943年公营工厂增至82个，从业人员达到6300多人，重要产品产量持续攀升，石油年产6.3496万桶；棉布共产3.2968万匹。1944年边区公营工矿企业总数达到122家（一说101家），其中公营纺织厂33家，共产布约4万匹。公营商业部门发展迅速，相继成立了物资局、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南昌公司等公营商业公司，起到了繁荣边区市场，稳定物价的作用。另外，边区私营工业也有一定的规模，1944年夏公私工矿职工达1.2万余人；1944年边区有21.5万多人参加纺织，共纺纱165.8万多斤，织布11.4497万大匹。1944年底，边区生产的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等生活日用品已经能够全部或大部自给；石油、食盐、中药材、皮革等产品自给有余；绵纱、棉布、铁、西药也能自给一部分。
抗战胜利后，为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推进了边区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为边区的稳定，为赢得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胜利打下了坚固的物质基础。首先，边区开展了“查租保佃”为主要内容的减租斗争，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为了促进边区民主建设，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进攻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联系陕甘宁边区作为老解放区的客观实际，结合1945年冬至1946年春的普选与生产活动，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以“查租保佃”为主要内容的斗争。该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为边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武装自卫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边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边区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就。1946年农业耕地1500余万亩，产细粮180万石，植棉35.1万亩，收棉花约200万斤，解决了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此外边区蔬菜大部分也能够自给。农业丰产为边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让新十一旅的领导者为之耳目一新，他们从中看见了中国的希望，产生了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精神动力。曹又参在参观边区后精神振奋，说道：“看到边区的建设之后，我才觉得中国前途是光明的”，他对边区的经济建设成就，对边区的财政政策，对边区的经济实力，对边区军民的生活水平尤为赞赏，称颂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借外债，没有任何外国援助，没有滥发钞票，但人民的负担很轻，党政军民都同享丰衣足食。”曹又参就读北平平民大学期间，悉心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分析，指出了边区经济建设成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边区的民主建设：“这就是因为彻底实行了民主，凡事大家商量，共同努力，有错就立刻纠正，这是光明灿烂的新中国的榜样。”新十一旅领导人对边区经济成就的赞赏，表明了他们对边区经济工作的肯定，对边区经济政策的认同，增强了他们对边区、对中国的信心。
新十一旅不仅赞赏边区的经济成就，而且积极向边区学习。他们学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改变旧军队的习气，自己动手搞生产，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学习先进的经营方法，办起了合作社，改进了官兵的购物条件，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就部队搞生产的情况，新十一旅参谋长王子庄将军说：“生产成绩异常惊人，现在每个连队要种十多垧菜地，从前是靠发饷，钱虽比现在多，但物价上涨快，生活很差；现在每周可吃到两次肉和面，油、菜均够定量。二团军人合作社也成立了，不到五天收足三千四百股，股金一百七十万元。由于生活日益改善，全旅上下学习情绪高涨。”牛化东副旅长说：“全旅种糜子、谷子、蔬菜……在五百垧以上。人人参加了劳动。”新十一旅的起义和安边的解放，促进了新十一旅驻防地区――安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整个边区一样，新解放的安边县积极投身到“查租保佃”的工作中，新成立的安边首届临时参议会迅速作出在本县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该县首先在东滩区的五个乡进行减租试点工作。他们组织佃户成立农会，推动减租运动，向地主清算要回多收的租子。安边的减租运动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与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为这个新解放区的和平民主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及其对安边起义的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为在战后继续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积极致力于削弱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企图消灭陕甘宁边区，对边区重兵围困，直接威胁着边区的安全。
抗战胜利后，来自国民党顽固派方面的威胁日趋严重，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形势更加紧迫，对边区军事斗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国民党调集8个军、3个骑兵师和1个独立旅，共计20.8万人的兵力，从西、南、北三面围困边区。其中包括胡宗南集团的4个军又1个骑兵师约11.5万人，驻防镇原、宁县、正宁、淳化、宜君、中部（今黄陵）、洛川、宜川一线；马鸿逵集团两个军又两个骑兵师约6.75万人，驻防陶乐、灵武、金积、中宁、同心一线；邓宝珊部约2.5万人，驻守神木、府谷、榆林、横山、安边一线。1945年底，为加强对边区军事包围的力度，国民党又调集其第一军一六七师、第三十六军二十八师进驻彬县、长武、庆阳、西峰镇、旬邑职田镇一带，新二十七师三十七师进驻富平和宜君焦家坪。他们还调运“国防工事”器材，在边区周边地带加大力度修建据点工事，修筑咸阳到合阳一带针对边区的第三道封锁线，增修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仅淳化县城到通润镇之间就增修碉堡50座。除此以外，他们不断派兵进犯陕甘宁边区，抢劫边区财物，杀害边区干部，使边区人民群众蒙受惨重的损失。这种形势迫切地要求边区进一步加强军事斗争工作准备。
抗战胜利后，边区军民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加强军事训练，坚决反对内战的工作，尽心竭力地维护着边区的安全。1946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实行精简缩编。精简缩编后，这支驻守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总兵力降至2.8万余人，下辖5个旅和5个警备区，即延属警备区、关中警备区、绥德警备区、三边警备区和陇东警备区。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屡次进犯，西北局于1945年11月就发出《关于备战工作的指示信》，提出以“保卫边区，反对内战”为口号，加紧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
这种紧迫的形势下，边区驻军一方面提高警惕，着眼于武装斗争的需要，开展大练兵活动，一方面帮助普通自卫军和基干自卫军进行训练，为迎击来犯边区的敌人做好军事准备。这次练兵活动既注重提高部队射击、刺杀、投弹等技术水平，也注意到提高练习夜战、近战等战术水平的重要性；既通过执行一条“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训练方针，激发战士们的投身训练的积极性，又组织战士学政治学文化，使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全面提高。训练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犯战役中，指战员应用了练兵中学到的各种技战术，很好地发挥了沉着、机动、勇猛、灵活的战斗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保卫边区安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