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指挥所分设在八团的西侧和七团的南侧。从10月25日起义开始，到11月3日对宁条梁实施总攻，前后共准备了一个星期。我曾亲自带人到城墙根去摸地形。城上的敌人发觉了我们的动静，有时一梭子机枪弹扫过来，有时扔下手榴弹，我们就隐蔽好，等它爆炸了再往前察看。摸清了地形情况，我思考着拿下宁条梁的各种因素：过去我们的装备比现在差，攻坚战难以奏效；就是现在比过去装备好多了，敌人也还是居高临下，很难接近。另一方面，新十一旅已经起义的人员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跟我们党和人民一条心的，但是也有少数军官对国民党的整编抱有幻想，想升官发财，同时对人民军队严格的纪律生活不习惯；对我们不发薪金，还要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也不很理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时刻影响着起义部队。宁条梁不攻克，反动的二团不消灭，地方恶霸地主的基础也不会动摇。这样一来，不仅一团和旅部不能巩固，还会引起其他变化。这是促使我下决心非打宁条梁不可的主要原因。
我翻来覆去地想着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作战方案便在头脑里逐渐形成：围着宁条梁城四周50米远挖一道堑壕，把地下挖出来的土，都朝城墙那面堆起来，给敌人造成视觉屏障；另外从斜方向再挖许多条交通壕与这条主堑壕相连。这样，我们的人力组织、人员运动和转移，就不受开阔地形的限制了。指战员们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在前面放个哨兵，后面的人就摆开干，每人分一段，两三个晚上，这个野外筑城工事就完工了。
1942年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展开了一个练兵运动，我们警三旅涌现出许多特等射手，有的战士能把手榴弹扔到五六十米甚至七十米。我把他们组织起来，站在堑壕里，只要城上的敌人一露头，就开枪射击，百发百中；有的从堑壕里就能把手榴弹投进城里去，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为了在总攻前更多地给敌人施加精神压力，从部署在旅指挥所前面（主要对准宁条梁的西南角）的迫击炮阵地抽调了两门炮，在宁条梁西门外的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掏了个洞，把炮架在这里。迫击炮手在大练兵中，学会了红军时期赵章成创造的迫击炮直射法，几发炮弹就把西门楼轰开了一个大缺口。
没想到我们使用的这几招，在总攻前果真收到了镇住敌人的效果。战后我从一个叫米积山的俘虏那里得知，当敌人看见我们把战壕挖成后，离城这么近，他们站在城墙上都傻了眼，精神防线被我们击溃了一半。米积山还对我说，因为过去他们了解警三旅没有战防炮，当西门楼被轰开一个大洞，敌人便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我们没有平射炮的消息不确切，他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了。
总之，经过一周的战前准备，万事俱备，只待下达总攻命令了。
不过，这期间也曾发生两件事，完全可能动摇我们的进攻决心。其一，新十一旅一团起义后，曹又参日夜兼程从榆林赶回来。曹又参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驻地，因不了解起义的全部情况，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把部队撤回定边，宁条梁的问题不用武力，让他去和平解决。当时，我没有时间去跟他讲道理了，我考虑的那些因素，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把他的来信压下，没有回他的信。其二，没料到总攻的前夜，中央军委从延安给我们拍来一份电报，大意是红军1936年时打过宁条梁，该地易守不易攻，估计我们打不开，不如巩固安边以待时机。这是中央军委的意见，我们怎么办？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打宁条梁，安边是很难巩固的。我分析中央电报的精神，也不是完全不让我们攻打，只是担心我们打不下来。我军的作战传统，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一定的可行条件下，一个指挥员应该有机断专行的胆识和决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把握究竟有多大？
这个电报正好在下达总攻命令前收到，已是深夜了。我把张文舟请来，马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再次检查了战前的准备工作：野外筑城，改变了不利我军的地形；在火力配备上，虽然没有攻城的直射火力，这两天用八二迫击炮组织对城内敌人的密集射击，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进攻时，集中几十门掷弹筒，再组织好特等射手和机枪火力，完全可以把敌人压住。大练兵中，战士们都掌握了一套白刃格斗的硬功夫，这一切都坚定了我们的决心。经过讨论，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不变。
下半夜了，我跟八团团长郭宝珊通了电话，我说：“你们的把握怎么样？伤亡可能大一点，要忍得住……”电话里传来郭宝珊坚定的声音：“请旅长放心，没问题！”“那好，拂晓前准备好！”
4点差5分，我又一次跟郭宝珊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问：“上不去怎么办？我把中央军委的电报都压下了。”郭宝珊一字一字咬着说：“打不进去，我拿头来见你！”
四、发起总攻
4点整，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从宁条梁南边城墙处传来。这时，影影绰绰只见这里那里闪动着火光，从望远镜里看不清整个战斗进展的情况，只听见响彻晨空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只看见强劲的西北风扬起的尘沙搅和着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一片混沌。
我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手表，15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攻打西门的七团副团长冯友才首先带人打进去了。但是，那里不是主攻方向，我只放了两个连，没有后劲，突破口很难巩固住。电话向我报告，西门的敌人正在组织反扑，冯友才从敌人手里夺过大刀同战士们一起砍杀敌人。我说：“一定要他们顶住！南城的情况怎么样？”八团的同志向我报告：“因为是外部爆破，所以爆破效果不理想，云梯已搭上城墙，我们的掷弹筒和机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我心里沉了一下，炸不塌城墙也是意料中的事，只要把敌人震慑住，能搭上云梯就行。不过，这样就会增加登城部队的伤亡……正当我寻思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进攻南城的第一梯队已经登城！”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了一句：“命令第二梯队赶快跟上！”随即拿起望远镜向八团发起进攻的战壕走去。
这时，天已经放亮了。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看见城头上厮杀的情况。我们的战士用刺刀，敌人则用大刀。这场白刃战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持续时间也长。八团的第一梯队杀进去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也跟着杀进去了。登城后主要靠的是白刃战。战后，八团的同志向我反映，有个战士在肉搏中，头上被敌人砍了11刀，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我们部队在大生产中自制的毡帽，挨了这么多刀，却只伤及皮肉，未触及骨头，所以他能坚持拼倒好几个敌人，最后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宁条梁就是靠这样的英雄战士打进去的。
八团进城后，战斗按照预定方案向东发展。我和张文舟在城外沿着墙根往东走。太阳出来后，我们在东门被八团拿下的同时就进了城。通过望远镜，我发现西北角和北城的敌人还在抵抗，我们一直朝敌人的团部走去。
这时，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子弹在空中飞啸，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在四周轰响。我们尚未到达敌人团部，在攻进城内的七团、八团的一部分，攻打北城的九团和起义军的一部分夹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被粉碎了。
我们加快了步伐。忽然，城上传来旅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的呼声：“史钫城在顽抗中被打死了！史钫城被打死了！”
听完九团的营教导员李国秀关于北城战斗经过的汇报，我和张文舟相视一笑，就在占领后的敌人团部里给中央军委拟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在全体指战员做好充分准备后，经过激战，现已攻克宁条梁，特此报告。同时，我写了一封回信给曹又参旅长送去。听说他看到信时，说了一句：“他真的打进去了！”原来曹又参不相信我们能攻下宁条梁，才想“和平”解决的。
五、回到延安
新十一旅总计官兵3500人。起义的有第一团官兵1500人，旅部直属通信、骑兵、侦察、勤杂人员500余人，占全部人数的2/3.宁条梁战斗，除击毙史钫城以下官兵100余人外，还俘虏米积山、慕寿山等官兵800余人；该团周效武营官兵400余人从堆子梁逃向榆林。
打下宁条梁后，曹又参还在白泥井，我回到安边便派人去请他。第二天曹又参回信说马上就来。我们随即派部队出西关列队欢迎，大家高呼口号，庆祝起义成功。起义部队旋即奉命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起义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参谋长，干部名单也都准备好了。改编后部队仍驻安边、宁条梁一带。
曹又参同志是陕北人，过去到北平上过大学，一直倾向革命。他当团长、代理旅长时，十分信任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等地下党员，重视他们的意见。每到斗争的紧急关头，都要找他们商量后才定决策。1944年，他曾通过苏杰儒与西北局联系和请示工作，西北局通过苏杰儒给了曹又参批示，还拨给他的部队30万元法币作为军饷补助金。他和王子庄对新十一旅的起义都有过重大贡献。1948年8月，曹又参光荣入党，成为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
新十一旅起义后，我曾陪同曹又参到延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一路上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不停地抽着烟，很少说话。他是在回顾自己和新十一旅走过的曲折道路，还是展望着未来的前途，当时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在枣园小礼堂见到他，听我介绍这就是曹又参时，毛主席笑着握住他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特别是当他会见过续范亭（过去当过邓宝珊的参谋长），听续范亭说：“好么，革命就是像小河汇成大河、大海一样，你先走一步，邓宝珊也会来的！”曹又参心里觉得更坚定踏实了。
接着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欢迎了曹又参；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特为他组织了欢迎晚会，阎揆要致欢迎辞，会上演出了平剧《逼上梁山》。
在党中央礼堂里，我碰到刘少奇，他对我说：“我们发了电报，担心你们打不下宁条梁，又得罪榆林的邓宝珊，现在打下来了，好！原来不是不让你们打啊！”新十一旅起义后，经过改编、整顿，成长很快。从该旅在起义一周年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给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以及新十一旅发表的起义周年宣言中，摘录两段，即可以窥见一斑。
“去年今日敝旅响应你们争取实现全国和平民主的口号，粉碎国特兼并阴谋举起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从此部队面目一新，士气大振，改革制度，实行民主，内部益臻巩固，力量更见强大，证明你们指引方向之正确。兹值周年纪念日，敝旅官兵在热烈庆祝之际特向你们致敬，愿继续努力，永为人民尽忠，并愿以本部新生，昭告国人，劝诲蒋军起义，并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共同努力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去岁日寇投降，方幸国势稳定，和平有望，民主可期，无奈蒋介石仍本一贯反共、反人民政策，发动内战，又策划兼并本旅为赢得内战之牺牲品，本旅迫于去年今日起义，深庆从此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争取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共同努力。”
解放后，曹又参任宁夏专员，1970年病故。高昆山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参加组织起义的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李树林、高宜之、赵武臣等都可能还健在。我写这篇回忆录，是受大家的嘱托，为了纪念故人，也为了说明新十一旅当年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所有不愿为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当炮灰的人们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党长期工作的结果。
当中央红军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尚未传到陕北前，陕甘宁地区的革命虽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不过当时进行的学运、工运、兵运工作，也曾播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新十一旅起义，也是我们党的初期工作中，在兵运方面播下种子的一个收获吧！
策应国民党新编十一旅起义
right王世泰
1945年10月，担任安边宁条梁防务的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十一旅，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酝酿后，准备于25日发动起义。为保证起义的胜利成功，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决定派驻守三边的警备第三旅前往策应。
新编十一旅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比较深的部队，抗战期间驻守安边，对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表赞成。我担任三边分区司令员期间，警三旅与新编十一旅相互之间来往比较密切，相处和睦。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旅旅长曹又参对蒋介石集团歧视杂牌部队，极力发动内战的行为表示不满，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比较赞同。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杂牌武装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了争取工作，不仅在新编十一旅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同时还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以此团结教育广大官兵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蒋介石、胡宗南对新编第十一旅的政治倾向不仅有所觉察，而且深感不安，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就指示邓宝珊将新编十一旅调往绥远进行整编。国民党派驻该旅的特务组织，更是以封官许愿等手段，企图瓦解进步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局批准该旅地下党组织于10月25日发动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