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十一旅于1937年秋开到陕北一直驻在三边地区。从此，我父亲就同延安党中央、西北局及三边地委，同贺晋年、王世泰、朱子休、李启明等同志关系密切。1942年王震来安边时，党组织确定住在我家，王震、贺晋年与我父亲长谈了三天。父亲一直阅读延安或定边寄送的《解放日报》等报纸、刊物，还及时阅读了毛主席的一些关于抗日问题的著作及党的一些公开文献。父亲坚决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深恶痛绝，并同新十一旅地下党一起多次坚决地跟新十一旅内部的反动势力、反动分子进行了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意要打内战。该年10月，起义前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密派杜立亭来安边向我父亲传达毛主席重庆谈判的情况以及对时局的分析，希望我父亲走上反内战的道路。父亲总结自己一生走过的曲折道路，认识到走向延安是他和新十一旅的唯一正确的出路。牛化东与我父亲交谈时局时，谈到如蒋介石逼咱们打内战，咱们就投奔八路军，我父亲完全赞同。1945年10月25日，毅然起义走向延安，是他一生在曲折中追求真理的必然结果。
起义几天后，我父亲由贺晋年陪同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在接见时，握着我父亲的手亲切地说：“好！好！你来了好！”“你们是火车头！”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教育，使我父亲终生难忘，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火车头”对我们后代来说，是一种精神和信念，是鼓舞我们永远跟党革命的动力。
1947年秋，父亲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所在地陕西绥德县义合镇学习达一年之久，经常受到贺龙司令员、习仲勋书记的教育和鼓励，系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一些基本理论和毛主席著作，并参加了“三查”整风和“义和会议”。这些对父亲教育很大，使他产生了强烈要求入党的愿望并写了申请，经贺龙、王维舟、谭生彬三同志介绍，并经党中央批准，我父亲于1948年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晋年回忆我父亲时曾说，曹又参“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最后认识真理的”，“最后加入党，成为一个党员是当之无愧的”。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历史归宿。
入党以后，父亲曾经说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最光荣最愉快最兴奋的事，也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我在入党那年是满47岁，我曾设想：我的身体健康假如保持到70多岁，还能给革命与人民服务20多年以弥补我半生的遗憾。”父亲正是按他这一心愿，对党更加忠心耿耿，一直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无论是在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和宁夏军区副司令员之职的军队工作中，还是在转业后任银川地区专员之职的地方工作中，他都圆满地完成了党所分配的工作任务，受到组织和群众的好评。不幸的是后来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执行极“左”政策，1958年初他被错误地打成“孙、陈、梁右派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曾一度被造反派关进“武装营”。遭此两次磨难，使他晚年未能更好地为党工作，抱憾于1970年9月1日突发脑溢血而去世。
父亲的一生是在曲折中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一生。入党以后，他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就在他两遭磨难时期，对党的忠诚仍矢志不渝。记得1958年他从甘肃开完第二次党代会回到银川家中的当天晚上，就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简单介绍了他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成员的结论，对我们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应该相信党”。还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即1970年8月29日晚，他对我说了两句话：“我的历史我清楚，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父亲对党的赤心忠诚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始终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忠于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
杜斌丞先生和父亲曹又参之间的几件事
right曹国瑞
我父亲曹又参是杜斌丞先生的学生，又是杜斌丞先生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战友。我们家曾保存杜斌丞先生的许多书信和一些照片，可惜在战争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了。
我父亲从榆林中学毕业后，蒙杜斌丞的资助，赴北京平民大学深造。父亲一边上学，一边为杜斌丞办事，如帮助聘请教师，采购图书仪器等。大学毕业后，父亲回到陕北，在榆林中学任训育主任兼体育教师。在此期间，父亲对陕北军阀井岳秀的贪婪横暴、荒淫腐败行为极为不满，他曾联络阎揆要等同学、同乡秘密集会，策划“倒井”，并请杜斌丞领导他们的“倒井”活动。从此，父亲同杜斌丞保持联系，在长期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不断受到锻炼提高，以至于终于实现率部起义，回到党的怀抱的愿望。在这些方面杜先生对父亲起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1970年春节，我回到银川探亲。我问父亲：“在延安大学学习时（1948年至1949春），校长李敷仁曾说，为组建民盟事，你经常和他通信，你是他未见面的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说：“1944年冬，杜斌丞写信，要我在陕北组建民盟。那时，我已任国民党新十一旅代理旅长，不便出面，特意邀请好友、宁夏一中校长黄执中在宁夏组建民盟，然后向三边一带发展。1944年寒假，黄执中由银川来到安边，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1945年春开学回到宁夏），专门商量组建民盟事情。黄执中回宁夏不久，就建立了民盟组织。宁夏解放后，黄执中继任宁夏省民盟的总负责人。在这个期间，我除和杜先生经常通信外，还与李敷仁多次通信。所以，李敷仁说我们是未见面的朋友。”
我把父亲说的这段话写出来，下边我根据父亲的两篇自传中叙述的他同杜斌丞往来的一些重要活动事实，以父亲的口气整理成文。
1925年暑期，我由北京平民大学毕业后，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之聘，在榆林中学当了半年教员。在这短短的半年期间，井岳秀的蛮横、残暴、反动、腐败给我的刺激很深。如冬季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闹起学潮，井岳秀即蛮横地派100多名士兵进入榆中，把几十个闹学潮的学生，持枪押出榆林南门。这一事件，使我万分气愤，不到寒假就离开学校，并决心开始“倒井”的实际活动。
1926年春，通过社会关系，我有目的的活动到一个靖边县分县长（宁条梁县佐）的职位。因为那时三边的军队，多是陕北籍的地方武装，有几个小军官和我熟识。因此我选择三边进行倒井活动。1926年5月间，我在宁条梁县佐公署同阎揆要、石子俊、王子元、杨觉天、杨志显、张润民等六人，开了一次反井的秘密会议，并宣了誓，决定主要联络陕北籍的地方军队（因为这些部队多与井岳秀蒲城部队不和），待有了相应数量，时机成熟时举行兵暴。1926年秋，活动的成绩很好，唯井岳秀有所觉察，曾密令其三边军事头子任和亭团长密查。为了挽救这个机会，我曾亲自到榆林找杜斌丞先生，把我们的计划与活动情况全盘告诉了他，要求他掩护我们，并请他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杜先生慨然应允，并给以鼓励和指示。我们当时又根据杜先生的意见，制定了“倒井拥高”（高志清）的方针。以后，杜先生就成为“倒井”运动的领导人。
我为了便于奔走各地，进行倒井活动，于是年冬辞去靖边分县县长之职。由于有杜先生的领导，这个运动发展很快，范围异常广大。到1927年秋，已有许多中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运动；联络到的武装有：石益斋（石谦）旅即以李象九、谢子长为骨干的全团，任和亭团内的石子俊等4个连，高景明团内的李植卿等4个连，段得胜团的一部分，左协中团的一部分及各县少许民团，总计近30个连。按表面的数量看，已经到了可以发动倒井实际行动的程度。唯杜先生于是年夏天，觉察到井对他的威胁，藉考察教育为名，离榆去平、津、沪等地。其时，井岳秀察知了我们的一部分情况，于中秋节将石益斋暗杀于榆林。我得知此讯后，星夜从家里到横山县城，和几位反井同志决定，通知各地于九月十五日（农历）前后一齐暴动倒井，向延安及榆林两地进攻。结果，只有驻清涧的石益斋旅在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下如期暴动，其余部队未动。我随后亲自到任、段、高等团驻地神木、府谷（也是高志清反井主力部队所在地）去通知，但他们藉口没有得到高志清的命令而不动。最后，李象九、谢子长、阎揆要等在清涧的孤军失败了。我也在1927年冬由神木到山西，经南方到北平找到杜先生，向他汇报了失败的经过。
1928年春，北方正在打张作霖。火车不通。我和杜先生从北平出发，由水道经沪、宁、汉转山西回到陕北神木，时已初夏。住了两个多月，发现我拟拥高代井的高志清，其军阀习气更甚于井；所联络到的各连长们，可能在井倒之后，变成更坏的小军阀，所以我俩的情绪就有些低落，再没有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同时感到另一种威胁，可能有人会把我俩当成“长官的礼物”送给井岳秀。于是，当年秋末，我俩借办赈（济）之名，二次流亡到平津一带，只把革命青年谷玉山、高硕卿（高岗）等安插在高志清部队内。
我们到北平后，杜先生到东北募集赈粮。1929年春，我到了绥远，任务是向陕北转运赈粮。是年暑假，杜先生函招我来到北平，对我说：“我们数年来的倒井工作，所联络的还是些为升官发财的无革命性的旧军人，即使倒井成功，仍是以暴易暴，我们谁有法去统治他们？徒使人民遭战乱之苦，所以我主张倒井活动可以暂时停止。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南北两大军阀蒋、冯如此的反革命，如此的残杀青年的问题。现在我和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刘永程（刘允臣）等拟作一个全国杂牌军的大联合运动，以对付南北两大军阀。你可火速回到西北去，联络西北的小杂牌军去，最主要是传达给为‘倒井’运动羁留在陕北的好青年们，再不应耽误光阴了，可到处活动去，或组织自己的队伍，或参加好的部队，以便养成将来革命的力量。”我根据他的指示，于1929年秋末又回到陕北。
回陕后，苏雨生部在陕宁边境盐池、平罗一带大扩军。我们“倒井”的一批志士们就到苏雨生处活动。从1929冬到1930年春，谢子长、刘志丹、高岗、张东皎、张秀山、牛化东、李友竹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先后也到苏部做兵运工作，以后，他们拉出一部分队伍，后来扩建成立了红军游击队。一部分党员则长期留在新十一旅工作，直至1945年10月起义。
缅怀祖父曹又参
right曹永明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我的祖父曹又参率领新十一旅安边起义60周年，抚今追昔，再度审视20世纪那场战争带给民众的水深火热以及革命志士的悲壮惨烈，仍令人无限感慨。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强烈渴望和平民主早日实现，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企图独占胜利成果，一面对解放区实施进攻，一面乘机消灭军中异己。1945年10月25日，祖父曹又参响应中国共产党争取全国和平民主的号召，毅然在安边率所部新十一旅举起义旗，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实现和完成了他人生的重大历史转折，这一轰动塞上、震撼西北、影响全国的壮举，被毛泽东主席盛赞为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
今年8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省统战理论学会、省党史人物研究会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定边县委等单位在安边共同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安边起义60周年学术研讨会”，邀我参会，并约稿一篇。每每提笔，我总觉沉甸甸的。我和父亲与祖父聚少离多，父亲1949年于延大毕业后，即被党组织派往西安，与祖父天各一方。如今，我的父亲曹国祥已谢世，我对祖父的回忆，更多的是我们三代人短暂相聚的无限温馨与离别的伤感。儿时的片段记忆与父辈们讲述的一幕幕，时常涌上心头。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安边起义60周年之际，就以拙笔记下我对祖父的怀念，记下父亲与祖父的点点滴滴，以告慰先辈的在天之灵。
1986年春，我的父亲重病缠身，病床前一再跟我说起他的父亲。说祖父在我不满1岁时，因公务到西安，来家中给我洗手。说他做儿子的也不记得有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他小的时候，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祖父常朗朗话语未尽，人已扬鞭策马而去。父亲说，那年祖父来西安参加会议，住在西四路口的省对外友协。会间来家中，见我在地板上爬着玩，便弯腰抱起我，要给我洗手。也不知为什么，我的小胖手竟然那么顺从听话地在祖父的目光注视下，在他那双曾挥戈扬鞭、如铮铮铁骨的手中被洗得干干净净。祖父似意犹未尽，还抱起我姐姐，也给她洗了手。父亲说，他记得那天，祖父的目光如晚霞般深情地在我们姐弟间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