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又参自传（摘录）
五、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安边起义荣幸走上革命道路
甲、起义前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安边，我是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愉快。在三边的特务们则不兴奋于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兴奋于“剿共战争即将开始”，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大放剿共言论，又看到蒋介石那样的受降命令，我内心又产生了内战难免的忧虑。我在日本投降以前反对内战，也害怕内战。
开始听到毛主席在重庆的消息，又产生内战可能避免的一些希望。但在《双十协定》未公布以前，就接到蒋介石秘密通令：“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变，……仍按预订计划积极进行布置。”（原词记不清，大意如此）内战可能避免的一些希望又顿时消失了。
10月初，高岗同志派杜立亭来三边我处传达毛主席回来的情况，总的一句话：“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高岗同志征求我的意见，高岗同志希望我和十一旅走上反内战，主张民主的道路。我在这个时候的设想考虑就较深入了一步：走第三条路吗？无路可走。走“解甲归田”，当老百姓路吗？死路一条，走不通。走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路吗？内心万分不愿意，比上天入地还难。真理在哪一方面呢？应寄托在共产党方面。我个人和十一旅的生路与发展在哪里呢？只有一条走向延安的路。又设想到自己的政治影响不大，十一旅的力量又小，能说服邓宝珊带领较多的杂牌军走反对内战主张民主的路，给蒋介石本人较重大的打击。这样地反复多次考虑设想后，得出一个概念的决定：我要起义。因此，全身疖病的走了榆林，准备把我的意见向邓陈述，在临行前对杜立亭说：“到榆林决定，你能向延安请示到榆林一趟更好。”对牛化东、李志清（秘书）简单地说了我的意图。
在那个时候，傅作义连续急电促邓宝珊到绥远，邓也愿意迅速去绥远，所以我到榆林后和邓谈话只有一天时间，在这一天内时刻有大批人们在座，无法和邓谈这样的秘密问题。在第二天邓走时我去送行，对我谈这样几句话：“你在此养病一月等我，我在一月内一定回来，咱们须研究研究中国的时局问题。”我也相信他在一个月内能够回来，因为他要代表蒋介石按期回来致祭沙王。因此我准备在榆林治病等待着他回来。
在10月26日晨，接安边发生事变的报告，我明白了：不是特务反动集团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同志们行动起来。当日下午我就设计离榆林，星夜返回三边。在返三边的路途中，仍在反复多次的设想考虑，脑海中曾经过激烈痛苦的斗争，结论是：这个局势再不能往下拖延了。必须坚决地行动起来，走向生路，走向真理之路，虽然在这个道路上，会遇到艰苦困难的。但在情感上对邓存在着很大的留恋，希望他以后也可能走这一条道路上来。
据我起义后经学习一个阶段后的分析：我那时对邓的政治上的希望是基于私人感情出发的，有些不着实际的幻想，邓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同意我的意见走向起义的道路。假如那时有机会把我的决心向邓谈了，那就会犯错误的，邓很有可能把我软留在榆林。
我回到白泥井（一团驻防据点）了解了情况：以吴？（十一旅政工处长）为首的特务们勾结石佩玖（十一旅参谋长）、史钫城、张鼎丞（二团正、副团长）等企图乘我不在的机会，计划以武力清洗进步力量，解决一团，因而派张鼎丞到安边大肆活动，我一团同志发觉了这个阴谋，1945年10月25日在安边击毙了张鼎丞，逮捕了所知道的特务们，毅然地树立起起义的旗帜。
我刚到白泥井时，警三旅的一部开始帮助一团围攻反动顽固的二团所在地宁条梁。我曾估计以我们武器装备攻打坚固的堡垒，恐难很短时间攻打下来，如很短时间攻打不下，榆林顽固援军到后就麻烦了。所以我曾主张暂时停火，我拟以命令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的腹案：命令撤史钫城团长的职，以比较私人感情接近我的二团一营营长米积山任团长，使内部发生变化，问题较易解决）。请牛化东同志来白泥井面商一切。因为这个问题，彼此发生了误会：一些同志怀疑我是不是愿意起义，别有反动企图？因而就没派牛化东同志来，也没派重要同志来。我因此怀疑他们是不是要我？因为这个误会我在白泥井住了几天，未能及时地回到安边。宁条梁很快地打下了，堆子梁的敌人大部向榆林逃跑了，一部分来到白泥井。一团的大部队为堵截由榆林来的顽固援军开到白泥井，我很快地发现了一团的大部基层干部与战士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对起义的前途的认识很少。如果我与安边的误会继续拖延下去，很可能发生较大的问题。因此，我抛弃了一切顾虑，很快主动地回到安边。这种原来不应有的误会，在我回去后彼此初见面的表情上就消除了绝大部分。
我回到安边后，把部队极不稳定的情绪反映给各有关负责同志，曾集合了全体部队，由我在队前做了一次“走上革命的光明前途”的讲话。几天以后就由贺晋年同志陪我初次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这一阶段，我的处境是复杂的，外界（包括部队与地方）的进步意识与落后或反动意识一齐向我包围，因此引起我脑海内的进步与落后或反动意识的互相矛盾的斗争，但每次的斗争都是进步与理智的意识取得胜利。但我在这个期间未受到革命的实际锻炼，未曾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所以仍未能建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只是模糊地看到了一些光明前景。
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大事记（含起义后）
（1930年1月-1947年5月）
侯占元 高巨琴
1930年
1月驻陕北靖边宁条梁的石子俊、驻横山的谷连舫、驻安边的王子元等国民党地方部队，先后投靠冯玉祥留守在宁夏平罗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部。苏雨生任命石子俊为第九旅旅长，谷连舫为第八旅旅长，王子元为第八旅十五团团长。中共陕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利用苏雨生扩充队伍之际，先后派出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等10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任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张东皎任第八旅十五团副团长。
春谢子长带高昆山等去平罗见苏雨生。苏委任谢为第十旅旅长，因部队尚未组建起来，未发官方印鉴。石子俊给谢子长以九旅副旅长名义，并给了盖有九旅印鉴的空白公文纸供谢招兵使用。谢即到盐池、定边等地进行联系招兵工作。张东皎也受苏雨生之命到榆林和井岳秀交涉在陕北招兵问题，刘志丹在此活动了一段时间即回了陕北。当时，因十旅未正式组建成，谢子长就把从陕北带来的100多人集中到姚伏堡（后又移驻李岗堡），组建学兵队，归王子元的十五团辖。并同王商定好由王掩护在该部的共产党员，由谢为王继续扩充队伍。
春夏之际学兵队组成。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同时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曹育华任组织委员，李树林任宣传委员，薛应昌任青年委员。特支归中共陕北特委领导。谢子长把学兵队和特支组建好后，也回了陕北。
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令苏雨生部开赴平凉接防。苏部到固原时，受到地方小军阀黄得贵阻击，损失较大，同时陈？璋第十一旅已占踞平凉。苏部遂向宁夏撤退，又遭马鸿宾所属冶成章（外号野骡子）旅的包围袭击，八、九两旅伤亡惨重。石子俊、王子元等商议，脱离苏部，将部队带往下马关驻防。
8月石子俊、王子元率部投靠了甘肃省临时主席王祯。王祯遂将这支部队合编为驻兰州雷中田的新编第八师第三旅，石子俊任旅长，郭震台任副旅长，曹又参任参谋长，王子元任团长，即开赴靖远驻防。
年底（一说翌年初）由于王子元和石子俊的意见不和，雷中田将王子元团改编为工兵营，调防兰州，王子元任营长，张东皎任副营长。石子俊率第三旅移防定西。自此，地下共产党员就分开在王、石两部开展活动。
1931年
夏石子俊第三旅由定西移防静宁一带，部队得到一定的发展。中共陕北特委派共产党员胡立亭来石旅做兵运工作。地下党负责人李树林有意安排胡立亭住在倾向我党的曹又参营长家中，胡先后任曹营副官、副营长，负责党组织和曹又参之间的联系。
8月雷中田将王子元工兵营改编为甘肃保安司令部第三路游击队，王子元任司令，张东皎任副司令兼大队长。第三路游击队仍回靖远驻防。王子元乘机大肆扩军，将部队迅速扩编为3个团，1000多人。在王部开展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数已达90多名。特支已改成党委，下设三个支部，即军官支部、士兵支部、教导队支部。张东皎任党委书记，牛化东任副书记，李罕言、石子介、苏醒民分别任三个支部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所属孙蔚如率十七师入甘击败在政治上倾向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雷中田后，出任甘肃省宣慰使。同时，石子俊部也协同孙蔚如十七师讨伐驻平凉陈？璋的第十一旅，并收编了陈部刘宝堂特务二团。随后，石子俊经过杜斌丞说服同意杨虎城的改编命令，将第三旅改编为新十一旅，归甘肃绥靖行辕主任邓宝珊指挥，全旅共编两个团，3000多人，石子俊任旅长，谷连舫任副旅长，陈国宾任一团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冯杰山任二团团长，王子庄任旅参谋主任（后改任一团中校团副）。与此同时，王子元部被杨虎城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王子元任旅长，张东皎任副旅长，孙作宾任中校参谋主任，李罕言任副官长，王儒林任营长兼任军法主任。一团团长毛仁义，二团团长牛化东，三团团长杨梓材。仍驻防靖远。
1932年
春新十一旅开赴陇东庆阳一带驻防。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派共产党员冯世光来新十一旅做地下工作。此时新十一旅两个团都建立了党的特支。一团党的主要负责人有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朱子春；二团有曹化民、武启昌、张鼎丞（后叛变）。
夏刘志丹、谢子长分别派共产党员王世泰、杨林先后来庆阳指导新十一旅地下党的工作。王世泰还通过石子俊的至交好友冯喜北的儿子冯光祖（共产党员）的关系给石子俊送了一匹高价骏马。其间，石子俊将收编陈？璋部的刘宝堂部扩编为第三团，时过不久，又将三团并入二团，冯杰山团长撤职，刘宝堂任团长。
4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唯炽到靖远策划王子元警备第三旅兵暴，在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决定举行暴动，由于保密不严，兵暴的准备工作被王子元发觉。王派兵扣押了张东皎和王儒林。于是，吕振华率一连和教导队一部以及张秀山率一连，共200多人，于5日晚率先起义，5月6日，在打拉池宣布将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治委员。后由于强敌围攻，游击队被打散，经党组织营救，张东皎、王儒林脱险。
5月30日谢子长、焦唯炽、杜润滋与脱险的张东皎、王儒林在兰州筹到一批武器后，再次联系王子元部的中共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士兵哗变。在第二次策划王子元部兵暴成功后，于靖远水泉堡第一次插红旗，又组成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整编为一、二、三支队，杜鸿范（杜斌丞儿子）、张东皎、王儒林分别任司令，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治委员，杜润滋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