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蜀国：青铜面具下演绎不朽传奇
谁也没有料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个处在乱世中的普通农民在挖堰沟时，竟然揭开了通往古蜀国辉煌历史的冰山一角。更没有人料到，如出一辙的是，几位新中国的普通农民工在施工工地上会发现古蜀国发展演变的种种证据。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去探究那段曾经存在的历史和那个曾经辉煌的国度……
古蜀神秘的历史。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中国唐朝的伟大诗人李白在其脍炙人口的名篇《蜀道难》中由衷的赞叹！
在《蜀道难》中，诗仙李白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在这首描写四川山路的诗篇中，李白也提到了两位存在于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蚕丛、鱼凫。同样，这两个人物也被《华阳国志》这部书提及：“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蚕丛，是古蜀国的第一位王，又称蚕丛氏。他善于养蚕，传说中蚕丛穿着左边斜分了衩的衣服，他的眼睛像螃蟹眼睛一样向前突起，他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据说，蚕丛是黄帝的妃子蜀山氏为黄帝所生的儿子。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西周时期，蚕丛所在部落被其他部落打败后，他的继任者柏灌率领族人，逃到姚和雟（两地于今四川西昌一带）。
鱼凫是古蜀国第三代统治者，正是他重新统一了古蜀国。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由于与商朝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还曾经出兵帮助武王伐纣。也就是说，如果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按照一定的历史事实来写，姜子牙所率领的讨伐商纣的大军中，应该是有古蜀国的兵士的。古书《尚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都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路欢歌的。有人解释说用悠长宛转的号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可是神明之事毕竟虚无缥缈，而这号叫与怪异的舞蹈，确实还是可以对敌人产生一种威慑的作用的。
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既有险可依，又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藏、成群的野生动物——至今四川等地仍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由此可知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因此，虽然在讨伐商纣的战争中古蜀国付出巨大，但是人们的生活还是基本温饱幸福的。可是，在食盐问题上，古蜀国的人民曾经经历过困扰。因为此时古蜀国的食盐都是从川东三峡地区购回来的。二川东三峡地区同样做食盐生意巫耋和巴人之间，就因为要“争抢客源”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于是，连个部族之间也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样就影响到了古蜀国的食盐供给。为此，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古蜀王鱼凫一面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以阻止巫、巴的纷争，保证长江盐运畅通无阻，一面暗中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避免古蜀国的食盐供给因巫巴之争而间断。据说，这支队伍在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8行，共64垒。而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八卦的图案，后来，这个壮观奇特的图案就被阴差阳错地记到了以智慧化身的蜀相诸葛亮的名头之下，成了大名鼎鼎的“八阵图”。后来，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武侯还用这个神秘奇特、鬼神莫测的“八阵图”阻击东吴陆逊的追兵。当然，这都是历史上的传说，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历史学家进行严谨的考证。
春秋初期，望帝杜宇从鱼凫家族接过了古蜀国的王位。杜宇的故事最多、最美，传播也最广。史书上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据说，杜宇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妻子则是从井中出来的，他的最大功绩是“教民务农”。
古蜀国经常发生水患，虽然望帝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有一年，从河里逆流漂来一具男尸，尸体被打捞上来后，便复活了，他称自己名叫鳖灵，因失足落水，从家乡一直漂到这里。望帝与其交谈，一见如故，于是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不久，大洪水再次暴发。鳖灵接受了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使水流向长江，从而根除了水患，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
鳖灵成了新的古蜀王后，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鳖灵刚开始还非常珍惜人民，蜀国国泰民安，但日子久了，丛帝逐渐专横跋扈，望帝听说后劝说丛帝，丛帝却关起宫门拒绝接见。望帝无可奈何，化身成杜鹃鸟，飞进宫内悲啼。丛帝为其所感，恢复爱民本心，但望帝却无法恢复人身了。然而，鳖灵统治下的古蜀国在鳖灵子孙手中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就灭亡了，关于古蜀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也无法寻觅，古蜀国从此消失。
从蚕丛、鱼凫，到杜宇、鳖灵，史书与神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这个神秘的王国也令无数人神往无比。
光辉灿烂的文明。
蚕丛、鱼凫，到杜宇、鳖灵的历史虽然有着历史资料，更有着无数的民间传说，但是都由于年代的久远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是真假难辨了。历史，是讲究“证据”的，而最好的证据就要算是考古发现了。
20世纪初的一个凄冷的清明节，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打算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挖一个水坑，然后用水车把低洼处的水输送到高处灌溉。这对于亿万农民来说，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然而，这三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却在这次劳动中惊醒沉睡数千年之久的古蜀文明。
燕道诚之子燕青保正当年，可谓年富力强，正是一个十分精壮的汉子。就在他高高地举起锄头又重重地落下，锄头与地面接触的一瞬间，一道火星从祖孙三人眼前划过，与此同时，发出了坚硬物体发生碰撞的声音。燕青保感觉握着锄柄的虎口和手指被震了一下，他以为挖到了石头，起初并不在意。可是，当他改换位置又挖了一下，还是在锄头和地面接触的瞬间发出了“砰”的一声，这一回他确信下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了。他把锄头搁在一边，蹲下身子刨开泥土，出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像磨盘一样的大石环。此时，这祖孙三人才意识到这次的发现非同一般……
燕青保用手摸了摸，又握住石环的边沿用力一掀。石环动了，机关也被开启了，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呈现在他们祖孙三人的面前。在这一大坑的玉器面前，燕道诚一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马上意识到他们时来运转的日子到了。他们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环顾四周，见并没有人注意他们，马上将这些玉器掩埋起来。古人云否极泰来，就在得到了这些无价之宝后，燕青保和父亲燕道诚都突然得了一场大病，而且这病险些要了这对父子的性命。他们由此认为这是神灵对燕家的惩罚，就只好将这份意外之财分送给了亲朋邻里，好求得破财免灾，保住性命。
因为将这些宝贝送给了众多的亲朋好友，自然有人因“待遇”的不同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且也有人对燕家心存不满，于是这个在地中发现了宝贝的事情也就不胫而走，闹得满城风雨了。后来，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由于时局动乱，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其中包括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半成品共400余件。其中以石璧最具特色。大的石璧直径达80厘米，小的直径仅有几厘米。考古人员擦拭干净玉器上的泥土时，这些精妙的千年古物在灯下焕发出炫目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再次发掘，前后共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些遗址被称为“三星堆文明”，经考证，三星堆文物属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三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人们开始惊叹，蚕丛和鱼凫真的存在！古蜀国真的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
三星堆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这些青铜面具几乎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没有下颏，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仔细观察这些青铜面具，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这种面具的脸形与现代当地人大相径庭。它代表了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三星堆的神奇不仅仅在于它的文明高度发达，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还出现了以吨来计的象牙。象牙原本盛产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但是在三四千年的中土蜀国，竟然出现了大象的踪迹，如果不是象群真的在巴蜀古国生活过，就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古蜀国对外交通极其发达。
在三星堆文物中还出土有金杖、青铜神树等精美的文物，这些文物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这是否暗示了中国古文明与世界其他古文明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印度洋作为钱币使用的海贝，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中，属于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之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属于顶尖级别的范畴。
神秘的三星堆是怎样消失的。
随着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连串历史之谜也接踵而来。而这些问题中最引人注目、最令人不解的是：从规模来看，三星堆无疑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三星堆又是怎样消失的呢？
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洪水惹的祸，部分专家认为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群均兴建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当时的气候处于全球性突变气候期，以持续性干燥、伴以突发性洪水为主要特征。成都平原古城群处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地貌单元接合部，多条河流流经生成多个冲积扇平原，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徙的天然性质。从发掘资料看出，在三星堆附近发现的一层20～50厘米厚的淤泥，且文化层被破坏，被认为是三星堆遭受洪灾的一项重要证据。或许几千年前的一个夏天，成都平原大雨倾盆，一连数十天的狂风暴雨引发了洪水，当洪水冲破古蜀人居住的古城时，蜀民们四处逃散。一部分蜀民被洪水无情地吞噬，另一部分幸存下来，为了躲避洪水，从而迁居他方。
也有人认为三星堆古蜀国不是灭亡于洪水，而是毁于地震。有专家称在三星堆附近发现的淤泥，只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存在，而其他地方的文化层都还存在，不可能是发生过大规模的洪水。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痕迹，充分说明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是不是古蜀国曾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地震将古蜀国一举摧毁，而地震后引发的火灾将这些文物烧成现在的样子呢？而且在几千年前，古人生活在木结构的房屋中，地震后诱发火灾十分容易。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一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情形与地震类似，可以作为佐证。
也有人认为三星堆古蜀国的灭亡是因为战争导致。在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具有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在此时开始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尖底陶器和圜底釜。而尖底杯等曾在商代早、中期大量流行于鄂西地区，是早期巴人所使用的典型陶器。三星堆文化最强盛时，古蜀国人的生活中心在成都平原，川东长江沿岸和鄂西地区的势力很弱。此时的鄂西，一支以使用尖底杯和圜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壮大，这就是早期的巴人。渐渐地，巴人将三星堆的势力挤出了鄂西地区。在三星堆文化末期，不知何故，巴人突然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故土，沿长江举族西迁，用武力占据了成都平原，古蜀国人被驱逐，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从此消亡。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和我们不断开玩笑，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寻找的古蜀国存在证据竟被几个挖水沟的农民找到。更让世人惊诧不已的是，在三星堆文明被发现之后不到100年，几位农民工竟然又在无意间发现了三星堆文明的继任者——金沙文明！
2001年2月8日下午的晚些时候，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外一块高洼不平、乱石四散的工地上，几十名农民工正随一台先进的现代化挖掘机挖掘一条壕沟。就在挖掘机伸出的巨手将紧攥的一大堆泥土向壕沟外抛撒开来的时候，负责运土的一名农民工突然发现一些破碎的陶瓷残片，细心的他慢慢试着扒开泥土，果然，一个精美的铜像出现在眼前。消息传开后，几个民工很快从一堆新鲜的泥土中翻出了十几件石人、玉人、铜人、铜牛头、玉镯、玉璧等精美的古器物。
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这处工地为一处极具研究和考古价值的遗址。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很快，他们就从遗址中清理出珍贵文物多达1000余件。这些文物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据考古工作者初步鉴定，这些出土文物绝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
在出土的30多件金器，如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种类繁多、样式瑰丽、价值连城的玉器。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这个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由于玉质优秀、色泽亮丽、雕工完美，可谓是国之重器了。
当金沙遗址第一批文物从泥土中被发掘清理出来时，考古学家们就不约而同地惊叹：它们跟三星堆器物简直太相像了。专家们立刻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出土过一个相差悬殊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专家们研究出土文物后发现，金沙遗址的出土器物在造型风格和纹饰特征方面与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只是，从金沙遗址的金器、玉器的制作水平分析，已明显比三星堆时期成熟高超。金沙遗址的年代又略晚于三星堆遗址，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
不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金沙遗址终于解开了一个巨大的疑惑。古蜀国在三星堆突然消亡以后，它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蒸发”，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生发展着。并在这片富饶却相对中原文明独立的土地上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文明体系，可以说，古蜀国人民在金沙的生息繁衍是对在三星堆的一个继续和发展。
（2）大理古国：在正史与武侠世界中广为流传的国度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远在4000多年前，白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秦汉之际，大理与内地的交往由于蜀国古道而极为密切。如今的云南大理，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居住着多个少数民族，是唐代南诏和宋代大理国500年都邑所在地，素称“文献名邦”，以“风、花、雪、月”闻名于世。
史上大理国是段氏天下，金庸曾在《天龙八部》中，提到过大理段氏皇族的恩恩怨怨，那么真实的历史是否也如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扑朔迷离呢？大理国的命运走向又是如何呢？
金庸小说中的“大理段氏”是真是假。
大理国是我国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疆域大致是现在的中国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远在4000多年前，白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秦汉之际，大理与内地的交往由于蜀国古道而极为密切。博望侯张骞西域归来后关于这条通道的报告，引发了汉武帝经营西南边疆的雄心。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在这里设置了隶属益州郡的叶榆、云南、邪龙、比苏、崔唐、不韦等县。隋及唐初，居住在洱海区域的原始居民从事狩猎、捕鱼，以及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畜，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并在洱海西面建筑了太和、羊苴咩、大厘等较大的城邑，洱海的南岸建有石和、石桥等城，一度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朝兴盛时，洱海周围出现了蒙嶲、越析、浪穹、邆赕、施浪和蒙舍等六个“诏”（部落）。六诏中蒙舍诏居南，故称南诏。738年，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征服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迁都太和城。其后，南诏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在强盛时期，其疆域北抵大渡河，南到越北，西接印、缅边境，东达贵州北部和广西西部。
南诏从第一世王细奴逻到末代王舜化贞共经历13个君主的统治，于公元897年被权臣郑买嗣所灭。段氏在云南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正是在南诏统治时期。在传说中，段氏家族在云南的第一位英雄名叫段赤城。他曾杀死巨蟒，被当地白族崇拜为“本主”，也就是地方保护神的意思。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真实性不可考证。
在历史上，段家为南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贪暴，对那里的少数民族“棠魔蛮”族进行残酷剥削，一斗盐就要换他们的一头牛。少数民族不堪压迫，与南诏大将段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取得了今红河州南部及文山州的地盘。可以说，段家为南诏创下了丰功伟绩。此后，段氏家族一直都在南诏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
在大理国建立以前，“大理”一词没有出现在有关的史籍中。据有关大理的史籍记载，“大理”一词源于南诏国第11世王世隆的国号“大礼国”。“礼”与“理”谐音，为“大治大理，富国兴邦”的意思。
南诏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贵族豪强各自专政、擅权的情况。859年，南诏第11世王世隆改国号为“大礼国”，想“以礼治国”，力图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902年，权臣郑买嗣杀了南诏第13世王舜化贞，灭亡了持续近200年的南诏国，建立了“大长和国”。927年，东节度使杨干贞杀了大长和国第3世王郑隆亶，灭了大长和国，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国王，国号“大天兴国”。10个月后，杨干贞又废赵善政而自立为王，国号“大义宁国”。
他们彼此混战，实行苛政重赋，百姓纷纷起义。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以“减尔税粮米，宽尔徭役三载”的诺言，联合滇东三十七部，灭了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占领了大理地区，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新政权。自此，“大理”开始以国名在史籍中出现。
从公元902年到公元937年南诏灭亡后的30年间，洱海地区3个短命王朝仓促更替、民不聊生。在分崩离析的历史背景下夺取政权的段思平建立政权后，“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实行新政，改革旧制，推行礼治，取国号为“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与“治”同义，“大理”即“大治”的意思。从此，“大理”一词便被沿袭成为以洱海为中心的白族地区的专有地名。
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国，国号大理。
段思平是大理的缔造者，大理喜睑（今喜洲）人，祖籍甘肃武威，祖上世代为南诏大臣，威名显赫。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贪暴，少数民族不堪压迫，与南诏大将段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取得了今红河州南部及文山州的地盘。段家为南诏创下了丰功伟绩。此后，段氏家族一直都在南诏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
到了段思平这一代，段家家道中落。段思平年幼时，“惟甘贫度日”，年纪稍长，又牧羊山中。尽管如此，世宦家庭培养出了他的治世才干及文韬武略。成年后，段思平由于武艺超群，才干出众，被升为幕览，后来他因积功升至通海节度使，成为统辖一方的大将。
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杀段廉义自立。4个月之后，善阐（昆明）侯高智廉命其子高升泰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段正淳，段氏复立，史家称之为后理国。1096年段正淳复改国号为大理。
公元1253年，大蒙古国忽必烈“革囊渡江”征云南，灭大理国，后建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原大理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
大理皇帝为何偏爱出家。
有人曾经说过，如果想要学习佛学，可是又因为学历有限，不能对深奥玄妙的佛理参悟明白的话，最好先从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开始学起。由此可知金庸先生的小说《天龙八部》和佛学、佛教渊源之深了。在《天龙八部》中，西南的大理国和佛学就有着极为深远的关系，大理国的天龙寺更是神秘无比，令人神往。而一灯大师、段誉等段氏家族成员都是拥有绝世武功的高人，他们行侠仗义，爱民如子。历史中是否真有段正淳、段誉等人？他们的为人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在大理国中，第16位国君名叫段和誉，小说中称为段誉，第18代国君名叫段兴智，小说中称为段智兴。
大理国的宫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出家。据历史记载，从公元937年大理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253年大理王朝灭亡的22位皇帝中，竟先后有10位出家做了和尚。这10位帝王中，除了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逊位的，其他9位都是自愿放弃江山社稷出家的。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实在是我国帝王史上一抹独特的风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四次皈依佛门，都因群臣的苦谏仍然归座龙椅。清朝顺治皇帝也曾因爱情不得志而试图出家，却被其母后阻止。此外就别无帝王出家之事了。
为什么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会甘愿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财富去做整天吃斋打坐、念经诵佛的和尚呢？这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佛教思想在大理的统治地位从南诏晚期隆舜把佛教遵为“国教”开始，代之而起的大理国一以贯之地承袭下来，直到元代还依然如故。元朝的行巡使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曾描述道：“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生、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不过这些帝王出家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分为在争权中失败政权不稳、被废为僧出家、人心向背被迫出家，等等。
大理国9位出家的帝王各有各的故事，但都毫无例外地体现着上述的思想观念。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段誉（段和誉）就是典型的一例。
段和誉是大理的第16代帝王。他并不像小说中塑造的那样是一位多情的风流才子，从政绩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优秀帝王。段和誉自幼聪明好学，26岁时继位，年纪轻轻就曾几次平定三十七部的叛乱。他还采取了缓和的外交政策，与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宋朝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往来关系。在对内政策上，段和誉勤政爱民，十分同情社会底层百姓，仁慈治国，减轻徭役赋税。因此，那时大理境内的人民都十分拥护他。
在段和誉长达39年的统治时期内，国家政治稳定，外无战事，经济繁荣。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自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激流勇退，选择出家作为人生的最终归宿呢？这与他的儿子们有着重要的关系。段和誉的4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明争暗斗，每人都有自己的势力集团，把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段和誉对这几个儿子的行为很是失望，萌生了退位的打算。后因彗星出现，他认为国有不祥之兆，于是便禅位出家无为寺，法号广弘，终年94岁，是大理国最高龄的王者。
当然，大理国的帝王出家，生活上的享受是不同寻常的。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生动地描绘了帝王出家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也正因为大理国的统治者们秉承“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权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而在大理国延续316年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宫廷杀戮之类血腥的事件，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
大理王陵是否存在。
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蒙氏崛起，直至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为止，在604年间，大理先后共有38位国王、皇帝登上历史舞台。加之元代12位大理段氏总管（除非正常客死他乡返葬的段功外）的陵墓，大理王陵既不见于历史文献，也没有遗迹所在，是否真实存在，至今仍扑朔迷离。
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哪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墓穴，如秦始皇陵、明十三陵，等等。每一座帝王陵墓的发现，都为人们解开历史的密码，都会引起举世的轰动。按理说，自秦以来，两百年以上的朝代没有几个，而大理名列其中，这说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大理王朝曾经的确很风光，那么按照历史传统，必然会有属于大理皇室的王陵，然而关于大理王陵是否真实存在既没有传世文献提及，也没有考古证据证实。
唐《蛮书》和明代野史《淮城夜语》一书残卷中，对南诏、大理国王陵之事略有记述。但同样一件“王陵”事，两书结论不同，加之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无实物遗迹发现，“王陵”事更是真假是非难以定论。
《淮城夜语》中记载，南诏后期，大臣郑买嗣忘恩负义起兵谋反篡位，杀害了第13代国主蒙化贞，推翻了南诏国。接着大开杀戒，残忍地灭绝蒙氏皇室家族800余口于首都五华楼下。不久，又大逆不道地挖掘历代南诏王陵，取走地宫随葬物品，将遗体全部焚烧，再抛尸于滚滚波涛的沧澜江水之中。
元末明初，“叶榆七子”先后九次亲作考证。他们到南诏发祥地垅圩图山、巍宝山、文华山诸山间考察，均无获，再去五印山寻访。众人发现了深藏于山峦之中的古墓遗坑数十，墓室皆已被掘盗过。“叶榆七子”推断，这当为历代南诏国王及嫔妃皇族陵寝之所，为郑买嗣及其党羽所为。
照此推断，段氏继承南诏疆土改国号大理。鉴于前朝王陵劫难，自此不再兴建王陵地宫。上至国王下至达官，死后一律仿效佛教之僧人涅槃，遗体火化，收骨殖保存于崇圣寺三塔地宫，后转移藏匿于观音山佛光寨山洞中安歇供奉。这一说法，似乎也说得过去。
也有人认为，大理毕竟只是一个边陲小国，自然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他们没有实力修建王陵。还有人认为，这与大理信奉佛教有关，时兴火葬，所以无须为保存尸骨大兴土木。
关于大理王陵的民间传说很多，但都没有确切的证明证实哪个说法。2001年，政府曾组织文史、考古、地质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王陵考古队。它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以今天巍山县、剑川县、大理市、弥渡县为重点，在全市辖区属县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发掘调研民访。历时半年的考察发掘中，考古队员们携带现代化探测仪器、陆续出土了一批批珍贵的青铜器、铁器、陶瓷、瓦当，但是，有关历代大理国王陵遗址的下落仍无蛛丝马迹，考古队整理上报的一期期工作简报上，王陵遗址之谜始终没有质的突破……
遥望历史，忽必烈于公元1253年亲率大军远征滇境，用皮筏渡过金沙江，翻越点苍山，灭大理国。元军下令，尽数焚毁南诏、大理两朝所有文献典册，连遍布各地寺院民宅的碑刻勒石，都命士兵一一掘出砸为碎块，唯留《南诏德化碑》。一时间，滇境历代之文献禁绝毁弃，历史断层继而出现。这些国王们的王陵是否真的存在过，从此真的就无据可查了。只希望，这个千古之谜有一天也如秦始皇兵马俑发现时一般，突然闯入人们的视线，轰动世界。
（3）夜郎古国：因“夜郎自大”而人尽皆知的古国
在中国，流传着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夜郎国在汉朝时是一个小国，地处偏远，土地贫瘠，但是夜郎国王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国家小而贫穷，相反，他还很骄傲地认为夜郎是一个又大又富裕的国家。有一次，汉朝的使节到夜郎国访问时，夜郎国国王竟然问汉使说：“汉朝和我的国家相比到底哪一个大呢？”汉使听了忍不住掩口而笑，不知该如何回答。
夜郎国因此得“夜郎自大”之名。从此“夜郎自大”就成了自以为是、骄傲自大者的代名词。夜郎国真是一个弹丸小国吗？夜郎的国都在哪儿？夜郎人创造了怎样的文化？
“夜郎自大”的国度。
“夜郎自大”是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成语。当年，那位地处蛮荒之地的夜郎国国王向汉朝使者发问：“汉孰与我大”时，就注定他以及他的国家会因为这个不明智的发问而贻笑千年。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也正是因为有了夜郎王的这一个愚蠢的问题，才使得夜郎国这个原本不为人知的偏僻闭塞的小国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也留在了史册上。
夜郎是我国秦汉时期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西汉以前，夜郎国名无文献可考。夜郎之名第一次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298年～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今贵州福并县），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常琼《华阳国志·；南中志》）。在《史记》的记载中，夜郎国有精兵10万，是生活在贵州一带、兴建起的城市的农耕民族。
夜郎国被中原政权记述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中原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文字。在他们的文献记载中，竟然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夜郎国的记述。根据彝族的史料可知，夜郎兴起于夏朝时期，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朝代，于后汉时王朝终结，历时大概有2000余年。武米历史时期又分为夜郎、采默、多同、兴和苏阿纳4个历史阶段。夜郎时期，夜郎国只是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君长国。从国王采默即位开始，以夜郎为首，四周的小国建立起了联盟，并与周朝建立了联系。采默夜郎统治的联盟有5个成员国；多同夜郎统治的联盟有6个成员国；兴夜郎统治的联盟有10个成员国，其中有7个归其直接统治；苏阿纳夜郎统治的联盟有9个成员国；苏阿纳之后，夜郎盟长转移到佐洛举部落，是为洛举夜郎。洛举夜郎曾经统治了10个成员国。但这一代夜郎王朝在首领佐洛举死后就断了香火，来自于武部分支的撒骂继任盟主，建立撒骂夜郎。其后，又有人建立了更为强大的金竹夜郎。只是，后来金竹夜郎惹怒了汉王朝，才引来了国破家亡的大祸。
夜郎奴隶制联盟有浓厚的军事性。为了共同的和各自的利益，各联盟国在夜郎国的指挥下作战；战事结束或夜郎国实力衰减时，一些盟国就可能脱离出去，各自为政。当时那里的战争非常频繁，其中有关夜郎的战争最多。
夜郎的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师有些像祭司，又有些像史官，负责讲解道理、规矩，记载历史事件和君的言行，君则按照规矩发号施令，臣和匠按君的命令行事。臣主要管理行政和领兵征战，匠则专门管理经济事务，领导生产、建设。由此可见，夜郎有一整套严密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制度。
那么，组成夜郎国的的主体族属是什么人呢？或者说，谁是夜郎国的主人呢？
不少学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应当是彝族的先民——羌人。因为夜郎和彝族一样，在日常的生活中、祭祀中、庆典中，都有着各式各样竹崇拜的民俗传统，这在其他民族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在可乐汉墓发掘出的套头釜和铜戈上，有老虎的形象，一些死者颈部也发现有虎形饰物，而据彝族民间传说，彝人最早的祖先正是老虎；在出土的随葬品中，还有一个赤脚、围裙的人物形象，其头饰与今天彝族仍然流行的“英雄结”十分相似。就这样，夜郎人来源于羌人的观点就成了一个比较受支持的观点。
可是，由于历史的久远，文献的稀少，对这个问题一些人还有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是来自徐淮夷的“谢人”。西周时，周王室把东夷集团的徐淮夷居住之地谢邑赐给了申侯作封地；谢人因难以忍受周人的压迫，逃亡黔中，成为后来夜郎人的先祖。
也有考古工作者认为现在的仡佬族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仡佬族是“濮人”的后裔，魏晋时称作“僚”，隋唐后改称“仡佬”，是本地历史最久远的土著。他们自称是贵州“本地人”，民间也流传着“蛮夷仡佬，开荒辟草”的说法，而且仡佬族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竹崇拜的民俗，例如祭祀先祖时必须在神龛上放置一节竹筒，以表示自己是那个产自竹筒、“以竹为姓”的夜郎侯的后代。
还有人认为，夜郎人发展成了现在的布依族。布依族的先民“濮人”，其族源可以向上推溯到古越人。布依族的“布”就是“濮”字的对音；夜郎的“夜”就是“越”字的对音，也就是布依的“依”字。“郎”是壮侗语“竹笋”一词的记音。所以“夜”、“郎”两个音节合起来，表示的是“以竹为祖先的越人”；“布依”则是指“百越族系中的濮人”。此外，文献记载中夜郎境内的某些郡县名可以用布依语得到解释，这些郡县的疆域也与布依族在贵州的分布地大致吻合，所以，夜郎的主体民族应当是布依族。
夜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至今的种种未解之谜团，也许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和史料的进一步丰富会一一揭开，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夜郎的都城到底在何方。
从史料记载来看，夜郎并不是一个弹丸小国，那么，在夜郎故地中，古夜郎国的“首邑”即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史学界已经争论了几百年。总括各家的说法，大体有三种。
首先，贵州长顺县广顺镇说。关于夜郎国的起源，在《后汉书》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传说：一天，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突然，一根三节长的大竹子从水中漂到女子的脚边。女子想把竹子推走，但推了几次，竹子仍旧漂回来。此时，女子有些动怒了，想要撸胳膊挽袖子好好地把这根竹子推走。可就在此时，从竹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她很诧异，于是把竹子带回家，用柴刀破开，竟然在里边发现了一个男婴。善良的女子把婴儿养大成人。婴儿长大后，有着超常的天赋，又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了一个文才武略、智勇双全的人。他凭借自己的才智，迅速在西南崛起，统一了各族，成为第一代夜郎国王，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世，他还以“竹”字作为自己的姓氏。（“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
以上是来自民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夜郎在西汉后期逐渐建立政权，而“竹崇拜”则成为夜郎的一种标志。“贵州长顺县广顺镇”为古夜郎文明中心的说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广顺镇，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当地人代代相传，说夜郎国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在这里。当地老百姓称那里的古城池为夜郎王府、竹王府等。“竹”字与“夜郎”的同时存在，也证明了夜郎国“竹崇拜”的猜测。现在，在那里仍可看到残垣断壁旧址。古城池面积为2平方公里，有4个出口，内有两道城墙，用土石筑成。近代，人们在郎山西侧山下垦荒时，还曾挖出金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也挖出过多处古夜郎的坟墓。
其次，夜郎的都城还有贵州毕节赫章可乐说，在近年发现、整理、翻译、出版的《夜郎史传》等彝文文献中，古夜郎的中心被指为可乐。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还在可乐发现了大量的战国、西汉、东汉文物。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做“柯乐”，后演变为“可乐”。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据彝文古文献记载，两汉时期，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可乐地区的建制沿革，前人缺乏考订，但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很可能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也说明可乐在贵州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还有湖南沅陵说。2000年5月，考古学家在湖南怀化沅陵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巨型墓葬群，其年代在战国至汉代之间，大部分墓葬规模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和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专家推断，墓主可能就是夜郎王。而沅陵有很长一段时间为夜郎古国文明中心。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依据，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于唐永贞元年（805年）被贬为朗州（今常德），期间作《楚望赋》云：“武陵（西汉初年幼黔中郡改名）故郢（楚都，代指楚国）之裔邑，夜郎诸夷杂居。”指的是古黔中境内为夜郎各族杂居之地。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闻王昌龄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里的夜郎指的是今日沅陵。这首诗被收入明代万历年间的《辰州府志》和《沅陵县志》。《唐人七绝诗释》一书为这首诗注解时特别说明：“此夜郎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因沅陵战国时为夜郎都城（中心），故梁天监十年（511年）“辟沅陵县置夜郎县”（《沅陵县志》）。
沅澧流域是我国稻作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可考的历史近7000年。可想而知，战国时期沅陵农耕十分发达。《史记》与《汉书》均称夜郎“其人皆稚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这也比较吻合。既然沅陵曾是夜郎古国的文明中心，而沅陵有夜郎王的陵墓也在情理之中。
神秘的“套头葬”
墓葬文化在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同时也给今人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
在众多历史知名的墓葬文化中，发现与贵州省毕节地区夜郎国可乐遗址的套头葬文化，更因夜郎国这个充满各种历史谜团的历史古国而显得尤其神秘。
一具数千年以前的尸骨静静地躺在墓穴中，头顶套着一件铜釜，或是铁釜、铜鼓的大型金属器，有的足部也套一件铜釜或铁釜，或垫一件铜洗。这就是可乐最重要的考古现象——套头葬。可乐发现的套头葬，在国内外可谓比较独特的了。
可乐地处乌蒙山腹地，平均海拔1990米，可乐河自西向东流过。可乐遗址（古墓群）幅员9。4平方公里，由3个遗址和15个墓群组成，约有古墓上万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该地进行过多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71座，出土文物近2000件。目前发掘的墓葬尚不足4%，有“贵州考古圣地、夜郎青铜文化殷墟”的美誉。属于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108座，在许多重要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特的“套头葬”等特殊葬式。
专家们发现，使用套头葬的墓只占一小部分，这类墓中有较多随葬器物，有某种威严或神秘的气氛。由此，专家推断，死者的身份定与常人不同——他们是夜郎民族的中下层巫师，还是地位尊崇的氏族首领？除套头葬之外，可乐的出土文物，为复原夜郎文化提供着丰富的线索，比如，具有镂空卷云纹的铜柄铁剑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铜戈提供着夜郎文化在地域分布上的重要信息。一具“干栏”式陶屋模型，展现了中原建筑文化和夜郎建筑文化的融合……
（4）滇国：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奴隶制帝国
1955年3月3日，云南省博物馆在晋宁石寨山的首次发掘中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黄金饰品以及一个早已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古老王国——滇国。
2000多年前，滇池沿岸有过一个古老的王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滇”，然而从1世纪开始，滇国就销声匿迹，人们不知其为何消失，又去往了何处，关于滇国的一切都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这次滇国的重现人间，就使得璀璨的滇文化，重新被人们所铭记。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我们将发现它的美艳、它的迷人……
滇国有着哪样的历史。
两千多年前，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渐渐占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越系民族为主体的滇民族。
周赧王十五年至三十五年（前300年～前280年）之间，楚国将领庄蹻率军从古吴、越之地出发，在征服了夜郎部落后，向西到达滇池地区。因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7年），秦国司马错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切断了庄蹻东归之路，庄蹻及其部下只好留下来，易服改制，将中原文化大规模地传至滇中，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冶炼技术、建筑艺术，滇中地区迅速繁荣起来，势力不断扩大。在率众击退秦国的进攻后，庄蹻众望所归地成为国王，滇国也成为滇中地区第一个统一的王国，在历史上延绵存在100多年。庄蹻建立的滇国，势力范围北起南盘江，南至红河，西抵澜沧江东岸，在那个时代的西南地区可谓是一时之翘楚。
然而，滇国历史虽久，但到西汉时才受到中原王朝的注意。汉武帝当时采纳张骞的建议，要派使臣来滇国，但均因云南西部昆明国的阻拦而未成行。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征服了盘踞两广的南越国，兵临滇国东南部，灭掉了其周围几个小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西汉王朝曾遣使劝说滇国降汉入朝，但滇王依仗自己尚有实力，又有周围“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等部落的支持，拒绝臣服。愤怒的汉武帝于西汉元丰二年（前109年）发兵进攻滇国，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滇王无力抗争，只得降汉，滇国正式隶属于西汉王朝。滇王举国归附，汉武帝正式承认滇国，并赐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一枚。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在滇国领地设置益州郡。
至西汉末年，大量中原及东部沿海的汉族人陆续移民云南，滇国及滇人在潜移默化中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郡县制逐步取代滇王的地方政权。
至东汉中叶，长达数百年的古滇文明彻底失落，而文化的消亡也标志着这个滇国的彻底消失。
这一点从在滇池沿岸的东汉墓葬也可以得到证明。到了东汉，墓葬的本地特征越来越少，典型的东汉砖石墓中出现了水田模型、陶器、陶俑和巨大的封土堆。2006年，位于云南澄江县抚仙湖畔的金莲山墓地被发现，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墓地时间被确定为上限西汉晚期，下限东汉。墓葬中首次发现用中原汉墓中出现的冥器随葬的情况，并用大量陶制器物取代云南青铜文化高度发达时期的各类金属器物，这些无一不在证明着滇文化的衰落和滇国的消亡。
就这样，一个在历史中有着赫赫威名的国家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湮没不闻了。直到两千年后的一天，滇国这个神秘的国度才得以重现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与江川县相邻的晋宁石寨山发现了古遗址和古墓地，并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100余件刻铸有各类人物形象和活动场景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致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制品，青铜器上所绘人物形象和生产生活场景与内地发现的同期或早期青铜器内容、风格完全不同，带有明显的云南地域特点。
因此，有学者推断说这些文物和消失在历史中的滇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考古工作者又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第二次考古活动中，一共发掘了20座古墓。其中第6号墓长3。40米，宽2。30米，深2。58米，墓内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器、银器和铜器等共计137件。以青铜器最为丰富，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釜、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但是，考古工作者只能通过这些文物推断出墓主人的地位不一般，但是想要真正揭开墓主人的面纱还得通过艰难的史料考证和查实。可是，就在考古工作因为迟迟不能揭开墓主人身份而一筹莫展时，一个惊奇的发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一个考古人员在清理棺底时，发现了一枚金印，上面清晰地刻着4个篆字：滇王之印。
自此，真相大白，墓主人就是千百年前在滇国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上发号施令的君主——滇王。而一度备受争议的滇国存在真实性的争论也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除了《史记》中有关滇国的记载，滇国的存在长期以来都找不到佐证证明，很多人都在质疑古滇国的存在以及《史记》记载的真实性。而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汉武帝时期，中央王朝希望打通四川经昆明过滇西通往西域的通道，于西汉元封二年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在滇国故地设置益州郡，又赐封滇国最高首领为滇王，并赐给滇王王印。6号墓滇王金印的发现，除证明石寨山遗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外，也证明了《史记》等汉文古籍有关古代滇国的纪事的可靠性。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从战国至西汉中期，滇国是存在于该地区的一个奴隶制王国，强盛一时。《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折射出滇国在西南地区的强盛。
青铜文化因何成了滇国的名片。
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代表古滇国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著名的牛虎铜案、青铜播种贮贝器、祭祀铜扣饰以及各种铜俑、铜鼓、钟、铜戈、铜矛、铜锄、石器、土陶、金银饰物等，也都反映了当时古滇国的兴盛繁荣的情景。
提起滇国，映入眼帘的可能是一片遍地荒芜的不毛之地，但事实上滇人手工业发达，尤以青铜冶铸闻名。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春秋末叶至西汉初年，滇人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学术界已经确认，他们代表着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滇国的青铜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因此，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贮贝器”，意为贮藏贝壳的器具。器内贮藏的贝壳，经鉴定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长期以来，贝壳一直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据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载，南诏时期仍使用贝壳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贮贝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桶状贮贝器，桶状贮贝器是设计铸造时就是用来盛放贝壳的，外形似桶，腰部微收，上下较粗，底部有三或四足，器盖上往往装饰牛、虎等动物，以牛最普遍。另一类贮贝器以铜鼓形贮贝器为代表，是滇国最重要的礼器。滇国没有文字，就利用铜鼓平坦的鼓面，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动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动为主，构成了滇国社会生活一个又一个生动场景。
滇国另一种国之重器为铜鼓。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制作精美，纹饰繁缛，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击鼓可通神灵。因此，铜鼓是祭祀中必备之物。两汉以后，铜鼓还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方面，成为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纹身踊。”时至今日，我国壮、侗、水、苗、瑶、仡佬、布依、佤等少数民族还相当珍爱铜鼓。
滇国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其中“牛虎铜案”更是堪称天下无双的国之瑰宝。
“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为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形体为一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内立一小牛。牛后部一圆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有一虎，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在艺术风格上，充分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态、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老牛驯良，小牛可爱，猛虎残暴，构成一种极具震撼力的画面，也反映了滇人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今天，它作为云南历史文物的标志被放大，安放在云南省博物馆的门前。
滇国没有自己的文字，青铜器成为了他们记录自己生活的画板。通过滇国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通过那一幅幅生动的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画卷，我们仍然可以一窥滇国生活的真相。著名的青铜器有石寨山杀人祭祀贮贝器、纳贡贮贝器、纺织贮贝器、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铜案等。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跃然纸上。叠鼓形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激烈的战争场面。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当时滇人举行“祈年”仪式，通过杀人祭祀，以求得农业丰收。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性，中间一人为女奴隶主，在监督女奴隶从事纺织劳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生产图景。这些青铜器反映的生产、生活内容涉及战争、献俘、纺织、纳贡、狩猎、放牧、斗牛、乐舞等各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而滇国青铜器中直接表现牛的题材最多，这也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的滇族社会中，畜牧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同时，在这些青铜饰物中，表现猛兽格斗或群咬激烈情景的很多，其中尤以刻画虎豹凶猛形象者居多。如有的青铜器常饰以虎豹纹，有的将器耳铸成虎形，有的铜器刻画饲虎形象，也有的在铜器上雕铸蟠蛇立虎的铜柱图像作为奴隶主权威的标志，等等，这也表明了滇人将虎豹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而受到崇敬。
古滇国的工匠们不但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他们已经能够掌握铸造技术中铜和锡的合适比例。兵器中锡的比例较大，以使其硬度提高；装饰品中锡的比例较小，以便造型，反映出古滇人已熟知不同金属的性能。有的器物表面经过了镀锡、错金、鎏金的处理，镶嵌以玉石纹案，有着对称和端整的外形，花纹精致繁缛。贮贝器和一些扣饰上的人物，虽不过3厘米大小，但都眉目清晰，面部表情可见。器物上线刻的纹饰很浅，但技法却很熟练，都是2000年前工匠们凭手工刻画的。这些文物都表明，滇国创造了灿烂无比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也成了滇国的名片。
（5）古格国：最接近天空的遥远王国
千百年来，藏族人民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一直是一块令人向往的神秘的热土。历史长河悄然流逝，在这片最接近天空的土地上，一个个成就非凡的文明和绚烂多姿的文化纵横演绎。
强大的吐蕃王朝之后，在西藏西部地区，有一个名为古格的王国在此雄霸了600余年。史书记载中，古格王弘扬佛教，文化发达，抵御外侮，不屈不挠，在中华文明和西藏历史文化传承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然而，这个神秘的王国很少为外界所知道了解，在辉煌一时之后，在距今约300年前，古格王朝突然由盛而衰，瞬间消失于巍巍高原与茫茫沙海之间。繁华的城市和宏伟的寺庙一夜消失，留给我们的只有那些曾经历了辉煌的遗址。古格，从此成为西藏神奇地域的谜中之谜。
古格王朝的前世今生。
在西藏古老悠久的文明史上，有一个叫做古格的王国曾经雄踞西藏西部，弘扬佛教，抵御外侮，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为后人带来了无数的神往和遐想。
古格王朝的建立大概从9世纪开始，其前身可以上溯到象雄国。
空前强大的吐蕃王朝统一了西藏，末代赞普郎达玛统治时期，灭佛毁寺，不少僧人为了避难远遁西部边境地区，进入阿里。阿里临近南亚、中亚诸地，深受大食、印度的影响，加上又是苯教的发源地，成为当时各种力量、各种思潮的汇集之地。
843年，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一位僧人所杀，统治阶级内战纷争四起。不久，西藏各地平民起义，吐蕃王朝迅速瓦解，西藏先后出现大小7个王国，进入多个藩王割据的时期。
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奥松与云丹也为争夺王室相互斗争，奥松之子贝考赞为奴隶起义军所杀，贝考赞的儿子吉德尼玛衮见大势已去，便带着3个大臣和部分随从投奔阿里，并娶了当地人首领的女儿。后来，吉德尼玛衮将阿里一分为三，分封给他的3个儿子，古格王国即第三子德祖衮的封地。这样，从血统上来讲，古格是吐蕃政权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统治的延续，其统治范围最盛时遍及阿里全境，这也就是古格王朝的沿革由来了。
到17世纪结束，古格前后世袭了16个国王。在这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古格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古格人的生活也趋于温饱小康。而在文化方面，古格更是得到了长足的休养和发展。特别是在佛教文化方面，古格王朝十分崇尚佛教，曾经多次派人到克什米尔学经，翻译佛经达100多部。与此同时，与佛教相关的塑造、绘画、雕刻等艺术文化也发展迅速，成为了西藏土地上的一个重要的闪光点。而且在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到阿里地区弘法，使阿里成为佛教复兴之地，佛教史称之为“上路弘法”。
古格王国的统治中心在扎达象泉河流域，最北界可达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诺乌山，南邻印度，西邻拉达克（今印占克什米尔），最东面一度达到冈底斯山麓。古格都城札不让位于现扎达县城西的象泉河南岸，其都城附近西面的多香，北面的东嘎、香孜、香巴、皮央遗址，南面的玛那、达巴、曲龙遗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从这个大规模的城市来看，也可以想象在数百年前在西藏那个离天堂最近的土地上，这个名字叫做古格的王朝的繁荣和美好了。另外，此处还是古代西藏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之一，西藏的特产如藏红花、冬虫夏草等各种药材，金矿银矿等出产的贵重金属原料，以及这些金属原料所加工的佛像、饰品等都源源不断地走向了中原乃至是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时，中原以及世界上的商品也得以这个商埠流通到西藏的各个地区。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古格王朝长达百余年的稳定富有。
可是，这稳定的生活终于被一场夺权之战打乱了。17世纪中叶，古格王朝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夺权，发生内乱，国王的弟弟请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军队攻打王宫，王朝被推翻。古格覆亡后，并入拉达克一段时间，后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重新收回。
一夜之间消亡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富足、文化灿烂的王国却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地消失不见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的侵袭？是一次惨烈战争的洗劫？抑或是一场瘟疫的肆虐？古格王朝的消亡，给无数人以无限的遐想和猜测……
有人认为，古格国王在内外忧患的形势下，被迫率众投降。据《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和《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两部专著记载，古格的最后一个国王及全家被克什米尔人带回国内，关进了监狱。据此，国王投降的说法更为可信。
在古格遗址干尸洞里，可以看到堆满的无头干尸。据传，洞的最尽头是喇嘛，紧挨着的是儿童，其次是妇女和男人。由于气候干燥，尸体没有完全腐烂。据悉，当年古格兵败，克什米尔人将宁死不屈的古格兵士斩去头颅，尸骨就抛弃在洞中。
克什米尔人在古格王国的废墟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驻守在西藏的厄鲁特蒙古人出兵把克什米尔人逐出西藏。
还有一种传说，当年的古国王朝中有两个势均力敌的组织，一方是以古格国王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另一方是以古格的宗教领袖为代表的宗教集团。这两个集团的矛盾日益加深，双方为了争夺政治权势和宗教地位关系不断恶化。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古格国王想借助西方传教士的力量削弱佛教的影响。这一想法和想在古格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一拍即合。由于古格王国的居民都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葡萄牙传教士从印度果阿来到古格王国后，首先说服了王后，接着说服国王改信天主教。国王的改变遭到了宗教上层人士的不满。后来，人们在古格王国遗址的藏经洞里，曾发现一个纸糊的面具，糊面具的纸上竟然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经文。想当初，喇嘛们对西方传教士多么憎恨，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就有寺院的喇嘛偷偷地和克什米尔人取得了联系，僧侣们发动叛乱，克什米尔人乘机入侵，与喇嘛们里应外合，攻打古格都城，企图推翻古格王朝。于是一场攻坚战就这样惨烈无比地开始了……
古格王国的都城建立在山上，十分雄伟，而王宫是其防守能力最强的建筑，整个王宫只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到山上，其他的地方全都是悬崖。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克什米尔人想出一个办法，他们驱赶古格的百姓在半山腰修建一座石头碉楼，意图通过这座和山顶一样高的建筑，攻下古格王宫。然而，克什米尔人对古格的这些百姓当然是像奴隶、牲口一样使用。百姓在山下非常凄苦，不停地唱歌，古格国王听到后不忍心百姓受苦，于是跳悬崖而死。
这两种说法到底谁是谁非，抑或是都不正确，还有待人们去考证发现。
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自从300年前一夜之间消失之后，古格王朝一直沉睡在历史的记忆里，不为任何人所发现。
在西藏札不让的北面，有一个名叫“鲁巴”的地方。藏语中，“鲁巴”的意思是“冶炼人”，当地也流传着这个地方擅长冶炼金属的故事。但当地并不盛产矿石，也没有先进的冶炼技术。总之，没有人说得清地名、传说和当地的现状到底有什么关系。
在世代流传的故事里，鲁巴以精于冶炼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据说，鲁巴曾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合金，铸造成佛像，通体如自然形成全无接缝，其价值都超过了纯金佛像，当年阿里三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24座寺院的金属佛像与法器，就都是由这些合金铸成的。在各种精湛的工艺中，鲁巴最为神奇的是名为“古格银眼”的铜像，是佛像中的精品。但是，由于传说中的“古格银眼”从来没有在现世现身，这种珍贵的宝物到底是否存在无人知晓。
故事终于揭开了谜底。1997年夏天，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皮央遗址杜康大殿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铜像。经专家查证史料，多方证明，这件铜像就是传说中的“古格银眼”像，铜像头戴化佛宝冠，结跏趺坐于兽座莲台，头生3眼，额上正中眼为纵目，还有各执法器的胳臂4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铜像的眼睛，3只眼的眼球都采用镀银的技法做成，在金黄色的铜像背衬之下晶莹锃亮、银光闪闪。考古学家和专家学者们啧啧称奇，“古格银眼”果然名不虚传。从“古格银眼”开始，古格王国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实际上，对古格王国的考古发掘已经取得了重大发展，就在“古格银眼”出土的15年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考古队从1985年开始，就展开了一系列收获巨大的考古工作。
消亡了350年的王国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而古格王国遗址周围不断被发掘出的房屋、雕刻、洞窟、造像及壁画等遗物，也逐渐揭开了古格王朝的神秘面纱。
偌大的王国留下了恢弘的遗址和遗物：殿堂、房屋445座，洞窟879孔，碉楼58座，各类佛塔28座，防卫墙10道，隧道4条，洞葬1处，武器库1座，石锅库1座，大、小粮仓11座，壁葬1处，木棺土葬1处，总面积达72万平方米。
古格雕塑多为金银佛教造像，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被广为流传，也是传世数量最少的“古格银眼”雕像。在各种遗存中，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是古格王国的壁画，这些壁画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气势宏大，风格独特，所绘人物以丰满动感的女性人物最具代表性，用笔洗练，性格突出。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古格王国的壁画深受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各种艺术风格所影响，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及犍陀罗艺术特点。这也显示出古格王国多民族文化共同交融的风貌。
在西藏的托林寺、札不让、皮央东嘎等，都出土了数量极大的用金银汁书写的经书，这些经书所用的黄金、白银，就产自古格。经书以文书的形式，写在一种呈青蓝色的黑色纸面上，一排用银汁书写，一排用金汁书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其奢华程度无以复加。
1912年，英国人麦克活斯·；扬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最早对古格王国遗址遗存进行了考察。由于受到地理交通环境和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麦克活斯·；扬并没有做太深的研究，但他的发现也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的注意。之后，一些探险家、旅行者、摄影家和艺术家们纷至沓来，对古格王国进行探奇访幽。
西方学者的探测以旅行探险和艺术考察较多，他们并没有对古格王国进行综合性系统的考察。只有到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进行了全面的实地测量后，古格王国才终于揭去神秘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