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机制的探索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警系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金融稳定及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促进汇率稳定。IMF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稳定国际汇率，促进贸易，加强国际合作，并监督国际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发展；通过提供短期贷款，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而产生的外汇资金需求。二是协调经济政策。IMF主要讨论和决定国际金融体系组织和运作的有关事务，并监督控制决议执行。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以后，IMF还将监管的范畴逐渐扩大到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序以及管理的效率等方面。三是对成员国经济中存在的风险提出意见。在收集成员国大量的经济数据和对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IMF对成员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要求成员国遵照执行。四是基金贷款。IMF最主要的业务活动，就是向有贷款需要并符合规定条件的成员国提供贷款。五是提高经济运行情况的透明度。在国际上发生了几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IMF为鼓励各国政府保持透明，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提出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和“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希望成员国能以此为框架改善统计体系。
从其建立之日起，IMF就有向成员国进行金融援助的机制。但是，IMF预警系统大多侧重于金融危机的事后救援，事前预防明显不足。金融危机的事实说明IMF还缺乏有效的金融预警机制。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的事实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IMF的总裁表示，在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安全网这一次又在亚洲开始运转了。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缺乏对危机的预见性和防范意识，表现出应付突发事件能力的不足。按理说，新的预警系统本应在1997年年初就在泰国敲响警钟。从东南亚危机中受冲击的国家和地区看，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债务率（特别中短期外债所占比重）、汇率机制和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是最为重要的4项基本指标。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半年至一年左右的时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国家这4项指标都不同程度地明显恶化。一段时间以来，泰国清偿能力下降，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泰铢与其货币挂钩的国家。同时，私营部门举债融资数额很大，债务负担极重，而且大部分是以未采取保值措施的外币计算的债务。这些不平衡现象和矛盾的政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们却没有出现在IMF的“雷达屏幕”上。IMF反应迟钝，应付不力，没有起到预警作用。1997年初，还在其权威刊物《世界经济展望》年报中，特别提出了对泰国经济的绩效和政府一贯稳健政策的赞誉。与此同时，以克鲁格曼为首的经济学家则指出泰国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泡沫成分。嗅觉敏锐的国际炒家们却对其经济中的问题也早有察觉。索罗斯基金委员会首席战略家德鲁肯米勒曾说：在1997年1月份就有一位同行提醒他注意泰铢已到了要贬值的时候，因为泰国当时未收回贷款占GNP的比例，在很短时间内从65%增长到135%；而马来西亚也像泰国一样有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繁荣”。因此，量子基金才在1月份卖空泰铢。正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大投机家的炒作及其带来的巨大示范效应直接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事实也证明他们对于东南亚市场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相比之下，IMF尽管在1996年年报中就曾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存在脆弱性和其他一些严重问题，但IMF并没有就此发出任何警报，也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IMF不仅未能预测到危机的发生，就是在危机已爆发之后，对事态的发展也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
目前，IMF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如何进一步完善其预警系统就成了这次变革的重要内容。简单来说，IMF就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一是加强危机预防功能。长期以来，IMF监管措施侧重点主要在于事后补救，预防方面明显不足，因此IMF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防范金融危机上来。二是强化对成员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三是建立一套防范投机资本的机制。四是增强IMF运作的透明度。
二、东亚区域性金融安全预警机制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亚洲并没有实质性的金融合作。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东亚是指地理上的东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唤起了东亚各国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极大关注。为了防止新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应对世界范围内区域货币一体化潮流的强烈挑战，东亚各国意识到加强合作以保持币值稳定，提高银行监管水平以及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救援系统的必要。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并开展了富有成效的货币合作。在“10+3”目前，东亚合作的进程是四个轮子一起转动：第一个轮子是“10+3”，即东盟与中日韩范围的对话与合作；第二个轮子是“10”，即东盟自身的发展与合作；第三个轮子是“10+1”，即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第四个轮子是“3”，即中日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东盟自身的合作开展得比较早，在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是在东亚合作的框架下进行的，中日韩是东亚经济的主体，三国合作对于推动东亚合作进程非常重要，因“10+1”方面，日本与东盟之间以及韩国与东盟之间已经有不少合作项目，而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显然是走在了日本和韩国的前面。这一框架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东亚货币合作，东亚货币合作的演进，特别是最终能否在东亚设立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的东亚货币区的设想，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不太被人们关注的预警合作，在这一框架中具有与货币合作同等的重要性。
“10+3”金融合作目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1）早期预警机制方面的合作。早期预警系统是通过一套宏观与微观经济指标的分析对未来经济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预报的分析系统。亚洲银行的早期预警系统是由26个宏观与微观的经济指标，组合成6个分指标，即经常账户、资本账户、金融、实际部门、财政、全球经济指数。（2）《清迈协议》下的货币互换。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通过了《清迈协议》，签署了有关货币互换的协议。主要内容是：当一国发生外汇流动性短缺或国际收支问题时，其他成员国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提供应急外汇资金。这表明亚洲国家在合作防范本地区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2000年8月下旬，东盟又决定扩大货币互换基金额和吸收其他5个东盟成员国参加。目前，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3）短期资本流动监控方面的合作。目前，若干“10+3”国家开始自愿、双边地交换短期资本流动数据。由于短期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存在技术性缺陷等原因，该合作目前仍处在研究阶段。（4）加强经济政策对话。这是“10+3”金融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合作主要是举行“10+3”非正式副手会，专门讨论经济形势及政策。初步决定，在《清迈会议》签有货币互换协议国家将首先参加，其他成员自愿参加。第二阶段拟根据第一阶段的情况，研究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监督的力度。《清迈协议》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总结教训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这一地区新的货币区域主义的兴起。
三、其他国际组织对金融安全预警机制的探索
（一）G-7与G-10
G-7国家是指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等7个工业先进的国家。该集团是1973年石油危机时，由法国发起成立的一个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召开的首脑会议，总部设在瑞士。面对世界金融动荡对工业化国家的巨大冲击，1999年4月，西方七国集团建立了国际性“论坛”，作为国际金融危机预警。这个“金融市场稳定论坛”由各国财政部、中央银行、经济监督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有关国际机构的高级代表组成。该论坛主要议题是“全面评价当前世界经济及金融形势，寻找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抵御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办法”。论坛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和监督方面的信息互换与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通过定期（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举行会议，分析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加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督，以增强抵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能力。通过“金融市场稳定论坛”，将来各国及国际性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调，“了解各国大型企业的债务情况，以及银行的介入程度”，并重点对债务国的经济金融形势进行有效监控，通过这些措施，及早发现国际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的缺陷与问题，提出对策，以避免银行、保险及国际货币交易中出现问题。
G-10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以及加拿大等10个国家。该集团是1961年为了稳定汇率，维持美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而由这些发达国家建立的一个集团。受G-10国家中央银行的委托，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也建立了一个有关金融稳定的中央银行论坛，主要是监测全球金融体系短期内的发展、分析全球金融市场的长期趋势、改善市场运作以及促进金融稳定等方面的政策推介。
（二）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是根据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于1998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其前身是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欧洲央行的职能是“维护货币的稳定”，管理主导利率、货币的储备和发行以及制定欧洲货币政策；其职责和结构以德国联邦银行为模式，独立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之外。
欧洲中央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管理超国家货币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不接受欧盟领导机构的指令，不受各国政府的监督。它是唯一有资格允许在欧盟内部发行欧元的机构，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后，11个欧元国政府失去了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而必须实行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2000年初，根据欧洲中央银行（ECB）银行监管委员会（BSC）的要求，欧洲央行专门成立了一个金融风险工作组，具体实施金融宏观监测指标开发的前期准备工作。该工作组将潜在的金融监测指标分成三类：一是有关银行体系稳健的系统指标；二是影响银行体系的宏观经济指标；三是传染性指标。例如，贷款行为、竞争条件、流动性、风险集中度、资产质量、收益率、资本缓冲和市场评估等。其中，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包括收入的增长趋势、杠杆率、债务负担、资产价格、货币状况、信贷风险、利率风险。目前，BSC也成立了一个宏观审慎分析工作组，其主要职责是构建一个金融宏观审慎分析的框架，并直接向欧盟汇报欧盟银行体系的稳健状况，但其监测评估结果不对外公布。
（三）世界银行
1999年世界银行就开始对其成员国实施金融业的全面评估，并且将评估结果与世界银行的贷款决策结合在一起。其评估主要集中在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和金融宏观监测指标的评估方面。指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指标和微观银行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国公开的资料。为了避免工作重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一个“金融部门评估计划”框架，共同实施对其成员国金融业的综合评估。为了提高该计划的评估质量，世界银行的国家信用风险局使用不同的评估模型监测和评估贷款国金融状况。模型功能主要是衡量各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以及外部的冲击，监测外债及其持续性，评估各国的政治风险和政策倾向，确定世界银行承受的风险以及与该国的债务历史，评估和监测各国短期内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以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等。
本章小结
对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金融安全预警制度的介绍和探讨，以及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尝试性工作，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金融安全预警制度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线索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美国的金融预警制度最完善，也因其多头实施的功能型监管而最为复杂。“骆驼评价体系”是其监管和金融安全预警的发端之始，其设计思想也基本为后来名目各异的指标体系所沿用。美国的预警系统、快速纠偏机制和预警信息系统无疑可以为我国带来相应的启示。
英国的金融安全预警制度相对简单。日本的金融安全预警是在其护送舰队式银行发展模式解体后重拾存款保险制度并扩大其职能，辅以雄厚资金实力支撑的注资方式以及“过渡银行”计划建立起来的。另外，值得借鉴的是日本预警信息系统的两个互不连通的子系统的建设及其运作方式。德国向来是以银行业为主导，其针对银行业的评估和预警信息披露制度有可借鉴之处。新加坡的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即便是今天也能对我国金融业是否增加新的市场竞争主体有参考意义。
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预警的探索是在金融危机的磨难中吸取教训的经历。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因为我国的实体经济、金融发展格局乃至生产和贸易等方面与它们多有类似。拉美国家经受金融危机是在享受了金融全球化的有利因素的同时没能抵御其威胁和冲击。金融业自身的稳健和防止国际游资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需共同研究的课题。
国际组织中，IMF对待亚洲金融危机的态度耐人寻味，至于IMF对预警系统的完善只能寄希望其事后补救风格的转变。东亚区域性金融安全预警机制目前已向实践迈进，“10+3”金融合作机制已显初步成效。此外，七国集团与欧洲中央银行也在各自的利益圈内重视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改革开放在我国金融业显现的制度变革是深刻的：金融宏观调控体制的建立和渐趋完善，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体系的逐步发展壮大，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外汇管理体制的变革。与此同时，金融业也出现了风险集中的特征：从金融业外部来看，风险向银行集中，隐性赤字的货币化压力增大；从金融业内部来看，风险因素主要是银行不良资产带来的隐患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积累；我国金融业抵御来自外部经济体金融风险传导的压力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