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与评价一、政府有关部门主持研究的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
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探求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西方经济统计学家们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的研究工作。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经济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并为世界各国所熟悉。
（一）几种有代表性的经济景气监测指数
1.哈佛指数
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法国经济学家开始以黑、灰、淡红和大红几种颜色，测定法国1877～1887年间的经济波动。1903年，英国出现了描述宏观经济波动的“国家波动图”。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哈佛大学珀森斯教授领导编制的“经济晴雨表”和“哈佛指数”。1917年，哈佛大学为研究景气指标，专门设立了“经济调查委员会”，由珀森斯教授主持。该委员会广泛搜集了美国1875～1913年的经济统计资料，编制了“美国商情指数”（即哈佛指数），并从1919年起在《经济统计评论》上定期发布。从历史拟合来看，哈佛指数对20世纪以来美国4次经济波动都做出了较好的反映。
哈佛指数的出现对景气指数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构造思想和方法纷纷为许多国家所效仿。英国、瑞典、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波兰和日本等国都相继开展了景气监测研究，以类似哈佛指数的方法编制本国经济“晴雨表”。但是，哈佛指数却因未能正确预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年大危机的来临而遭到沉重的失败。后来虽几经修订，终因效果不佳而最后停止使用。哈佛指数的失败以及类似景气指数的衰落标志着景气监测早期阶段的结束。
2.预警信号体系
哈佛指数失败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继续了景气监测的研究。1950年，NBER的经济统计学家穆尔，在30年代监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主持进行了新的景气监测系统的建立工作。穆尔从近千个统计指标的时间序列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21个指标，构成了一个新的监测系统。这个系统由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三种指标构成，以客观经济综合状态为测度对象，采用了多指数信息综合方法——扩散指数（DI）。此后该系统又经过多次修订，保证了有效运行。扩散指数法从理论到实践效果上都被充分肯定，从此成为构造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方法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起，景气监测系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1年，美国商务部正式将NBER景气监测系统的结果逐月发表，以数据和图表形式提供宏观景气动向的信号。至此，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从民间研究走入官方实际应用阶段。
3.富兰德格指数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研究所的F。T。汉厄教授设计了第一个反映经济政治环境风险的评价指数——国家风险预测指数，亦称富兰德格指数。该指数是由定量评级体系、定性评级体系和环境评级体系等构成的综合指数。定量评级体系用于评价一个国家的债务偿付能力，包括外汇收入、外债数量、外汇储备状况及政府融资能力四个方面的评分；定性评级体系重在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外债结构、外汇管制状态、政府官员贪污渎职程度及政府应付外债困难的措施五个方面的评分；环境评级体系包括政治风险、商业环境和政治社会环境三个指数系列。上述三个评级体系在总指数中的比重分别为50%、25%和25%。富兰德格指数以0～100表示，指数越高表示风险越低，指数越低表示风险越高。风险等级则相反，一级表示风险最小，二级、三级风险大一些，以此类推。该情报研究所定期公布并发表研究报告、统计数据及分析结果。该情报所根据数据既对即期风险情况级给予综合打分，还对未来一年后、五年后的综合分数进行预测。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由伦敦“国际商业交流有限公司”的美国分部出版的《国际各国投资指南》中，将投资风险分为政治、金融、经济三大类，分别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综合风险等级，计算了综合指数。国际金融界权威刊物《欧洲货币》于每年9月或10月定期公布当年各国国家等级风险，侧重反映一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形象与地位。日本公司研究所对国家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国家风险评价。内容包括：内乱、暴动及革命的危害性，政权的稳定性，政策的持续性，产业结构的成熟性，经济活动的干扰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金融政策的有效性，经济发展的潜力，战争的危险性，国际的信誉地位，国际收支结构，对外的支付能力，对外资的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它设计的风险等级采用的是评分方法，以0～10分表示风险程度的高低，10分表示风险程度最低，0分表示最高。分别对上述内容进行打分，然后求出综合分。风险等级设立为A、B、C、D、E五级，风险由低向高排列。
（二）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主要进展
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末，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多为政府有关部门主持进行。如在美国，主要由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与NBER合作进行。在日本，由经济企划厅研究和发布。由于官方的参与，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无论在构成方面还是构造方面，都取得了更为迅速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合成指数的出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构造监测系统的另一种基本方法——合成指数（CI）。尽管扩散指数（DI）作为一种基本构造方法已在20世纪50年代确立并广泛使用，但还存在着不能反映经济波动幅度、干扰较大等特点。由于5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高速经济增长，仅用扩散指数很难适应，为此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首席经济统计学家希金斯于60年代提出了综合指数法（CI），从而弥补了扩散指数的不足。从此CI和DI共同成为构造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方法。
2.具有评价功能的预警信号指数出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在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带来各种弊端，经济的“过热”如同经济衰退一样也是应该避免的。为此，不少国家在其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中进行了引进评价指标的尝试，试图对经济波动的不同给出相应的评价。1963年，法国政府为配合第四个五年计划制定了“景气政策信号制度”，借助不同的信号灯颜色，对宏观经济做出简明、直观的评价。1966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在其经济白皮书中发布了“日本景气警告指数”，对正处于调整增长阶段的日本经济分别以红、黄、蓝等颜色给出评价。1970年，联邦德国也由国会专家委员会编制了类似的警告指数。这样的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不仅能够指示景气动向，而且能以简明、直观的方式给出对经济状态的评价，这一功能的增加，尤其有利于广大厂商的经营决策。
3.基本方法的重大进展
基本方法方面的进展主要有：季节调整方法日趋成熟，构成指标选择方法的重大突破——“评分系统”的出现并逐步走向国际化。在季节调整方法上，除了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成功研制X-11季节调整法外，还有美国劳工局的BLS法、日本通产省的MITI法、日本企划厅的EPA法、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IFO法。这些季节调整法各有特点，分别为各国经济监测机构采用。我国应用的基本上是X-11季节调整法。
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本身初步定型，并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国际性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由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1979年，美国NBER与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际经济循环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一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7个发达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指标系统（IEI），用以监测西方重要国家的景气变动。该系统具有4个功能：（1）迅速地监测世界性的衰退和复苏；（2）测度周期性衰退的范围与程度；（3）评价对外贸易前景；（4）通货膨胀提出预警信号。此外，一些国际性组织也出现了相应的景气监测系统。1978年，拥有西方20多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通过决议建立了应用先行指标系统来监测成员国经济动向的机构。1979年，欧共体也开始了关于成员国景气状况监测系统的研究，并于80年代开始投入运行。到80年代中期，仅在亚洲就先后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和韩国等国家与地区建立了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较好地配合了宏观经济管理。
二、国外学术界对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研究情况
国外学者对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研究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分类，一类是与国家宏观经济金融状况有关的指标的研究，另一类是与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有关的微观金融指标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研究
国外学者对宏观经济状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国际风险监测指标的研究
美国银行家欧·梅耶根据对国际上18家银行、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风险监测的指标进行了归纳、综合并分类。从大的方面分为三类：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体系、对外经济联系的指标体系和国家政治社会环境的指标体系，共选取了113个指标对国家的风险进行监测。
2.关于汇率机制与金融危机指标的研究
1979年，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将经历一个渐进而持续的国际储备下降和国内信贷相对于货币需求的高增长率。若这种过度的货币需求增加可能来源于对公共部门的融资，则财政失衡和对公共部门的信贷可作为逼迫危机的指标。
保罗·克鲁格曼的论文发表后，许多研究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对一些拓展后的模型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果：实际汇率、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实际工资率和国内利息率可作为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
一些新的理论认为，管理当局是为了避免其他经济指标的恶化而放弃固定汇率。例如，为维持固定汇率而采取国内高利息率政策将导致政府公债的融资成本大大增加。1992～1993年，欧洲爆发了货币危机，欧洲汇率机制（ERM）解体。当时理论界主要是利用多国数据指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根源。主要著作有Eichen-green、Rose和Wyposz在1994～1996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这些研究集中于欧洲汇率机制国家，并将货币危机定义为“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的剧烈变动”。他们认为，与非欧洲汇率机制国家相比，欧洲汇率机制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在危机和平静期间的表现差异较大。
3.关于金融危机与金融稳健监测指标的研究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界开始系统地研究金融危机的防范问题。IMF专家莫里斯·戈尔茨曾提出7项经济预警指标：（1）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是否失调；（2）经济项目逆差占GDP之比；（3）消费比例是否过大；（4）财政预算赤字占GDP之比；（5）资本流入结构是否合理；（6）汇率定值是否适度；（7）货币供应量增加是否适当。这些预警指标对反映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为各成员国普遍赞同。其他理论包括：1998年Demirguc-Kunt 和Detragiache 有关65个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1997年美联储举办的有关金融危机国际研讨会的大量论文、1996年Gavin和Hausmann以及1995年Rojas-Suarey Weisbrod关于拉美危机的研究、1996年Goodhart的资产市场波动性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调查了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金融机构的脆弱环节，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国际收支恶化、较高的通货膨胀、汇率的波动、股市及价格的震荡、贷款额急剧暴涨、出口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等因素；同时，还包括如缺乏有效的银行监管手段和货币调控手段、过度慷慨的存款保险、不充分的法律体系、国际金融市场中风险过高、缺乏充足的会计标准和规则及透明度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一些难以计量的监测指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又激起了新一轮的金融业稳健理论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工作主要有：1998～1999年间，Berg和Patillo等学者及IMF的研究揭示了市场过度反应的动摇性和金融危机的反馈性等一些导致危机的新因素；在1996～1999年间，Baig、Fratzscher等学者先后对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在1995～1999年间，Dornbusch、Goldfajn等学者对货币危机预警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以墨西哥为参照国家，使用历史的初评比较的数量分析方法和综合的模糊评价方法，分析东南亚地区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1999～2000年以来，Masson、Borensztein、Beg、Milesi-Ferretti和Pattillo发表了大量论文评价当时开发的一些预警模型。
（二）微观金融指标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于CAMELS评级系统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对综合微观金融指标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在外债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手段方面，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大量的经济计量模型，以期捕捉银行危机的迹象和辨别银行经营的稳健程度。例如，Lane、Looney和Wansley（1986）以及Whalen（1991）分别开始采用Cox风险均衡模型来预测未来银行的倒闭概率，但其实质仍然是CAMELS评级的思路，因此，预测力相对较弱。1999年，Gonzalez-Hermosillo 以国际清算银行关于资本充足率的一系列规定为依据，首次将宏观和微观监测指标结合在一起来解释银行业的脆弱性问题，使其经济模型的解释预测力大为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