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在一段时间里掌握了国家大权，绝大多数皇帝在统治期间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民族隔离的政策，而北魏孝文帝并非如此，他坚持改革，并将都城迁往汉族聚居的洛阳，其举措真是非同凡响。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夏，孝文帝宣称讨伐南朝，率百万之众，离开平城（今大同）。惯享安逸的鲜卑贵族，难以忍受征伐之苦，跪在孝文帝马前，请求终止南征。孝文帝即以迁都洛阳为交换条件，王公贵族们只好接受了这一条件。实际上，孝文帝南征为虚，迁都是实，一举结束了他与大多数贵族关于迁都的争论。
但是，随之而来的种种措施，更让鲜卑贵族们难以忍受。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诏，在朝堂之上三十岁以下者不允许使用鲜卑语，如有违犯，就免去官职。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凡是前往洛阳的人，死后必须葬在河南，不得北返，这些人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且不准穿鲜卑民族服装，要改穿汉人服饰。
太和二十年，又规定鲜卑贵族必须用汉语的习惯方式改变姓氏，比如皇族鲜卑姓氏为拓跋，改为元姓。孝文帝原名拓跋宏，此后则为元宏。其他贵族，如拔拔改为长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等等，共一百一十八姓。同时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孝文帝与诸弟、贵臣，都娶北方汉人大族之女为妻。
早在5世纪前期，北魏就基本统一了北方，虽然也渐染华风，但在上层还基本保持着鲜卑文化，甚至比较保守。西晋初年，拓跋氏始祖之太子沙漠汗居洛阳为人质，回国后，部落贵族认为他服饰同于汉人，且习于汉人技艺，害怕他即位后会改变部落旧俗，多方进言，始祖疑忌，终杀太子。太祖拓跋珪称帝时，大臣贺狄干出使后秦，在长安期间，熟读汉人经史，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回国后，太祖见而愤恨，杀之。
这次孝文帝的汉化，也遭到了许多鲜卑贵族的反对。他们有的认为北魏立国，在于武力，武力在于有马，迁往洛阳，不便养马，会导致武力的丧失；有的不愿学汉文，认为北人不必读书；还有的抱怨孝文帝亲近汉人，疏远本族。
太和二十年，以大贵族穆泰为首的贵族集团在北方谋反，几乎重要的贵族家族都有人参加。令孝文帝尤为痛心的是，太子恂，年方十五，不好读书，身体肥硕，深为河洛一带的暑热所苦，总想回到凉爽的北方。他趁孝文帝出巡之际，欲以随从奔代（今大同及其周围），但被军队封锁，未能逃出。孝文帝回来即废太子为庶人。太子虽有悔悟，孝文帝还是担心宽恕他会引起后患，遂予处死。
在北魏君主中，孝文帝可以说是最为宽厚的，何以会为迁都采用如此不顾旧情、亲情的极端手段呢？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大同一带，本为北魏建国之地，可到了孝文帝时，北魏已经统一了北方，统治的重心以及经济的中心均已转到中原地区，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惟有迁都中原。
孝文帝此时不到三十岁，在国力鼎盛的状况下，很想有所作为，征讨南朝，统一中国的愿望非常强烈，偏居代地一隅，显然是无法实现这种愿望的。另外，国家机构逐渐复杂，所费亦多；代地苦寒，土地贫瘠，又无漕运之利，也是重要原因。代地几乎无年不灾，孝文帝几乎年年要因为干旱而祭祀祈雨。迁都之迫切性于此可见。
那么孝文帝推求汉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先了解他对汉族文化的熟悉和热爱。在《魏书》中记载，孝文帝深受汉文化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受儒家的影响。他讲求孝悌，父亲及太皇太后去世，主张三年之丧；对所有的兄弟，都加以善待。怜惜下民，每有天灾，即认为是上天惩罚自己，下诏承担罪过，并免税、赈灾。不嗜刑杀。鲜卑君主以好杀之名著称于中国历史，崔浩国史之狱，只因所修国史涉及国恶，作为北方最尊贵之门第，国家之重臣，不但自己身死书毁，家族被灭，连姻族都不能幸免，牵连而死者达数百人。孝文帝则以仁心待人，下诏云，犯罪者之处罚止于其身。他有大一统、天下一家的思想，尊老，重视儒家教育。凡此种种，于《本纪》中屡见不鲜，细读诏令，每每引据儒家经典。
二、礼拜先贤。孝文帝为孔子立庙，凡出行，遇到尧、舜、禹、比干、汉高祖等古代高贤圣王之陵，无不礼拜，且亲自撰写吊文，为之竖碑。
三、建立制度。孝文帝依据《周礼》设立一些官职和制度，如他设立史官，且令之每日书写起居注。
四、爱好文学。对于儒家经典极为熟悉，比如，太和十七年，他率群臣至洛阳，看到城阙残败荒芜之象，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此非吹嘘之辞，限于篇幅，不及细谈。可从《魏书·彭城王勰（帝之六弟）传》、《郑道昭传》等得之。孝文帝并无有师承，生在鲜卑皇宫，具有如此高的汉族文化修养，令清代学者赵翼难以理解，只好归之于天纵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