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作为当朝皇帝，重要的是管好自己的国家，一旦皇帝继位，都会出台自己新的措施，李隆基也是如此，但是他的一些举措却非同一般，值得后代皇帝的效仿。
革新吏治。
唐玄宗对吏治进行了整治，主要是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为此还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
首先是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他还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再就是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
他还非常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亲自出题考核县官们，确切地了解他们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会马上遭到罢黜。
善用宰相。
虽然唐玄宗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他任命了姚崇、宋璟、张九龄，这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大臣。
姚崇办事果断，他因为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而被器重，做了宰相。即使对于皇亲国戚，姚崇也不照顾。当时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姚崇奏请玄宗批准后，惩办了王仙童。
姚崇还主持了开元初年的对蝗灾的治理工作。他亲自指挥，下令各郡县要全力以赴消灭蝗虫，有功的进行奖励。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蝗灾没有再继续蔓延，很快被制止住了。
姚崇之后是宋璟担任宰相，他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情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
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主考官能予以照顾，弄个好官儿做做。结果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给他说情，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经济落后，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岭南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很难有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
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并加以劝谏，从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检田括户。
唐玄宗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回归正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繁荣了国家的经济。
为经济抑制佛教。
当时，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其发展受到了儒教和李姓皇室推崇的道教的限制。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减小了它对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
此外，唐玄宗的武功显赫。他对兵制进行了改革。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
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