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既是构建素质大厦的基石，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知识支撑的素质必定是没有底气的素质。知识主宰经济的局面已经形成，你将如何面对？
知识这种东西，无论你学会了多少，它都将在你脑中积累，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消失。
一、成大事须从学习开始
积累知识能力的提高对你的成功之路有莫大的影响，没有见过见识短浅的人能成大事的。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注重自己的学习能力，必须能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并且终身学习。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来看看成大事者是怎样学习的，并从中得到了什么。
成大事者，往往有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优雅的谈吐……而这些莫不是从学习而来的，因此我们说，成大事，需要从学习开始。下面让我们看看曾国藩是怎样学习的。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竹亭公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奋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经在信中提到过这样的事：“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曾国藩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到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从小就特别喜爱读书，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回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归。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睢宁知县易作梅。易作梅也是湖南人与曾国藩家是世交，也认得曾国藩。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于是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立刻借给了他一百两银子，在临别时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更是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而那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自己随身所带的冬季衣物在这初夏季节也用不着，不如拿去当了换点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家中的老父得知他用上百两银子换回一大堆书的消息后，不怒反喜：“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读得极深，他是这样看待“专”字的：“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只要题目稍加变化，便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
他还善作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做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曾国藩读书还讲究一个“恒”字，读书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日日读书，日日写作，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勤奋不息。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定下了一份详细的读书计划。
“读书读熟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入，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介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以上见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家书》卷二）
另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读书规矩：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本书没看完时，绝不看其他的书。
5.读史：丙申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但就是在这一时刻，他仍不忘写箴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他却不为所动，依然如往日一般照读不误。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已经虚弱至此，但他却还在每日苦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这是这样，他至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学习不止，在理学的探究与修养的提高上，可以说他为自己画上的是一个完满的句号。
他一生的成就源于其苦读，正是他一生的学习不倦，方成就了他多方面的辉煌。
二、知识蕴藏着无穷力量
人活着应该有个目标，有个方向，否则就会迷茫。这个方向，也正是我们经常说的志向，而志向的建立，又是需要与学识联系在一起的。成大事者，均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并用这个习惯督促自已不断前进，从而实现心中的目标。只有利用知识的力量，立志方能远大，成志方可实现。人们只能利用一小部分的天赋从事事业，而不能尽其教育训练全部的天赋才能，所以他们在事业上一定要受很大的拖累。本来能够充分施展拳脚，却因拳脚不便而屡屡受挫。
你也许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那么你想改变这种状况吗？而你又如何改变呢？下面的一些建议也许正是你所需要的。
汉代的王充，亦是通过敏而好学，刻苦努力而成功的。
王充，东汉时会稽上虞人，他出身于“细门孤族”，没有什么积蓄，一家过着清贫的日子，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这样叙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童年时与其他儿童游戏，不随便打闹，“侪伦（指小伙伴）好掩雀、捕蝉、戏钱”，“充独不表”。他6岁开始识字，8岁进书馆学习。他请老师讲授《论语》、《尚书》，一天能背1000多字。约15岁时王充到京师洛阳进太学深造，开阔了眼界。但太学里的学习并不能使王充感到满足。《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即学习时不拘于经典词句，而是广读群书。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书，他经常到洛阳的书肆中去看书。在热闹的街市里，他也能全神贯注，甚至暗暗背诵下特别好的词句。王充学成之后，回到故乡，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开始自己的著述。曾希望自己能当官出仕的王充有过相当大的政治报负，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但是当时豪门贵族控制仕途，英俊皆为下僚，王充出身寒庶，其思想见解又不为当时的统治者赏识。所以他只做过类似慕僚一类的小官，后因意见不合而被迫辞职。
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当王充感到自己在仕途上不顺利时就专心治学，著书立说。王充所处的时代，虽然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但仍旧潜伏着社会危机，阶级矛盾也有所激化。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把先秦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糅合，改铸为“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儒学，成了官方的正统思想。在这一基础上带有迷信色彩的谶纬之学在东汉时亦冒头。谶，就是伪造上天所谓的文书，其中有预言、启示之类；纬，就是用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去注解古籍。显然，这种谶纬学说是充满了各种迷信的荒诞之说，其影响所及，使“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王充对此“疾之无已”，因而奋笔著书。针对当时思想界的问题，他写下了《大儒》、《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书。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论衡》分30卷，85篇（现存84篇），约30万字，这是王充从34岁开始，前后用30多年，写出的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巨著。《后汉书·王充传》说他在写这部书时，闭门谢客，拒绝一切婚丧庆吊的应酬。在自己卧室的书架上，到处放着笔砚、刀和竹木简，一有什么想法就随时记下来。直到临死时才完成此书。王充解释《论衡》这一书名时这样说：“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就是衡量言论得失和真伪之作。在这部巨著中，在对已成为官方思想的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和神学迷信进行系统的批判中，展现了王充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对先秦以来的主要思想流派进行了评论，从思想的承继关系中，对汉代思想作出总结。
晚年生活困苦的王充在71岁时去世，而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著作。到东汉末年，经过蔡邕、王朗等人的推许，一些著作才逐渐流传开来，这位伟大而杰出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才得以流传后世，成为伟大而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这笔文化遗产，如果没有王充当时的勤奋学习，珍惜分秒的精神，就只会是“产”不能“遗”了。
成大事者，需要养成惜时如金的习惯，勤奋不已的学习作风方可走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