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认为，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其研究对象是语言，即逻各斯，但它所注重的只是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内容。他还提出了所谓的三段论。这个理论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在西方一直是惟一被承认的论证形式。
一、逻辑学概论
《工具论》是由吕克昂学园第11任主持人安德罗尼诃编辑而成的。它包括亚里士多德6篇逻辑学著作：《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辨谬篇》。本小节对这6篇著作仅作简要的概述，后文会进一步对此进行阐说。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辨谬篇》6篇逻辑学被吕克昂学园第11任主持人安德罗尼诃编著成一书，称为《工具论》。
《范畴篇》共15章，研究了同义词、多义词以及在语言表达中语词的表达形式和组合形式，是专门论述哲学范畴的著作。
这篇著作对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对立、运动等范畴作了许多论述，它第一次对范畴进行了分类。对实体这一范畴论述尤为详细。他明确指出第一性实体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其他一切东西和范畴都依赖于它而存在；作为第一性实体的“属”和“种”，乃是第二性实体。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实体”所作的一种解释。他从“关系”出发引出“相对”范畴，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道理。在后几章中，他又论述了“对立”、“反对”等一些常用术语的含义。
《解释篇》共14章，它十分强调确定“名词”、“动词”、“句子”、“命题”等定义的重要性，主要讨论判断或命题。亚里士多德把命题看作是判断形式的逻辑分析。他提出了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而且特别研究了矛盾命题和相反命题的区别。相反命题不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而矛盾命题，则有时可能两者都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此外，他还分析了各种矛盾命题，如：可能有这件事，不能有这件事；偶然有这件事，必然有这件事等。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讲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偶然性，一切事情就都是注定的；如果没有必然性，一切事情也就成了随便发生的了。在谈到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这个矛盾命题时，涉及到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认为“可能性”这个词在一种情况下被用来指已经实现化了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指能够实现化的东西。
《前分析篇》分2卷73章，上卷讨论了三段论的结构，认为三段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而且两个前提的大词和小词必须通过中词加以联接，结论是两个前提某种结合的结果，主要讨论了逻辑的三段论推理。
他指出，三段论式的格由中词的位置决定，如果中词在两个肯定前提中，一为主词，一为宾词，或者是一个肯定前提的宾词，而又是一个否定前提的主词，这就是第一格；如果中词是肯定前提的宾词，同时又是否定前提的宾词，这就是第二格；如果中词是两个肯定前提的主词，或是一个肯定前提的主词，另一个否定前提的主词，这就是第三格。他还指出，三段论的推理中，前提是重要条件之-，他强调前提的真实性问题。另外，三段论推理，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后分析篇》分2卷53章，逻辑中的科学论证是其主要讨论的内容。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知识就是一种借助于证明而获得的知识，而这种证明就是科学证明或科学推理。关于科学证明的重要性及其在逻辑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指出，科学知识不是由感性直接得到，而是必须通过科学证明获得。“我们不可能借助于感觉而获得知识，因为感官得到的东西必定是个别的，而知识所要知道的东西却是一般的东西”。同时他还认为，科学证明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第一性的，没有这一条件也许仍然可作为三段论式，但这种三段论既不能产生科学知识也不能成为论证。下卷研究了科学证明中的因果关系，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事物所以然的原因。在因果关系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原因的四种形式，以及一因一果，一果多因的问题。
《论题篇》共8卷83章，辩论中证明的方式和方法是其主要讨论的内容。这篇著作是《工具论》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该书开头指出：“本著作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怎样根据一般所能接受的意见，对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加以辩论，并且遇到反驳时不自相矛盾。”他提到关于辩论的好处：辩论使理智得到锻炼，并能够发现问题，明辨是非，在辩论中经过正反的评论得到真理。他认为，在辩论中选择前提是重要的，它可以迫使对方在承认前提之后，接受由这些前提推出的结论，但也必须注意到，前提愈多便愈难得出结论。他指出，辩论常依赖于定义，但要建立正确的定义是不容易的，因为定义必须符合、适用于全类事物，如有一个例外，定义就会被推翻。辩论时的各种反驳形式都被他一一列举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指出对方错在哪里。
《辨谬篇》共34章，逻辑谬语和反驳的方式是其主要讨论的内容。除绪论和结论外，其余分别讨论：谬误的种类和产生的根源，以及对付谬误的各种方法。亚里士多德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智者派的诡辩术写的本书，目的是为了弄清在辩论中发生错误根源的性质和数目，指出论敌所犯的错误。这篇著作一开头就提到真正推理和诡辩推理的区别所在，指出由于真实和虚妄之间有一种相似，所以有些看起来好像是推理，其实不是真正的推理；诡辩家进行的种种论证和狡辩，看起来好像他们很有智慧，其实乃是一种智慧的假象。诡辩术是一种凭借外表的智慧来追逐钱财的技术。诡辩家就是通过这种诡辩术，“为了得到声望，然后用这种声望来获得金钱的人”。
亚里士多德将逻辑谬论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语言方面的谬误、语意双关、用字歧义、字的含糊结合、分离、重音放错、语用语法形式；另一类不属于语言方面的谬误，偶然性，即混淆了事物的本质和其偶然性，以点概面；错认因果，即认为因果可以相互换位，证明和反驳的论据未弄清，非因而误因，把几个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对付第一类谬误的办法，就是依靠那种论证关键所在的论点的对立面，例如，如果论证的关键在于误合，其消除办法就是分离。亚里士多德没有具体论述解决第二类谬语的方法，只是原则上提及：反击其狡辩的地方，有时针对对方提问题的方式进行反驳，有时针对对方的论据进行反驳；也可以攻击论敌本身，或拖延时间，便于从容应付。
二、逻辑学之父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逻辑学之父”，他是正式逻辑学的创始人，其逻辑学简单而充满考辩，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将希腊哲学中思维辩证形式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人如黑格尔称赞其逻辑学为“一部给予它创立人深刻思想和抽象能力以最高荣誉的作品”。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逻辑学家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他被称之为‘逻辑学之父’是当之无愧的”。“已经研究了辨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的亚里士多德便是正式的逻辑学创始人，他首次把人的思维当作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精密的分析。
简单而充满考辩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值得我们深思之处甚多，尽管“显然里面存在着一些在今天已经被验证是错误的东西，但却几乎依然凌驾于所有时代的逻辑作品之上，表现着一种精辟和朴素的逻辑美感”（黑格尔语）。他创立了正式的逻辑体系，使之成为一种极好地概括古代文明成就的工具；在系统概括逻辑及探讨逻辑学的功用方面作了巨大的贡献。他将逻辑分为演绎（从一般到个别）和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中通过反诡辩的斗争来维护了一部分唯物主义科学的原则；同时，他在其中提出，思想在论断和证明过程中有着必然的联系，并指出逻辑学的规律是客观的、自有的，而非人为臆造的。
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希腊时代是公认的两个学术权威。在后来的罗马末期和基督教世界初期，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论又代替柏拉图的理念论，成为新的哲学纲领，这使他在渐渐被人遗忘的柏拉图之后被捧到了罕见的高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法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诠释知识的范畴和世界的结构，而且还在于提供一个思维范畴所能达到的系统，企图从最原始的观察中抽取某种看来是最本质和最武断的东西，这也就是笛卡儿后来说的“优先思维现象”。
希腊哲学中纯粹的思维辩证形式自亚里士多德开始逐渐运动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黑格尔曾经赞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一部给予它创立人的深刻思想和抽象能力以最高荣誉的作品”。它在思想史上首次把思维和表象两种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思维与质料性的东西分开来并且加以把握，这种能力在实际中几乎表现得更高，如果当思维是这样与质料混合在一起，并且变化多端、能够有无数的用途的时候，竟然能够把握它的话。”（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在他的全部逻辑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仅考察思维的运动，还考察表象思维的形式。同时，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明确界定“真（真理）”与“假（谬误）”两个逻辑范畴的希腊人。指出“真”是思想符合现实的情况，而假则是思想把现实中联系着的东西强行分开或把无关系的东西附会成有关系的情况。在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将排中原则列为逻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说，现在‘真’不过是对‘假’的否定，或者反之的情况，那么，双方不可能全都是错的，因为矛盾的双方中一定有一方是正确的。”
然而，两千多年前就已存在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虽然超越了他所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却无法永远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这种优势，尤其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继迅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
三、范畴与语言
范畴学说的制定是亚里士多德的功绩之一。它的地位在于，使这门学问和概念判断一样，从思维的形式进而涉及到思维的内容中。他开始使用种、属、共相、个体这些概念。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罗素给以了有限的评价，他认为“范畴”在亚里士多德乃至后来的黑格尔和康德那里都是一种不可知的空泛玄虚理论，没有明确的观念。
相、种、存在的各种范畴和本质的规定是《范畴篇》主要涉及的内容。它们可以用来对现存物质世界进行分类，述说其本质性也可被用来描述一般性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
语言的形式首先被亚里士多德讨论。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规定的述说形式包含“定义”和“说话”两部分，它不仅被用来表达一定的概念，还用来说明“一个主体而绝对不会存在于主体”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据此将语言的类别分为简单和复合两种，简单的语言如“人”、“奔跑”；复合的语言如“人奔跑”。简单的语言本身就存在于事物之中，是事物主体但非个性的性质之一；复合的语言是独立于事物主体之外的主观加以联系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言相似于柏拉图论及的理念，与事物联系却又可以单独存在而发挥作用。
然而，语言并非理念，它不是事物固有的原型，也不是惟一不变的永恒存在。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语言中，有些事物可以述说一个主体，却并不依存于一个主体。例如，“人”能述说某一个别的人这一主体，但并不存在于这一主体之中。有些事物则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但并不能述说一个主体，他所谓的“依存于一个主体”，是指离开了主体便不能存在。例如，某种语法知识就存在于心灵这种主体之中，但并不述说一个主体。再如，颜色“白”、“黄”存在于事物这一主体中，但并不能述说一个主体的本质特征，而只能作为属性的描述。有些事物不仅述说一个主体，而且还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如“知识”既存在于心灵这个主体中，而且还述说“语法”这个主体。有些事物既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也不述说一个主体，如某一个别的人和个别的物。这样的事物既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也不述说一个主体。一般说来，个体和在数目上单一的事物决不可能述说一个主体。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妨碍它存在于一个主体中，因为在心灵这个主体中就存在某种个别的语法知识。
另外，宾语的所有属性也就是主词的属性。当用一事物来表述作为主体的另一事物时，一切可以表述宾语的事物，也可以被用来表述主体。例如，“人”可以表述某一个别的人，“动物”可以表述人，所以“动物”也可以被用来表述某一个别的人，因为这个个别的人既是人又是动物。当一些种类是并列的并且有所不同时，属性在种类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动物”和“知识”这两个种类。动物的属性是“有脚的”、“双足的”、“有翼的”、“两栖的”。但这些并不是知识的属性，因为一种知识和另一种知识的区别并不是以某一特定的宾语来确定的。假如他们之间共用某一属性，则较大的种类可以表述较小的种类。例如都可以共用“有灵魂的”这一属性作为特征描述人和大部分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