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相、朱明后期统治的擎天柱，张居正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张居正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去世，对朝廷、对百姓，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朱翊钧对张居正也是不能不敬佩的，就在张居正临终之前，他派太监送来手敕，“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言言之”。病人沉疴之中，张居正这位被世人比作汉代的霍光、三国的诸葛亮，他没有象霍光那样临终时只想到自己，“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奉祀兄剽骑将军霍去病”，他效法的是诸葛亮，虽然他已没能象诸葛亮那样为阿斗留下一篇千古传颂的《后出师表》，但还是为朱翊钧举荐了一批自己身后可用之人材，他先提到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朱翊钧即令二人兼衔入阁办事，接着他提到了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以及侍郎许国、陈经邦、王篆，朱翊钧又立即命人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对儿女的事情，他没有提，也许该安排的也都已安排，长子敬修已为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次子嗣修为翰林编修、三子懋修为翰林修撰、四子简修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五子允修为府学诸生，只有六子静修年幼，既无功名，也未婚娶，但已聘兵部尚书李幼滋之女，何况朱翊钧早先就已保证：“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
张居正死了，他的丧葬、赠官、赐谥都是按最高的礼遇。然而，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在他尸骨未寒之时，一场巨大的狂飚，在朱翊钧的亲自导演下，席卷朝野。厄运开始降临他的子孙、门生、故旧、乡人，降及六千零六十九万芸芸众生，朱明的统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四日，这是朱翊钧敕谕致仕在家的礼部尚书潘晟兼充武英殿大学士人阁办事后的第六天，也是前首辅张居正死后的第五天。此时，张居正的灵柩还在京师的家中供放着。潘晟接到劾命后，正打点好行装，踌躇满志地向京城赶来，先太师的临终举荐，使自己由一位已致仕的尚书成为内阁的一员，一路上他都在盘算着如何按照先太师的遗愿来处理朝中眼下和今后的事情，孰料他人尚在旅途，一封封弹劾他的奏疏就已经摆在朱翊钧的御案上，旋即他又接到一张新的谕旨，令以大学士致仕。
潘晟，字思明，号水簾，浙江新昌人。他的年龄比张居正要大，中科的时间也早些，是嘉靖二十年（1541）的进士。他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嘉靖四十四年（1561）就已任礼部右侍郎，而张居正任此职还是隆庆元年。隆庆四年，他第一次出任礼部尚书，自后一度致休，在家中呆了四年。万历四年（1576），再以南京吏部尚书起用，不久又改为札部尚书，万历八年（1580）年底致仕，这次入阁是第二次起复做官。不知是神智不清，还是平日观察失准，也不排除有小人做手脚的因素，总之张居正举荐他确实是太高抬他了，当年萧何举荐曹参，诸葛亮举荐费琬，终于使他们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得以沿续，而潘晟不仅没有曹、费之才，来做好多世之秋的宰辅，他的才具和人望都太平冗，不仅令张居正九泉之下失望，同时也成了朱翊钧揭开清张运动序幕的一个极好的棋子。
率先上疏弹劾的是浙江道试监察御史陕西朝邑的雷士祯（1545-1589），这位万历二年的进士，入仕以来一直在太常寺任七品博士，半月前改任试御史，仍只是居官七品，仕途不顺，使他一直想寻找一个机会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不是张居正的同乡，也不是他的门生，又没有别的门路同其他朝中权贵联络上，如今改任言官，这是一个既易得罪人又易于成名、升迁的差使，对于皇上与先太师的磨擦他有所耳闻，正巧此时京师里盛传着这样一件事：张居正病重期间，他的同党都在耽心自己今后的命运，为了保全自己，他们聚集一处谋划能接替张居正的人，本来礼部右侍郎陈思育比较合适，又是湖广人，但他平时只会见风使舵、仰人鼻息过日子，难以担当此任；他们又想到了张居正的两个在翰林的儿子，想从其中推出一人，无奈他们官阶还低，时下只是一名史官不能一下越升数级；谋划了几个日夜，他们最后决定在代张居正草拟举荐可用之才时，多列人几个人的名字，既有关系中的人，如梁梦龙、曾省吾是张居正的门生，王篆是儿女亲家，徐学谟是居正归里葬父时，抚治郧襄都御史，也有并无多少关系的，如潘晟、张学颜、许国等，以遮人耳目，而潘晟被认为是素和柔又人老体衰易于控制，故此被列于名单之首，还有的说是冯保选中的，潘晟曾是冯保的老师，尝为内书堂讲习。
在劾文中，雷士祯指出，潘晟其人久玷清华之地，未闻有何高风亮节和特殊才干，廉耻都被他抛却，只有甜言献媚，他初任礼部尚书时，秽迹已经昭彰，先帝经常斥责他。再次起复以后，舆论都很厌恶他，皇上也斥责过他，他能以宫保衔优游林下已属过分，现在把他推到一个需要有胆有识的相位上，恐怕会使贪荣竟进之徒，有以窥视皇上的举动，希望皇上收回成命，罢遣行人，另选耆硕老臣。
收到此疏，朱翊钧好不心喜，为了试探一下朝臣的反应，他假意要驳回此疏，说这是先太师遗疏特荐的，不能更改。令他高兴的是，他的圣旨刚下，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璋、牛惟炳，御史魏允贞、王国又都纷纷上疏，指责潘晟不宜入阁。狼狈不堪的潘晟不得不上疏请辞，朱翊钧便就此再下一道圣旨，令潘晟以新加的武英殿大学士衔致仕。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一个信号，一切不满和反对张居正的人，便开始蠢蠢欲动。不过朱翊钧也知道，张居正虽然死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必须除去，他就是冯保。冯保不但过去与张居正串通一气，使自己辱没少挨，骗没少受，而且他现在继续留在宫内，还会继续拨弄是非，还会想方设法通过太后来挟制自己，外面的朝臣既使有心反对张居正，也不得不顾忌他的存在。眼下自己依然还在体面地为张居正办丧事，这既是母后的意思，也有他的作用。九月间，南京河南道御史郭惟贤疏荐，前翰林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被自己降为江山县丞，给事中尹理等、御史印祥等疏救，而被罚俸，也是这个原因。
潘晟入阁受挫，使冯保大为光火，他刚小病了两天，形势便急转直下，气得他把全部不满都对准了吏部尚书王国光和继任首辅张四维，在大骂“执政无我”之后，他嗾使云南道御史杨寅秋、监察御史曹一阜和山西道御史张问达弹劾二人，杨寅秋列了王国光六大罪状：一、擅支工部银一万两修火房；二、取抄没仇鸾家石狮充玩好；三、宴客宣武门楼；四、纳沧州知州所献美女二人；五、勒令司务胡诘引疾而补以姻亲江学诗；六、以受贿，覆用贪墨副使韩应元、不谨知府薛纶。曹一旱、张问达则指责张四维与王国光一气相通。
对王国光与张四维二人，朱翊钧早有自己的看法，在朱翊钧看来，王国光是张居正的私人，万历四年他本已以户部尚书衔致仕，次年吏部尚书张瀚去位，张居正举荐他接的任，从此办事多看张居正的眼色而行，万历九年大计京官，将吴中行等五人置于察籍，永不叙用，以迎合张居正。张四维的情况则不同，这位籍贯山西蒲州，嘉靖三十三年（1554）中进士。万历三年（1575）被张居正引入内阁的现任首辅，长期以来与张居正是明和暗不和，张居正权势太重，使他一直处于属僚的地位，由尴尬而生不满，也在情理之中，张居正的党人对他也是没有多少好感的，他们举荐潘晟为次辅，位列已先在阁的申时行之前，目的也就是要逼张四维让位。如今朱翊钧要在朝中清除张居正的势力和影响，正是需要倚重这样的人。于是，朱翊钧当即就对此案作出了表态：王国光欺君蔑法，勒令冠带闲住，恢复胡学诰职务，削去徐学诗官籍。同时，派文书官孙斌到张四维的家中传谕：王国光胡作非为，你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相信别人说的话，要安心佐理，对别人说什么不要介意。为了进一步打消张四维的顾虑，表明自己的明确态度，朱翊钧在张问达的奏疏上，批下“妄言渎扰”四个大字，将张问达谪为福建运司知事。
冯保指使言官弹劾张四维的举措，很快遭到阁臣的反击，次辅申时行急忙找到张四维，告诉他现在情况紧急，得赶紧商量揭发冯保门客、锦衣卫指挥同知徐爵等人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的罪状。局势在朝着朱翊钧期盼的方向发展。
十二月五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开始向冯保的羽翼发难。
江东之，字长信，号念所，南直歙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与申时行不仅有同乡之好，还有师生之谊，申时行是他的座主。在同僚中，江东之的奏疏，素以文锋犀利，能击中要害而闻名。如今秉承师相旨意，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挺身出班弹劾徐爵。先是指出，徐爵本是一名逃军，自投靠于冯保门下，滥叨武职，擅入禁廷，心计叵测。接着把笔锋一转，转而对着冯保的同乡、张居正遗疏举荐的门生之一、新近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接替王国光职位的梁梦龙，指责他曾以三万两银子托徐爵贿赂冯保，而得到现在的职位，又将孙女许配给冯保的侄子。向皇上谢恩的那天，他跑到徐爵家中狎妓豪饮，受命于公朝，而拜恩私室，岂是清明世界该有的事情。
江东之的奏疏，一石三鸟，由徐爵而扯上梁梦龙，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朱翊钓当即表态，将徐爵下狱，交锦衣卫严讯，梁梦龙交刑部审理。紧接着，御史邓锵、赵楷又指出了梁梦龙的其他一些罪状，便再令他致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