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织布业普遍发生于1890年洋纱输入以前。这种织布业的发生和存在，都是以当地或近邻的棉花、土纱的供给便利为条件。产品也以当地为消费市场。据统计，1890年，以前，河北至少有54个县的棉布产品直接以当地为消费市场，占全部织布县数的60％。棉布的外销，如高阳、任丘、清苑、宝坻、玉田、安新、肃宁等县，都是发生在1900年间采用洋纱织布以后。这不仅因为采用洋纱后，织布原料获得了充分供应，布匹产量增加，同时棉布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规格开始划一，便于大量外销。
手工棉纺织业的逐渐解体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意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处沿海港口作为通商口岸，洋纱洋布立即涌进了中国市场；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是英国的棉纱棉布，后来美国、印度和日本的产品也相继进入。这4个国家销来的机制棉纱棉布，很快对古老的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英国棉纺织品向中国的出口最早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初。当时虽然数量很少，货值不到1万两白银，只相当同期中国向英国出口土布值的1／37弱，但它实力雄厚。当中国仍然凭借落后的单锭手纺车和投梭织布机进行棉纱和棉布生产时，英国早在近百年前，已经开始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历史性变革。到19世纪30年代末，即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全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基本上已为机器纺织业所取代。
机器棉纺织业的建立和扩大，大大加快了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棉纺织品的产量成倍增加。为了替其产品寻找国外市场，英国纺织巨头在极力扩大对中国棉纱棉布出口的同时，与鸦片贩子一起，竭力鼓动和支持英国政府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棉纺织品成为英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经常占输华商品总值的50％-81％(鸦片除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棉纺品在低关税和子口税的保护下，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腹地，由城市深入农村，销售范围不断扩大。这时，印度和美国的纱、布也大量涌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进口洋纱、洋布的数量急剧膨胀。据海关统计，1894年同1867年比较，进口洋纱由3万余担增至116万余担，增长了33倍多，洋布由425万余匹增加到1379万余匹，增长了2.2倍。
中日甲午战争后，洋纱、洋布进口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日本的棉纱、棉布也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市场，并同美国、英国、印度3国展开了激烈竞争。中国已成为西方棉纺织业的商品市场。到20世纪初，每年洋纱进口达200余万担，洋布进口值2亿余元。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又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生产机纱机布，就地销售。中国又成了棉纺织业的国际投资市场。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处于洋纱洋布和机纱机布的夹攻之下，节节败下阵来，土纱土布逐渐被洋纱洋布和机纱机布挤出市场，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解体。
洋纱洋布取代土纱土布和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经历了一个渐进和曲折的过程。
洋纱洋布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曾一度遭到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抵制。洋纱洋布虽然均匀、细薄、美观，但远不如土布厚实、耐穿和暖和。因此多数人，尤其是城乡劳动者，并不喜欢穿用洋布。掺用洋纱织造的土布也不好销。布庄也不愿收购用洋纱织的土布。在广州郊区，因进口洋纱影响纺纱妇女的生计，还发生了纺纱妇女集体抵制洋纱的行动。他们决计不用洋纱织布，并且宣布要烧毁进入他们村庄的任何进口棉纱。
不过，这种情况只存在了一个较短的时间。洋纱洋布毕竟是先进的机器产品。它的最大优势是劳动生产率高，价格低廉。洋布的价格同土布大体相当，而幅宽是土布的3倍。也就是说，它的单位面积价格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洋纱洋布逐渐占领了市场。
鸦片战争后不久，洋纱洋布已在厦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站稳脚跟，并导致当地土布的滞销和部分手工棉纺织生产者的失业。1843年厦门开埠通商，次年就有地方官吏奏报说，洋商在厦门销售布匹，以致内地棉布不复畅销。1845年又有人奏报说，洋布洋棉，质美价廉。民间购买者，“十室而九”。福建向来销售的江浙棉布和本省土布，因此壅滞，不能出口。40年代中期，上海也有记载说，由于洋布倾销，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消减大半”。并导致手工棉纺织生产者失业。有的村庄原来专以纺织为业，现在“已无纱可纺”。广东顺德，原来盛产土布，自西洋机器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纱洋布的倾销由沿海通商口岸迅速扩大到内地，造成了更大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和更多的手工棉纺织生产者的失业。江苏、浙江、湖南、广西和其他许多地区都有这种情况存在。江苏嘉定，原桌1天织1匹布，可以赚到100文铜钱，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织布收入，仅得往日之半。浙江鄞县，同治光绪之际，由于进口洋布花色不多，民间尚喜土布。光绪十年(1884年)后，洋布花色翻新，受到民间的喜爱，后来甚至有些耕夫农妇掣也“周体洋货”。手工棉纺织业因而受到破坏，有的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湖南巴陵(今岳阳)，自洋布盛行，土布滞销，布商收购，又故意压价，以致利源日益干涸。广西贵县，夙以出产优质土布着称，“光绪年间，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
由洋纱洋布进口引起的手工棉纺织业解体，其过程表现为两个步骤或阶段，首先是洋钞取代土纱，导致纺与织分离；接着是洋布取代土布，导致耕与织分离。在地区上，大体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地区，城镇周围地区，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出现和完成较早，也较为彻底；交通闭塞的内地山区和偏僻农村，这一过程出现和完成的时间较晚，也不太彻底。
洋纱替代土纱的具体过程，在多数情况下是先用洋纱作经纱，然后再用洋纱作纬纱。这显然是因为洋纱比土纱坚韧，当纱支同等粗细时，洋纱更适于作经纱的原故。这种现象，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28年就已经有人指出过，认为中国人自纺的棉纱不如英国棉纱便宜，“只是他们很难用它做纬纱，通常都是用来做经纱”。洋经土纬织制土布的做法，在部分地区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0年前后，安徽芜湖、江西南昌等地，民间织布，还是或以洋纱为经、土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两种情形并存。
然而，在更多的地区，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进口洋纱的大幅度降价，洋纱完全取代土纱的过程全面展开了。早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厦门、广州一带，由于洋纱价格低廉，民间竞相以洋纱取代土纱织布，以致纺纱者大多失业。80年代，洋纱对土纱的排挤扩展到海南岛琼州、广东腹地兴宁和华东华北的江苏、山东、河北等省份。90年代后，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长江中上游各省，新旧黄河腹地内各府州县，山东、河北腹地，广东北江流域和广西地区，洋纱畅销，购用洋纱织布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在这些地区，土纱已经被洋纱排挤，手工纺纱业已经大部分消失。
洋纱替代土纱和手工纺纱业的破坏情形，可以从洋纱占土布用纱量的比重及其变化得到反映。据统计，1860年前，洋纱占土布用纱量的比重不足1％，1894年增加到23.4％。此后，替代进程进一步加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洋纱和国内(包括国内外资纱厂)生产的机纱合计，占土布用纱量的72.3％。可以说，手工纺纱业已经基本解体。
洋布排挤和取代土布的攻势也在同时展开。它先是取代城市和非植棉区的商品布或用商品棉纺织的自给布，接着是某些地区自棉自纺自织的土布。
同洋纱取代土纱一样，洋布取代土布也是凭借它的价格优势。洋布进入中国市场，起初是被一部分城市富裕阶层使用，商店账房和店员穿用洋布也很普遍。他们之所以穿用洋布；据说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它比土布便宜。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洋布价格下降，一些穷苦阶级的人也开始购买那些比较起来并不耐穿的进口货了。正因为这种价格优势，洋布可以承担长途运输费用而深入内地。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区，首先是沿海地区的手工织布业被摧毁，导致织工失业。早在19世纪60年代前，着名的土布集散中心苏州，即因洋布行销，导致“耕机之人少，而谷帛之所出亦少”。到80年代，着名的棉布生产集中地松江府，也因“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90年代以后，长江和黄河流域内地，手工织布业也相继遭到破坏。1897年有记载说，“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七八”。有些地区，土布几乎绝迹，要想寻找一匹土布，“几如披砂拣金”。到20世纪初，洋布开始占领东三省市场。在那里销售的江苏土布立即被排挤。原来，通州、海门运销东北的棉布，每年达10万余件。市场被洋布占领后，土布减销。通海“民间纺织，渐至失业”。部分地区的手工棉织业全面衰落了。
手工棉织业的解体和手工纺纱业的解体比较，后果和程度都有所不同。手工纺纱业解体后，生产者尚可利用洋纱织布。手工纺纱业消亡，手工织布业尚存，有的地区甚至明显扩大。手工织布业的解体则不同。原来的纺织生产者，现在既无纱可纺，也无布可织，而且还要买布穿，由棉布的生产者一变而为棉布的消费者，这种经济上的严重打击，不言自明。正因为如此，手工织布生产者，尤其是自给自足的手织生产者，抵抗也更加顽强。因为个体农户利用辅助和闲散劳力，纺织家庭自用布，几乎可以不计成本。更重要的是，洋布对土布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不如洋纱对土纱悬殊。当时洋纱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土纱的80倍，而洋布只相当于土布的4倍。同时，洋纱的大量销售，本身就限制着洋布对土布的替代。因此，手织业的解体不如手工纺纱业彻底。据统计，1840年进口洋布为273万匹，占当时全国棉布消费量的0.46％，1894年，洋布(加上少量国内生产的机布)的比重提高到14.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为34.8％。此后，国内机布产量明显增加，成为排挤土布的主要力量。到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洋布、机布在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所占的比重已达56.8％。也就说，原来一半以上的手工织布业已经解体。不过在时间上比手工纺纱业的解体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洋布和机布取代的主要是土布中的商品布：至于自给土布的绝对量，缩减有限。这反映了自给自足手织生产者抵抗的顽强性。
棉纺织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洋纱洋布的倾销导致了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加速了城乡棉纺织生产者、个体农民的失业和破产，客观上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业的发生发展准备了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机器棉纺织业产生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投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这个厂最先是四川候补道彭某于1878年呈请开设的。同年10月，彭某向当时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上了一个禀帖，请求李、沈奏准他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并说明了他的设厂目的和计划。他认为富强之道，不外两件事：凡外国需要的中国货物，由中国人自己贩运；凡中国需要的外国货物，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有了这两样，中国就可做到国富民丰。中国需要自己制造的货物，首推毛织品和棉织品。这两样在外国都是用机器制造的。中国也必须用机器制造。而设厂的地点最好是上海。彭某还提出了设厂章程和预算细目。按照这个计划，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个轧花、纺纱、织布兼营的大厂，有布织机800台，需要开办资本50万两。正常生产后，每年可出布45万匹，红利率可达30％。
彭某的设厂计划获得李鸿章的批准和嘉许。李还应彭某的请求，委派候补道、买办郑观应负责经办有关事务。该厂从1878年开始筹建，1890年才部分投产。厂址位于上海杨树浦临江地方，按照纱机3.5万锭、布机350台配置全套机器设备。辊轴式轧机和织机系英国产品，环锭纱机和500匹马力的汽炉则为美国制造。李鸿章为织布局申请了10年的专利。10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同时，在税厘方面享受优惠，产品在上海零售，免完税厘；如迳运内地或经其他通商口岸转入内地，只在上海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按这一规定，织布局的产品销售，在税厘方面比进口洋纱洋布享受的待遇更为优惠。即在上海销售比洋货少完5％的进口税，入内地销售则比洋货少完2.5％的子口税。应当说在同洋货竞争时，有其优势地位。
织布局投产后，营业非常兴盛，纺纱利润尤高。1893年夏季，李鸿章看见有利可图，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致电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令其购置14支、15支的纺纱机100部，每昼夜可出棉纱50包。不料新添纱机尚未订购，织布局忽于这年1.0月因清花间起火，全部烧毁。
火灾发生时，有人曾要求租界当局饬令水龙驰救，但遭到拒绝。这样，中国经历10多年艰难岁月而筹建起来的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竟毁于一炬。全部厂房、货物、用具，统统化为灰烬；靡有孑遗。总共损失不下70余万两。机器织布局被焚毁后，李鸿章并不灰心，决定以最快的速度修复旧厂，同时加建新厂。决心大干一场。
1893，年11月，李鸿章即调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规负责规复织布局工作，将其作为上海的：“纺织总厂”，另由华商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筹建10个分厂，加上当时正在筹建中的湖北纱布官局，达到拥有纱机40万锭、布机5000台的总规模。这样，机器全部开工，一昼夜可出纱1000包、布1万匹。每年所出棉纱数相当于进口洋纱的十之八九，而所出的粗布、斜纹布，尚可超过进口数。为避免“壅塞”；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立案，今后10年内，即以现办的纱机40万锭、布机5000台为额，无论官办商办，不准续添。这是李鸿章申请的又一个“十年专利”。
织布局的恢复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894年9月已部分恢复生产，计有纱机64556锭，布机750台。厂各则按李鸿章之意，改为“华盛纺织总厂”。以后华盛变为盛宣怀的私产。
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是中国近代第二家机器棉纺织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