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浙地区，早就有以棉花换布和放花收布的花、布交换习惯。20世纪初，洋纱和机纱取代土纱以后；商人放纱收布开始在一些地区流行。1895年，江阴就有一家叫公信的布行开始放机，但到1908年以后才流行。当时放机主要是织小布(每匹宽8-12寸、长15-20尺)，而大布仍由农民自产自销。1918年后，江阴小布几乎全部是由商人放机生产的。常熟和常州的放机分别开始于1910年和1912年。这两地既放小布，也放大布(宽18寸、长20尺以上)。
浙江平湖布庄放机，通常由“俄船”(小船户)放收并充当担保：该地80％的织户都织放机，年产土布160万匹。
河北高阳的“撒机子”，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该县商会集资向天津日本洋行买进飞梭机以后发展起来的。当地布商原来就有向织户赊纱收布的习惯。采用进口飞梭机后，布商普遍实行贷机和放纱收布。织户买机可先交一半机价，另一半从领织工资中扣还。1915年后，铁轮机进入高阳，每台售价50元，织尸因无力购买，更需仰赖布商贷机。随着高阳土布业的发展，布商势力更大，“撒机子”更加普遍。一战前的1913年，“织手工”的织机为980架，占织机总数的38；3％，1920年，织手工”的；织机增加到t7387架，其比重也提高到79.4％。到20年代后期，即高阳织布业的第二次兴盛时期，“撒，机子”。更加盛行。这时“织手工”的棉布织户比重高：达85％。进入30年代，高阳白布滞销，土布业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布商纷纷停止或减少撒机数。大部分织户因此而失业。但这时条布、格布、呢布等染色布的销路尚好。于是有的染坊染纱后，自己撒机收布，再卖给布商。当时全县撒机收布的染坊，不下30家。也有的染坊采用赊纱办法，即织户经介绍到染坊赊取色纱，织成布匹后，或在色布市场自卖，或交染坊代售，偿还赊欠款，同时赊取下次原料。不过这次赊纱织户较少，只有织卖货的十分之一二。
宝坻包买商情况与高阳相仿。“撒机子”盛行于20年代。1923年有包买、商67家，拥有领纱织户7650。户，织机8180架，分别占总数的70.5％和71.8％。“九·一八”事变后，宝坻土布业大衰，布商改行实物工资，即发纱11斤，10日内交布10斤，以1斤充作织布工资。因此时棉纱价贱，机户拒织，“织手工”机户大减。1933年，布商拥有的放纱布机仅375台，只占开工织机总数的8.1％，包买商制度趋于互解。
山西平遥、广西郁林等地，包买商制度也十分盛行。1926年，平遥有织机7000余台，全由布商放纱；1933年，郁林有织机约2000台，3／10由布庄放纱或放盘。山东潍县地区的包买商制多采用赊卖制，一般不给工资，而是将纱和布按时价作价，等于赊纱。也有的规定，织户赊取纱而不必交布，可以自卖，但偿还纱价时，须另付利息。南昌布庄放机称为“订货”。但更多的是“放价”，即布庄预放布价，织户按时交布。
包买商制度下的织户工资，有货币工资、实物工资和货币、实物工资相结合3种形式。如江阴有的布庄放织飞梭机改良土布，每匹(2天织1匹)给工价0.4-0.5元。这是纯货币工资。上述宝坻布商发纱11斤，收布10斤，余1斤作工资，则是纯实物工资，还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如1918年前后，江阴布商放1小包纱(144两)，收布10匹(约10天织成)，给工资1000-1200文，约合银洋1元。织户另可得织0.5-1匹布的余纱，约值0.2元。即织户可得83.3％的货币工资和16.7％的实物工资常熟、平湖等地都采用这种工资制。工资额因时因而异，但通常比自织自卖的织户收入低。如1923年，宝坻的独立独织户每匹可赚0.4-0.46元，而包买商制度下的织户只有0.35-0.38元，比独立织户低12.5％-17.4％。可见“织手工”的机户所受的剥削更重，挫伤了这一部分生产者的积极性。但是，包买商制度在扩大土布销售，缓解贫困机户资金短缺困难，推动织机更新换代，促进手工织布业发动方面也起过某些作用。
日本侵华后棉纺织业的空前浩劫和危机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国棉纺织业尤其是机器棉纺织业，遭到了空前的浩劫，除少数几家棉纺织厂被迁往西南后方外，其余各厂不是被日寇炸毁，就是被日寇强占，无不损失惨重。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寇所占华商棉纺织厂被归还，日资厂作为敌伪财产被没收，迁入内地的棉纺织厂纷纷回迁，棉纺织业出现了短暂的恢复。但随着国民党在战争中的失败，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急剧恶化，棉纺织生产又迅速衰败，最后濒于崩溃。
我国棉纺织业因日寇飞机轰炸和炮火轰击而遭受的损失，以华东、华中地区最为惨重。全被毁坏或损毁严重的纱厂达16家，无锡7家纱厂中有6家严重损毁。沦陷区未被损毁或损毁较轻的棉纺织厂，绝大部分被日寇强占，以“军管理”或“委任经营”的方式，分配给各日商纱厂经营。其中华北各纱厂完全被置于日本侵略军军部的管理之下，一切有关原料分配、产品处理等业务，全由军方派人处理，利润也由军方分配。日商纺织公司仅负工务上的责任，提供技术人员，这种方式称为“军管理”；华中、华南各厂则委托日商纺织公司全权管理，利润也归日商，军方不加干预。这种方式叫“委任经营”。被置于军管理或委任经营的华商纱厂达54家。些纱厂战前共有纱锭153.5万枚，线绽75.7万枚，织机16274台，占战前华商纱厂全部纱锭的57%万枚，线锭的45%，织机的65%。
东北的棉纺织业，原由奉系的奉天纱厂和日商内外棉（金州）、辽阳、大连、营口4厂垄断。“九·一八”东北沦陷后，奉天的大部分股分为日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所有，日资纱厂的纱机年有增加，到1943年，有日资纱厂11家，纱机48.5万锭，布机1.05万台。
日本在华中、华北、东北、和华南沦陷区控制的檄棉纺设备，包括日资纱厂和实行“军管理”、“委任经营”的华资纱厂，1940年约共有纱锭400万枚、布机5万台，相当于抗战前全国纺织设备的80%以上。另外，有9家位于上海租界的华商纱厂，由于改换国籍和租界的特殊地位，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没有被军管理或委任经营。这些纱厂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和发展。各厂营业兴旺，获利丰厚，老厂扩充，新厂蹭设，由抗战前的9个厂增加到1941年的20个厂。纱机由34万余锭增加到65.7万余锭，布机由1700台增加到4760台。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租界内申新、永安等改入英美籍的13家华商纱厂也全被日“军管”。
太平洋战争前，华北、华中已有部分军管厂和委任经营厂发还，另有一部分厂则被强行改为“中日合办”或被日商强行“收买”。归还各厂也因华商不敢或不愿向日方交涉，大部分仍在日方军管之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宣布改组华中产业方针，决定重工业和机械工业由日方主持，轻工业由汪伪政权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军管纱厂的返还，才比较积极地进行。但经过日本侵略者几年的掠夺性经营后，返还的纱厂大都破损不堪，有些厂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被迁移，不知去向。华商纱厂经过再次浩劫，已经元气大伤。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棉纺织业的最后一次重大劫难是日商纺织公司的“捐献”废铁运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用的废铁全部仰赖美国供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废铁来源断绝，日本决定与战争关系较小或剩余的机器设备“捐献”出来，用以制造军火。在华日商纱厂前后约有100多万枚纱锭和4500台布机，作为废铁捐献。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日强占的我国纱厂的机器设备。华商纱厂的设备，有许多在委任经营期间被日本移走，战后寻觅无下落，这些设备可能也是被作为“废铁”销毁了。上述“捐献”的纱厂设备，相当于当时全国纱厂设备的1／5以上。如果再加上抗战初期被战争毁坏的棉纺织设备，则在日本8年侵华战争中，完全被损坏的纱机设备高达250万锭，占战前全国棉纺织设备的一半。可见这次战争对中国棉纺织工业基础破坏的惨重程度！
抗日战争初期，华中、华北地区先后有9家大中型棉纺织厂迁往西南后方，这对于支持抗战，促进基础薄弱的西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到1944年，四川、云南、陕西、湖南、贵州等省抗战后方共有棉纺织厂55家，纱锭31万枚，织机2825台，另外尚有动力织布厂34家。动力织机3600余台，使这些地区机器棉纺织业的落后面貌有所改变。
由于战时环境和内地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后方棉纺织业大多分散经营，而且趋于小型化。大厂纺纱机以一二万锭为常，中小厂多则数千锭，少则数百锭至一二千锭。设备多采用印度葛卢式纱机，后方铁工厂也能制造。由于原料供应等方面的原因，各纱厂机器设备开工率都很低，平均只有40％左右。从1942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在后方实行花纱布管制，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对棉纱实行征购、派售，“统购棉花，以花易纱，以纱易布，以布控价”。由于棉价和棉纱加工价过低，严重挫伤了棉农和纺纱厂的生产积极性，导致花、纱、布减产，妨碍了棉纺织业的正常发展，影响了军需民用。而且，花纱布管制政策的实行加剧了吏治的腐败。管制一开始，各级经办人员就狼狈为奸，巧立名目，弄虚作假。索贿受贿，并套领棉纱，倒卖黑市高价，加剧了棉纺织品供应的紧张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50％以上的纺织设备被苏联拆走。关内各地的棉纺织厂，原日资各厂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接收，被日寇强占的华资各厂退还原主。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纺建”)，负责所接收的棉麻毛纺织企业的经营管理。据统计，该公司接收的棉纺织设备有纱机184.7万余锭，线机24.7万余锭，织机3.7万余台。接收后进行改组归并，成立了38家棉纺厂、9家毛麻绢纺和针织厂、7家印染厂。
国民党政府对日资棉纺织厂的接收经营，使该行业中的官僚资本空前膨胀，战后棉纺织业形成了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和英国资本3个系统。在当时全国515万余枚纱锭中，官僚资本占36.2％，民族资本占62.7％，英国资本占1％。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棉货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外，日本的开工纱机比战前减少了2／3，已无力垄断东南亚市场，中国棉纺织业却除一大劲敌；在国内，日资各厂被作为敌产没收，扫除了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同时，抗日战争胜利，人民向往和平生活，添置衣被，纱、布市场需求旺盛，加上国民党政府推行低汇率政策，美棉大量涌入，满足了原料供应，压低了棉价，降低了棉纱成本，开工各厂，无不利润丰厚。又由于长期的通货膨胀，投机风行，纱、布便成为主要的投机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棉纺织生产、棉货市场交易的虚假和畸形繁荣。
在抗日战争后一个短时间内，不仅原有的棉纺织厂纷纷复业，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新厂。华资各类棉纺织厂，1936年为90家，1947年增至259家。不过，机器设备由于战争期间损毁严重，1947年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市场纱、布商也猛增。上海的纱、布商从抗战前的270家陡增到抗战后的2731家。
战后棉纺织业出现的繁荣，不仅是暂时的、畸形的和虚假的，而且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商人投机，一些工薪收入者大量购进纱、布以保值，制造了虚假的市场购买力。更严重的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国民党政府依靠“美援”和出卖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当时全国棉花大幅度减产，已酿成严重的棉荒。棉纺织原料来源主要是美棉。1946年输入美棉等洋棉690万担，占当年全国棉产量的90％。1947年输入量有所减少，也并非因为国棉供应增加，而是由于外汇枯竭。
美棉的大量涌进，不仅对我国棉花生产和广大棉农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使全国棉纺织业为美国所直接支配。按照协议，美援棉花的分配及运用，受中美双方合组的棉花小组的支配和监督，甚至连各纱厂配棉的数量也必须经过美方人员的核准；美援棉花的纺织产品内外销各半，内销部分必须换取美国所需要的原料和其他物资，外销所得外汇，由中美合组的委员会管理、使用，即购进更多的美棉等外棉供各纱厂生产。这样，我国棉纺织业在国际。市场方面，完全处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大量涌入的不仅有美棉，而且有美纱、美布、美资。还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就拟定了独占中国棉纺织业的庞大计划。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棉纺织垄断集团立即开始着手实施这一计划。
美国在企图垄断中国棉纺织业的同时，还大力扶植日本的棉纺织业。据估计，按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只须250万锭的纱机生产能力，但日本投降后，被允许保持350万纱锭，后来又被允许增至600万纱锭，并计划发展到1500万纱锭。不久，日本的廉价纺织品又将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甚至再次占居主导地位。
更现实的危机和灾难是，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悍然发动内战，随即加强了对棉纺织生产的管制，再次将棉纺织业纳入战时经济轨道。1946年8月后，国民党政府相继推行棉纱限价配售、限价收购和运销管制政策，上海运往华南、华北、武汉等地的纱、布必须得到签证许可。同时按进口棉花配额收购棉纱产品。限价(或议价)明显低于市价甚至成本，严重影响各纱厂再生产的顺利进行。1947年底又开始实行棉花统购，责令各纱厂代纺代织，完全恢复了抗日战争时的花纱布管制政策。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弊端也随即出现。敲榨勒索之风，变本加厉。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即所谓“八一九”改革，强制全面限价，实际是一场疯狂搜刮。全国棉纺织业陷入深重灾难。
在管制初期，各纱厂用虚报成本、代纺抛空、贿赂官府等办法应付，同时继续进行线单、股票、外汇等买卖投机，虽可获取可观的利润，但生产不断萎缩。到1948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的垮台已成定局，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加速崩溃，棉纺织业所有的虚假繁荣逐渐消失。棉花棉纱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同1936年比较，1949年皮棉从1638万担减少到850万担，下降了48.1％；棉纱从204万件减少到180万件，下降了11.8％。在这种情况下，各纱厂主纷纷寻找退路，一部分在原地静待解放，也有不少纱厂主将资产转往国外或香港、台湾。国民党统治区的棉纺织业奄奄一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