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曾国藩一生为官用权，去私欲，重天下，以“匡时救世”为己任。他能够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的关键时期站了出来，提出改革，促进了军事、吏治、科技的发展，使飘摇不定的满清历史又延续了六十年，他自己也因此而获得“清末中兴第一名臣”的称号。
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权力
在生活中，有些人的权力欲望很强，这些人通过各种正当或非正当的方式去获取权力。有强烈的权力欲望，正当地获取权力，谨慎地使用权力，能够做到用权力为人民谋求幸福，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实中有太多的人不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权力。权，成为了谋私的手段。
以平常心看待权力，是曾国藩立于官场不败的“秘诀”。
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安身立命应该从波平浪静方面考虑，保持心中平静顺和，千万不要从翻天覆地、动荡不安处考虑，虽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无为，但注意平静为第一原则。生活阅历千变万化，总是应该慢慢向平实处用功。
“向平实处用功”和“在波平浪静时安身”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哲学的两个重要原则。
曾国藩饱读诗书，27岁考中进士，三年后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在京任官九年升迁十级，官至二品。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丧期间奉旨督办团练，苦心经营多年，终于建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地主武装——湘军，这支军队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生力军。
曾国藩极力推崇“以夷制夷”的先进思想，积极提倡“洋务运动”，成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向国外购买洋枪洋炮，引进国外科技，开办工厂，成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
他为官忠廉，为人诚孝，为学谨恒，生活勤俭，被誉为封建时代事实上和道德精神上的领袖，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官气、学风和民意，被公推为“晚清第一名臣”。
纵观曾国藩一生，有成功也有失败。仕途的不如意、朝廷的无端猜忌与不信任、战事初期的屡屡败北、皇帝对谏言的冷热无常，令他无时无刻都身处“高爬、低走”之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曾国藩的人生路并非处处笔直平坦，更多的时候是崎岖不平。但他始终能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人生路上的高低坎坷。他说：“做人既可以往高处爬，也可往低处走，爬高是为了实现志向，走低是为了保护自我，只要不失自我本色即可。”
无论是高“爬”还是低“走”，曾国藩始终能不急不躁，走得很平稳。对待权力，宠辱不惊。他说：“所谓的富贵繁华，到头来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一个共同的结局——‘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曾国藩能以这样的心态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是了不起。可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在权力面前迷失了自己。为了权力，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最终使自己伤痕累累。
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一直是以权力为主导的“官本位”社会。直到今天，“官本位”思想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留有深深的痕迹和烙印。入仕为官，一直是许多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好一个“官”字了得，竟引得几多“英雄”竞折腰。
有语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入仕做官，通过做官施展个人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人民、为社会多作贡献，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为了获得官位、获得权力，有人寒窗苦读、有人苦心钻营、有人不择手段……
问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顺利走上这条路的人毕竟只是少数，4000人抢一个公务员的位子也不是什么现代神话，能做到大官的人就更是芸芸众生中的凤毛麟角。况且，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还不能由自己决定，除了个人的学识、德行、能力、为人等自身的素质外，还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自古官场险恶，这里面的潜规则又岂是说得清道得明的。况且还有个机遇的问题。机遇不降临，你纵然有天大本事、满腹经纶也枉然。
纵使一路冲杀，做了最后的胜利者，那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在你拼杀的过程中，你的欲望在逐渐地增强，你能感受到更大的权力将是你下一次战斗中获胜的最有力的武器。
做官获得了权力，但权和责总是相连的，责和苦也是相伴相随的。做官不只是风光、不只是体面、不只是威仪赫赫，也有责任，也有辛劳，也有许多的付出和牺牲，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委屈甚至是难以言喻的痛苦。
更何况，又有多少人能够永保官位？君不见，人世间不是有许多人体味过英雄不再的失落，领教过世态炎凉的无奈！如此而已。在做官的问题上保持着一种平常心态，这对于入仕之人是何等的重要。
那么，领导干部该如何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手中的权力呢？
正确对待权力，处理好用权与尽责的关系。必须明确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就要利用权力为人民服务。权力意味着责任，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正确对待权力，要做到“三要三不要”：
一要树立做大事的志向，不要光想着做大官。做官要有平常心，做事要有进取心。为官者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至于职务升迁，权力大小，不应该成为个人过多考虑的事情。
二要以权谋事，不要以权谋私。要把权力作为干事、干成事的手段，把权力作为谋大事、多干事的条件，而不应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三要以作为求地位，不要无为图位。也就是说为官者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标准。要正确处理好“作为”与“地位”的关系，只有“做”好了，“地位”才会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干出一番事业来。
俗话说“做官要有平常心，做事要有进取心”，平常心是进取心的前提和基础，进取心则是平常心的延伸和体现。只有保持一颗正确看待进退的平常心，才能焕发出勤奋履职尽责的进取心。
廉洁者让人放心
廉洁，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是为官者立于官场不倒的根本。做官清廉，才会受到人们的爱戴与尊重；而那些唯利是图的贪官污吏只会遭到世人的唾弃。廉洁，是执著，是坚定，更是一种责任与信念。
翻翻报纸或打开电视看看，一些徇私枉法，疯狂敛财而沦为阶下囚的官吏，在接受审查期间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反思自己：本来是想做清官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但经不住诱惑接受了第一次贿赂后，也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历朝历代都会有很多的官吏栽倒在这个“贪”字上，清朝的和珅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曾国藩通览历史，深深懂得“贪”是为官致败的根本，自律比律人更重要。
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严格按照京师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十二条”，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即使成为高官显贵之后，也没有间断过。
公元1843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由实缺翰林院检讨成为翰林院候补检讨的六个月后，一道圣旨降临翰林院：“翰林院候补检讨曾国藩耐劳克俭、学识出众，擢升授翰林院侍讲、詹事府行走。钦此。”
这一次的任用，主要是因为曾国藩“耐劳克俭”。
曾国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官不能够有贪欲的心，廉洁自律，才能够上对得起天、皇上、国家，下对得起百姓、亲友、子侄。只要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所失误，也会得到原谅的。”
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曾国藩的祖父曾对他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在朝中做官，但我家仍靠耕种为业，不可仰仗他。”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也绝不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一生为官，从来不收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他总是过着俭朴的生活，而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也总是尽力给予帮助。平时与同僚也很少礼尚往来，从不携礼而入，也不允许别人送礼。曾国藩不仅自己一生坚守清廉，也同样要求儿女勤俭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