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事情与规定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科学已不能思，甚至更有损于思。在晚期，海德格尔始终追寻什么是思想的事情的规定。从早期开始，海德格尔以追问存在为宗旨，对存在的追问乃是思存在。他极为关注思想的历史性，即从逻各斯到逻辑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思想不断地与存在相分离的过程，此分离表明，哲学与形而上学兴旺起来后，思想却步入了衰落之历程。真正的思不是对象性的，而是期待性的。海德格尔一直致力于让思想回到自身，回到存在；而且，他还力图揭示思想自身的建筑结构。
海德格尔的这一努力，也体现在他自己思想的表述上。在中晚期尤其是晚期，“海德格尔不再使用‘本体论’一词，因为它仍和逻辑学连在一起（而在他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他的使命是一种基础本体论的使命）。这一放弃是由于对逻辑学的那种回忆，也就是说，对存在被转达为在者之在的方式的回忆。逻辑学仍然带有本体论———神学的标记———那作为报答而来的，那可能来到的，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之思”。存在之思不是专横与独断的，更与思想之强暴无关。“因此思想就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自发性活动的性质，思想只是接受和聆听存在的声音。”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刚发现到的，而是失去后之期盼：失而复归。
真正的思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最本性的生存方式，它表明了人与存在的真切关联。在思之开端，那思是纯粹的，并不像后来那样错综复杂。海德格尔通过对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回溯，去找寻思之源头，以弄清楚后来的思缘何和如何发生了流变。这不得不回到希腊语Logos（逻各斯），该词源于希腊语Legein，意为“说”。后来，“逻各斯”有了“理性”、“理念”、“谈话”、“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和“词”等多种含义。由于含义丰富，人们难以把握，时常陷入混乱之中。
对此，海德格尔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λογοζ这个概念具有多重含义。而且，在每种方式中，这些含义相互抗争，没有一个基本含义在积极地主导它们。事实上，这只是假象。只要我们的阐释不能就其本来内涵恰当地把握λογοζ的基本含义，这种假象就会持续下去。”（SuZ，S.43）逻各斯的含义在后世发生许多流变，如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儿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等等。逻各斯有无基本规定？它又是如何演变成如此众多的含义？这种含义的衍生在思想上又意味着什么呢？
海德格尔在逻各斯意义上讨论思，把思与逻各斯联系起来。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又与其分离的逻辑来规定思想的。逻各斯的基本含义相关于言谈，“λογοζ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既是对言谈者（中间人）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而言的”。（SuZ，S.43）逻各斯是聚集，是人与万物的规定。展示出来让人看，也即“使……公开”，逻各斯具有αποφανσιζ（展示）的结构。正是话语把所涉的东西通过言谈公开出来，使人通达所涉之东西，语言的本性向希腊人开显为逻各斯。话语让人看具体化为说，即以词语方式付诸声音。
逻各斯把某种东西展示给人看，因此，具有某种综合的结构形式。当然，这种综合既无关于表象的联结，也不涉心理之牵扯，更不存在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相符合的问题。如果说真理相关于无蔽，让人看的逻各斯作为让人看之一种确定样式，并非真理的始源处所。尽管逻各斯是思想的早期形态，但古希腊意义上的真理却比逻各斯更源始。逻各斯朴素地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觉知存在者。真与觉知相关，纯粹认识（νοειν）是最纯粹、最源始意义上的真。
但这种变化发生在，让人觉知存在者。这关联到在着眼于存在谈及存在者时，作为根据摆在那里的东西，这种根据相关于ratio即理性。同时，在这种谈及存在者的过程中，又涉及到了“相关性”。因而，逻各斯又具有了关系与相关之含义。在这里，海德格尔展示了逻各斯的本来含义及其各种演历。哲学也是如此，“现代哲学在本性上是历史地定位的，这不仅针对许多哲学家只探求哲学史而言，而是特别指康德或亚里士多德为哲学探索提供了方向”。（GA56、57，P.14）这种历史性变化发生在思想的一切领域，而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其重要方面。
把逻各斯的意义理解为命题，但命题又被翻译、领会为判断，这判断却与逻各斯的本义相差甚远。在现代逻辑中，命题是充任推理成分的判断，判断则是对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任何判断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既对事物有所断定，又有真假之别。也就是说，判断是与对象即存在者的一种“联结”，其真假的鉴别却有赖于与对象之是否符合。后世的逻辑自然是从逻各斯演变而来的，当然，逻辑概念的含义也各有不同。一般指思想、概念、理性与规律性等，在斯多亚学派那里，逻辑指命运与世界理性；新柏拉图主义的逻辑指上帝、造物主、精神实体；而逻辑在黑格尔那里指概念、理性和绝对精神等。
海德格尔对逻辑与思想的关系作了独到的辨析，他说：“逻辑是思想的科学，是关于思想的规律和所思的形式的学说。”（GA40，S.128）这表明，逻辑（学）作为一种学说，一门学科具有的特质，其研究对象为思想。与其他科学一样，逻辑（学）也着力探求规律，但有别于其他科学的地方在于，逻辑（学）探求的是关于思想的形式的规律。但总的说来，逻辑（学）成为了科学。同时，应科学之需要，逻辑学成为科学的工具，也随科学一道向着数学化、形式化与符号化方向发展。科学关注作为认知对象的存在者，技术用座架去设定存在者，哲学则关联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性揭示。
逻辑（学）还是哲学框架内的学科，它与世界观的东西没有什么关联。不仅如此，而且“现象学哲学与世界观是相互对立的”。（GA56、57，P.187）逻辑（学）在一般人看来，乃是保证确定性的学问。
问题在于，这种逻辑学正在替代思想。这表现在，“逻辑为我们消除了要费事去追问思想之本性的一切努力”。（GA40，S.128）从而，对思想的追求被规范化与固定化了的逻辑学科的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代替，逻辑的运作就是思想的探求。逻辑决定了语言的文法和人们的语言观，这一点是逻辑作为思想的又一弊端。
进而，逻辑还规定了思想，遮蔽了思想的本性，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成为近代以来决定性的思维方式。对此，海德格尔认为：“逻辑在今天也还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和说话，而且从早期开始，逻辑就从根本上附带规定着语言的语法结构以及西方人对一般语言的基本态度。”（GA40，S.129）这种影响并非始于近代，其实，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了。海德格尔把逻辑的成因归结为学院派教师的发明，而非哲学家的创造。
由此，思想变成了理智的事情。理智也被称为悟性或知性，它指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抽象和推论，它赋予了思维以严密性和确定性。理智主义则是形而上学对思想的建构的产物。理智与思想的偏差，必须通过回归始源的思想来克服。
克服逻辑是要消解逻辑与思想的偏差，保持思想的纯正，也即“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想而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说要进行更加始源、更加严格的与存在相归属的思”。（GA40，S.131）同时，他指出：“这些关于思想的形式和类型的人类学的和心理学的问题肯定不是哲学的问题。”（GA26，P.19）因此，必须让思想克服逻辑的规定，回到自身的本源之处。
逻辑对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我们看到，传统逻辑是命题的科学，是思想的科学，其主要目的是为思想和陈述确定法则”。（GA26，P.217-218）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在克服传统逻辑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莱布尼茨设想用数学方法改造传统逻辑，预示了数理逻辑。康德把认识论引入逻辑，认为逻辑知识的圆满性建立在主客体的一致的基础之上，即在普遍有效的规律之上，同时力求克服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康德那里，关于范畴的知识，作为对存在者的存在的规定，即所谓形而上学，“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关于λογοζ（逻各斯）即‘逻辑’的知识”。（W，S.253）而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就包含着‘逻辑’这个名称”。（W，S.253）形而上学是本体论、逻辑学与神学的合一。
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存在的许多缺陷。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充足理由律都是不科学的、片面的。同时他也认为，即使莱布尼茨所设想的数理逻辑也陷入了数学化与形式化。因此，辩证逻辑之于普通逻辑才是高级的。“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事情就是：思想作为思想。”（ID，S.31）在黑格尔那里，思想是观念，思想是理性的，它规定自身。
思想观念发展到绝对理念，而只有绝对理念才是存在的。在黑格尔那里，思想与存在的同一，表明的是存在从属于思想，存在受理念规定，而这里的思想则表达为主体哲学。而且，正是绝对理念统一了存在与思想、主体与客体。
在海德格尔看来，“精确的思想决不是最严格的思想”。（W，S.308）真正的思想的严格性绝不能被束缚和被理解为一种逻辑上的精确性。他由此强调本性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真理是任何‘逻辑’都不能把握的”。（W，S.309）因此，思想应回到最本源之处。“然而，表示道说的同一词语逻各斯，同时也是表示存在即在场者之在场的词语。道说与存在，词与物，以一种隐藏的、几乎未曾被思考的，并且终究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归属。”（UzS，S.237）总之，思想须回到源始的语言，“这样，思想从语言处接受到了其元素，并能够成为思想”。语言的本性是道说，道说敞开思想。
由逻辑返回逻各斯，思想乃思存在，思想在存在的规定下成其自身。思想的事情也各有不同，“如果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事情是关于在绝对思想中的存在者的被思状态方面的存在，或者说，是作为绝对概念的思维，那么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想的事情就是存在……”与形而上学不同，海德格尔把根据放到存在层面，他说：“我们试图把根据律当做从存在到思想的道说。该律说：存在与根据是同一的。”（SvG，S.156）哲学在不断地终结自身，对此，德里达作出了深刻的揭示：“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理论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的预兆来告示的。”与这些终结相关的重要思想家有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当然，他们终结的方式显然又是不同的。
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想的事情是同一的事情，这表明一切思想在本性上是思存在。这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不一样的，西方形而上学把同一性看成是一种等同性，即思维与其指涉的对象的同一，遮蔽了事物自身的同一。海德格尔认为同一的本性是让共属，即思想与存在的共属一体。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单调，“思同一事情，思其同一性之丰富”。（AED，S.223）思想与存在的关系，不再是追问，而是倾听。
何谓同一性呢？“我们必须把同一性理解为共属一体。”（S，S.23）同时，海德格尔把同一与相同作了区分，“但同一（dasSelbe）并不是相同（das Gleiche）。在相同的东西中，区分消失了。而在同一的东西中，区分显现出来。一种思想越是明确地以同一方式被同一事情所关涉，区分则越是驱逼地显现出来”。（ID，S.35）有区分的同一才是真正的同一，思想的同一。
海德格尔把思想与哲学区别开来，哲学就存在者的存在，去探索存在者是什么。哲学行进在通向存在者的存在的途中，也即关联于存在而通达存在者。哲学往往与理性关联，“另一方面，哲学不仅是某种理性的东西，而且是理性的真正守护人”。（WP，P.23）而思想则是思存在，关切存在自身。当然，两者也会发生转化，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当追问存在者是什么时，思想成为哲学。问题是，“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PLT，P.6）思向我们逼来，迫使我们去思。思想与哲学的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旦我们熟识了思之本源，我们可能冒险将脚步从哲学中退出，迈进存在之思”。（PLT，P.10）无疑，这是思想的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