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小学尚未顺利毕业，闲置在家好几年的我们这些小学生突然被正式告知，已经成功升入中学，要求不日返校参加“复课闹革命”。
其实，“复课”只是号称。除了政治、语文教本，数理化的命已经被革得比较彻底，取而代之的是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农业基础知识），说是可以为将来直接投身轰轰烈烈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做点知识预备。
至于“闹革命”，也只局限于抄写报纸文章，在教室里贴大字报，没能弄出其他额外动静。
当时，班上的同学大约都在十四五岁，书读得不多，也算初步具备点独立思考能力。眼看学校明摆着一副并非专心教书育人的架势，特别是刚跨进校门不久，比我们高一届的69级中学生毕业分配方案出炉，全体一致安排一南一北两个去处。
南面是云南西双版纳密林深处的生产建设兵团，北边是黑龙江北大荒的军垦农场。
现实情形非常难以让人乐观，甚至一改前面老三届本地农村和沪郊国营农场的分配格局。私底下，一些同学们窃窃私议，按照69级毕业分配的动向，估计我们70这届，基本要面对天南海北的广阔天地。
稍后，校方果然又传下话来，我们70届同学如果自愿，可以提前毕业，随69级毕业生，一起上云南兵团。黑龙江农垦没被允许，或许，我们这届同学年纪实在还小，怕扛不住北疆冰天雪地那冻。
这已经不是什么惯性，而是明确的信号，我们70这届学生的毕业去向，基本被确定了。
一时，学校课堂上出现大面积混乱，既然大方向是遥远的边疆，剩下这一年半载，谁还有心思花在本来就比较单调的课堂和枯燥的课本上。
有点离谱的是，一些同学干脆连学校也不进，整天在社会上晃悠，抽烟喝酒，打架斗殴，一旦钱款接济不上，就小偷小摸，胆大的，明火执仗、打家劫舍都有。
这就引起了校方的警觉，既然学生尚未毕业，学校和老师一时难以免责，于是整顿校风校纪，软硬两手一起上。
硬的一手是打蛇七寸，擒贼擒王。个别抛头露面名声不好的学生，以校红卫兵团名义，实现专政。就是五花大绑，在脖子里挂块小流氓坏蛋的大牌子，在学校各个班上游斗，造成大面积心理威慑。
软的一手是，狠批“读书无用论”，倡导为革命安心学习文化知识。不仅在各个班级的后墙上出专栏，还举行一连串全校师生大会，由校领导、老师和学生代表轮番发言表决心。
那些老师和学生的发言无非是报纸上摘抄的玩意，并不新鲜。记忆中的校领导，当年校革命委员会邹主任（相当于原校长）的报告比较出彩，迄今让人记忆犹新。多少年过去了，只要我们当年中学同学聚会，还常常拿邹主任的报告作为逗趣取笑的鲜活话题。
中学校革委会邹主任，原先是学校食堂的一名普通职工，“文革”开始不久，被推上学校领导岗位。
其实，食堂始终是任何一个单位的管理难题。难就难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大实话，人生百味，众口难调。
就是家庭内部，自家厨房也容易成为家庭全员的热议话题，一旦这人头形成规模以上水平的单位食堂，局面控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况且，学校的食堂，不仅有规模，还拥有那么多朝气蓬勃的中小学生，管控之难不亚于登天。
中学同我原先就读的小学仅一墙之隔，两校学生吃饭安排在同一个食堂。
我倒无须在学校食堂吃饭。家里奶奶全职主内，并无任何供给方面的后顾之忧，只要收入有保障，一日三餐，哪怕是三年困难时期，每天一到两餐大体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的。
那些双职工家庭，以及附近农村路途较远的同学就不同了，中午那餐，对学校食堂相当仰仗。偶尔，我路过食堂亲眼所见，中午时分，里面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这人多菜少、口味不好、开价过高，任何一点的不周全，都可以成为引燃众怒的导火索。这时，食堂大厨包括卖饭菜的诸位师傅，很可能就此成为受气布袋甚至代罪羔羊。
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校长们，对食堂管理实在挠头得很，一时黔驴技穷，连关闭食堂的念头都有。自然，那是不可能的。食堂，早已列为中国当年计划经济特色之一，很多单位不可或缺，时至今日，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机构，仍然保持强大的惯性。
于是，天天中午开饭时分，两校不只是分管后勤的校长，有时连正校长也没能安生，需要直接出面应付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相当费力劳神。
所有这一切的矛盾，自从食堂涌现出一个叫邹师傅者，顿时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