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就此问您一个“为学”的老问题。梁启超先生说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可是有一些学者主张“为学术而学术”，认为学术研究要远离政治和现实，这是否有违学者的使命？您是如何看待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的？
万：“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这种追求是值得尊重的。为了考究一个学术问题，特别像史学、考古学等，“为学术而学术”也没有什么不好。早些年，学界的学风比较浮躁，学者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真正具有学理价值的纯粹性研究，这种口号确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为学术而学术”并不是从事学术的惟一方式。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梁启超先生的名言，有很深的内涵。我理解，把学术看做是“天下之公器”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学术是普遍的知识和智慧工作，应该是可以共享的、通用的；另一个方面，学术研究本身应该有一种社会公共责任。所以学术不一定要刻意地去回避什么，比方说回避政治、回避现实问题，等等。因为你要以学术的方式来承诺公共责任，就必须要关注现实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只要你是用严肃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精神来对待学术问题，真正用学理的方式来对待哪怕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都应该是允许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本无禁区。人云：“宣传有口径，探讨无禁区”。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有一种社会的政治考虑在里面，但是学术研究是没有禁区的。前几年，学界讨论“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什么叫学术？什么叫思想？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实在难以截然分离开来。从严格的意义上，完全没有思想寄托或思想表达意图的学术，我想是不存在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只能成为一些技术性的考究。比方说考古学中的技术鉴定，甲骨文字的辨认，等等。但即使是这类非常学理技术化的研究工作，也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文化责任，同样承担着传达文化和思想的使命。
问：再问您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着。纵观当代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新的思想流派层出不穷。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甚至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可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历经风雨沧桑，影响却日益深远，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和超越性？在政治伦理的研究中，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张力？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这个问题？
万：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过去对此有很多误解。意识形态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个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或者共同体中占主导地位或支配性地位的观念系统（ideology）；另一个含义是，一种观念能够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获得某种政治的认可或某种公共权力的支持。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社群都有它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研究社会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怎么形成的，它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实践中怎样发挥其作用，如此等等，都值得好好研究。
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与“冷战”结束有很大的关系。但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还另有动机。他认为，在技术统治的世界里，观念、意识、理想已然变得无足轻重。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有两个背景：一是“冷战”结束，另一个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反省。在他看来，在“技术统治”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已经消亡。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技术、金钱或资本意味着一切。他提出这个观点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对现代性的批评。你们知道，贝尔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很大程度的认同，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评包含着很强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和超越性是指意识形态既与特定的社会（国家）政治现实直接相关，同时又是一种对现实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的观念表达。比方说，美国要在全球建立它的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便是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政治理想的同义语。因此，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同构、“同谋”的关系。但是，具体的政治理想，例如，一个政党的政治理想可能与之具有某种张力。至于说到“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如何看待全球化。如果把全球化看成是某种价值观念、某种文化、某种文明模式的单一化，就必然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也就是把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而且是某种价值观念同质化的过程。我对此持有学术警惕，所以写过一篇《全球化的另一面》的书评。有人根据这篇书评，把我划归所谓“保守主义”之列，其实是一种误解。我想，不应该存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趋势，它代表的仅仅是现代生活条件下，包括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相互沟通、信息交换、相互理解和对话的发展趋势。
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交往理性”空前提高，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然而，这种趋势恰恰是多样性的，是多元文化或文明传统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消除这种文化或文明的多元性，达成某种单一模式。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也意味着人类文明或文化的“终结”。因为任何单一的发展模式都意味着消亡的风险，一如生命基因的单一化隐含着生命链条的崩溃之危险一样。我反对某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用意识的形式来表达全球化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这个企图有没有呢？有，肯定有。单边主义的出现，想把某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取向或者政治理想扩张到全球。所谓“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包含着绝对的强权，这种企图是很危险的，它最终可能要葬送全球化的进程本身。因为单一化的强制导致大量的价值冲突和文化冲突以及某些区域性的政治冲突，这样只会加深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隔膜，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变得更不可能。
问：最后，我们想问一个您工作上的问题。清华大学曾经有过良好的哲学学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学统出现了断裂。随着清华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提出，如何续接清华的哲学学统，就成了包括您在内的今天的清华哲学学人的一项当前使命了。您到清华大学后哲学系得以恢复和重建，“香火”得以延续，能否请您谈谈清华哲学学统的主要特征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上的历史地位？您如何评价目前的清华哲学系这一年轻学术共同体的工作？又是如何规划清华哲学系未来发展走向的？
万：续接清华哲学学统应该说是我从北京大学来清华大学工作的主要动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清华的哲学学统出现断裂。大家知道，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前，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至少可以说是最好的之一。一所大学形成一种学统非常不易，它是经过多代学者和管理者的千辛万苦才得以形成的。一九五二年以前的清华哲学是“清华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学派的性质。
一个学术共同体能够形成独立的学派，意味着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创造力，教育的创新性以及它的思想理论的独创性，有这些才能形成学派，才能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我是一九九九年春天来清华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二○○○年，我们重建清华哲学系，重建的过程比新建更难，我作为参与者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受到各种体制性的限制，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要重新引进人才、组合资源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比方说，我们最近引进的王路教授，前后花了近两年时间，最近引进一位日本博士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更重要的是，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其重建需要必要的学术积累。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说组合几个人就能做到的。要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学术拼盘，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性的重构。我感到满意的是，迄今为止的三年多来，清华哲学系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当初的设想和规划成长的。现在，我们基本完成了学术骨干的人力配置，在学术积累上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有一个“三一工程”，就是出版“三个系列”、“一个年鉴”。“清华哲学研究系列”已经出了七部著作，在学界的影响较好，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比方说韦正翔老师的《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一书，一些搞国际政治的知名学者、专家如王逸舟、阎学通等都对其评价很高。唐文明老师的《与命与仁》一书，出版不久就进入了哈佛大学的课堂，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指定教学用书。“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在今年年底可以出五本， “清华哲学教材系列”已经出了两本，另外三本正在撰写之中。《清华哲学年鉴》已经出了两本，第三本即将推出。在学术风格上，我们已经开始显露出清华哲学系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优势吧。比方说，我们的伦理学教学和研究就有这样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伦理学研究的知识视野比较广，为我们在伦理学这个特殊的领域中寻求突破提供了非常好的知识条件。我当时物色人才的时候就曾确定了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候选人的知识背景；其二是候选人是否有其独特的研究领域或特长。我们的“国际政治伦理”研究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肖魏教授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也是很独特的。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在应用伦理学研究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比方在生命伦理、国际政治伦理、宗教伦理等这样一些应用伦理学研究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比方在生命伦理、国际政治伦理、宗教伦理等这样一些应用研究部门显示出较好的研究状态，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比方说，肖魏教授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在国内是独树一帜的。国内有“女性主义研究”三大家，一是李银河的“女性主义”社会学，二是李小江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第三家便是肖魏的“女性主义伦理学”。还有我们的逻辑学，虽然只有几个人，但蔡曙山教授研究的“数理逻辑”、“语用逻辑”研究都处在国内学术前列，王路教授的“逻辑哲学研究”在国内应该可以说是最好的之一，陈鹏的“形式逻辑与计算机语言”研究也是很有影响的。还有我们的西方哲学也有了较为扎实深厚的基础，人才资源有了相当强的配置组合。像王晓朝教授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王路、卢风教授的分析哲学与科技哲学研究；艾四林等教授的欧洲大陆现当代哲学研究，都很不错。艾四林教授曾师从哈贝马斯，深得其味。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还比较年轻，但有自己的学术特点，我想其发展前景应该是不错的。怎么看待清华哲学系的未来发展走向？我认为，应用伦理研究、逻辑学与计算机的交叉，道德与宗教的交叉等方面将有可能成为我们新的学术生长点。此外，最重要的是，我特别注重我们系年轻学术力量的培养。我们系可以说有两个梯队，一个中年梯队，一个青年梯队。四十五岁左右的学者在铺路，在新的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发展史上将发挥他们的桥梁作用，而我们的青年梯队发展成熟之时，将是清华哲学重新回到国内前列之日。对比，我自己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引进博士生的选择标准甚至比我们引进教授的标准还要严格。现在已引进的四个博士，在他们各自的专业范围里，在其同龄人中应该是最出色的。像宋继杰博士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唐文明博士的中外伦理学比较研究，韦正翔博士的国际伦理研究，还有刚进来的韩立新博士的环境哲学研究，都是极具学术潜能和学术前景的。
（原刊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