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不是外交官，又没有什么圈子好绕，几句话就进入了正题。我说明：冯福庆和余副官，都是罪大恶极的民族罪人，血债累累，遍地怨仇，老百姓早已恨透了他们。
然而，冯福庆就俘之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改之意，为了照顾巴队长的亲属关系，更为了我们的两位战友，情愿把他戴罪释放，以观后效……
“耿连长，”巴大权子喘着粗气截断我：“咱少来点政治词儿？也少上点零碎儿，这人，你究竟换是不换？”
“我干什么来了？说的就是换呀！”
“那就痛快把底亮出来，怎么换？”
“两个换一个！……”
“唔！哪两个？换哪一个？”巴大权子嘴唇在哆嗦，在变青。
“我们指导员和何玉同志，你放出来！我们放你的冯福庆……”
“余副官呢？”
“他不能放！”
“啪！”巴大权子炕桌一拍，站了起来：“你们讲理不讲理？”说着，膀子一晃，大氅前摆一翻，闪出前胸，在他贼红的皮带上，赫然插着大张机头的盒子枪！
“啪！”真是说时迟，那时陕，薛玉一定是早有提防，当那大氅刚翻，胳膊尚未弯回的刹那，他跃步上前，劈胸一把，竞将盒子枪抽拔在手，且又顺肘一拐，将巴大权子扛倒在炕上。
“慢动手！……”武竞衡急急横在二人中间：“弟兄们，我的身家性命啊！……”说着就要下跪。
“好你巴大权子！敢情诡计骗人呐！”我也桌子一拍，跳了起来。“不准带枪”的协议既已破坏，信用已经不讲，还有什么谈判好说！尽管窗外出现拉动枪栓之声，关公已抓住了鲁肃的袖头，怕他什么！我痛快淋漓把巴大权子臭骂一顿！……
巴大权子完全软了，他一条腿跪在炕上，连连请罪作揖，说他原不想亮枪，本心是报答舅舅恩养的，他的莽撞得罪，全由年轻气盛而发，乞求我们的宽恕和原宥。他见我气色稍舒，便请求把谈判继续下去，保证平心静气，谨遵协议。说着，又连连恳求武竞衡为他作保。
薛玉登开盒子大栓，把“顶门子”瞧了瞧，又照样推上去，把眼向我一扫，一股很复杂的表情，浮在脸上。那是思路辽远，百绪纠缠的表情，在凄楚之色中，他显然在担心，在怀恋，在自我交战，在疼爱和深恨中翻滚……然而，却有一点与巴大权子一致，那就是，希望把谈判进行下去。
论价值，冯福庆算个什么东西！而我们的指导员，我们的小何，才应是尽心尽力争取保存的。好吧，我相信了巴大权子在枪口之下的诚恳，让他重新坐在对面，谈判气氛随即恢复。然而，好个奇怪的薛玉，他忽地逼近炕来，“当”的一声，将盒子枪拍在桌心，拍在我三人都能一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
“枪在这儿，人也在这儿！”他对天发誓似的咬着牙说：“枪不认人，话要出在真心！
再有捣鬼使坏的，老天也不会饶他！”说罢，把春凳往前一拉，沉稳一坐，恰与巴、我构成一个jE三角。他，要做这场谈判的铁的监护。
枪，冷森森闪着寒光的枪，像一尊古重的神器，踞卧在桌心。它的存在，果然促进了谈判的进程，连我那“二换一”的提议，巴大权子竞也很快赞同，只在交换人质的方式和先后次序上，略经争执，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明日前半晌，武竟衡把指导员送到蒲台村；中午，冯福庆由老武领回；后半晌，小何由余副官的妻子陪同，直放蒲台，而我们要付的代价是，让余妻带给她丈夫一贴贵重膏药和两件棉衣……
我不以为跟敌人的一切协议，都能可钉可铆地实现，谈判桌上的胜利，显然掺有虚假成分。既然决心为民除害，就得有牺牲小何的准备。这一点，我相信全连同志都会理解。然而只有一个人始终另抱希望，他就是薛玉。
是判断错误，还是“私情”蒙蔽了理智，还是胜利的谈判坚定了他的信念，至今也不曾弄清楚。总之，当第二天接回了指导员（他已经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了），又放走了冯福庆之后，从中午到日落，再到天黑，薛玉始终呆在蒲台村口的雪地里，他既没有看到小何，也没有看到余副官的妻子。他把坐热了的砖头摔在树桩上，那愤怒是异乎寻常的。
第三天，部队转移了地方，但仍留下他，同蒲台村干部又守候了一天，还是满野白雪，影响全无。
敌强我弱，游击战的环境，一切事物的处理都讲求快速果决。第四天黄昏，召开了几千人的军民大会，把余副官拉出去枪毙了。布告一出，万民欢腾，铜关周围近百个村庄，几乎家家包饺子表示庆祝。可是，大会还没有开完，薛玉不见了。我到处找他，想给他疏通一下思想，不想搜遍屋角院落，毫无踪迹。大章告诉我，当把余副官押往刑场的时候，他还看见薛玉搀着个老太太，在向余副官啐吐沫，激情满脸，喜泪双流！怎么又忽然不见了呢？不一会，通信班报告，丢了一把刺刀——一把不及一尺、小如匕首、只有马套筒才能用的刺刀！
全连人都受了惊扰，战士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薛玉平日的表现，只是假积极，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原形来了；有人说，他的思想基础就不纯，“私人感情”太重的，不可能忠于革命；打抱不平的人就说，薛玉在谈判桌上的表观不容置疑，问题是连的领导弄出了差错；一种尖锐的意见却是：既然常说革命战士最宝贵，为什么舍不得拿个臭汉奸把何玉换回来？……至于我，我只有一种预感：薛玉大概回不来了，他一定走上了冒险之路，他能成功吗？我希望他、还活着！……
果然，仅仅隔了一夜，从铜关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半夜发生的血案，死了四五个人，其中有两个八路军……我怀着极大的震动和不安，急忙撒出两组侦察员去，让他们迅速查清情况。
情况当夜就摸了回来，但说法却有三样，个个对不上头。一样说，巴大权子一得到余副官被枪决的报告，立即派人把水淀凿开一个冰窟窿。就在他绑着小何要往窟窿里填的工夫，黑影里一声“刀下留人！”蹿过一个人来，手起刀落把巴大权子戳一个透心凉，唬得伪军们魂飞魄丧，四散卧倒。来人奔过去要把小何抢走，可是，小何左腿已被打断，寸步难移，来人又背又抱，勉强将他扛上肩时，伪军们却已惊魂归窍，做好了四面合围，阴冷的枪口，组成一个残酷的圆圈，在此上天无路之时，来人忽地大笑三声，肩扛小何，横身一撞，竞连三个伪军一齐撞进冰窟窿去了……
另一样说法是：正当伪军们架着小何走近冰窟窿的时候，忽见雪地里追来一个人，巴大权子赶紧拔枪吆喝：“干什么的？”回答说：“武竟衡有急事找巴队长！”问：“什么事？”说：“余副官回来了，请把八路放走！”巴大权子正自愣神，那人一跳抓住他的枪口，白刷刷地亮出刺刀，说“快放，要不，我叫你现下开膛！”可惜他人单势孤，前头的伪军回身一兜，围住了他。就这样，巴大权子还是挨了一刀，肠子都流了出来。那个追来的人，最后是抱着小何，一同跳进冰窟窿去的……
第三种说法尤其离奇：说巴大权子正拥拥搡搡，把八路往水里推的工夫，突然“哗啷啷”一声雷响，窟窿里旋起丈多高的浪花，冒上一个人来：红衣红裙，红光乱闪，抖动丈二红缨，一枪刺来，把三个伪军穿作一串糖葫芦。只因巴大权子是挑在枪尖上，一甩抽脱，才没有带进冰窟窿里去……
这天半夜，我带一个班，把铜关镇勘查了一周。整个镇子异常死寂，连据点岗楼，既无灯火，也没声音。敲敲武竟衡大门，闭锁森严，毫无动静；打听别人，都不知下落。
转到淀上去看，确实有个冰窟窿，黑蓝黑蓝的水，汩汩有声，在冰下流得甚急。就在窟窿一旁，白皑皑的雪上，果有两片血迹，即使在黑夜中，它也红红的，十分鲜明。我们找个回子，到窟窿里去打捞，什么也没有，再搅许久，才捞上一柄刺刀，小如匕首，长不及一尺，正是马套筒上那一把……
半夜寒风飕溜溜地刮着，那一刻是多么的冷啊！……
看来，薛玉确是牺牲了。而巴大权子却没有死，足足两个月，他不曾在任何地点露面，以后人们看见他，竟然面色惨白，神情呆滞，脸上拖着长长的鼻涕，道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至于薛玉牺牲的真确细节，一直勘查不清，日子隔得越久，越是众说纷纭：有人坚持第一种说法，有人坚持第二种说法，奇怪的是，更多的人坚持第三种说法，而且凿凿有据地说，自那时以来，那个冰窟窿再也没有冻住过，它始终翻腾着深蓝深蓝的水花，汩汩有声，长流不息，成了一口不冻的井。每当太阳出来，水花上晶红闪耀，望得见一缕缕半根头发那么细的血丝。只在七九河开，大地冰消之后，它才溶于一碧万顷、水波接天的大淀中。但到第二个冬季，水花，血丝，不冻井，又在原地出现，而且年年如此……
我的连后来调去了：赶行山，抗战胜利不久，又急调东北，不冻井始终未得一见。但在家信中偶然得知：在铜关据点拔掉之后，这井有了个名字，因为死在其中的两个八路，一个叫何玉，一个叫薛玉，人们便叫它“双玉潭”。全国解放后，还吸引着众多好奇的人常去参观。到了六十年代，当我有机会返回家乡，认真要去看看这个“双玉潭”时，却听说它在“以粮为纲”的围堤造田运动中，淤没了……
1981年3月8日于保定莲花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