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一停，他就走进了二等车，和志愿兵结识了。他们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大声地谈着，显然知道乘客们和上车来的卡塔发索夫的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那个高高的胸脯下凹的青年说得声音最高。他显然是喝醉了，在说他的学校里所发生的什么事件。在他对面坐着一个穿奥地利禁卫军制服上装的中年军官。他微笑着听他说，偶尔想要阻止他。第三个穿骑兵制服的坐在他们旁边的箱子上。第四个在睡觉。
和那个年轻人交谈后，卡塔发索夫知道了他是莫斯科的富商，在二十二岁之前就挥霍完了一份大的家产。卡塔发索夫不喜欢他，因为他柔弱，娇养惯了，身体不好；他显然相信，特别是现在喝过了酒之后，他是在做英雄的事业，他用最使人不快的方式自夸着。
另一个是退伍的军官，他也给了卡塔发索夫不愉快的印象。他似乎是一个试做过一切的人。他在铁路上做过事，做过管家，他自己办过工厂，他毫不需要地说到一切，并且不适当地运用学术的字眼。
第三个是炮兵，他倒很使卡塔发索夫满意。他是一个谦逊的、沉静的人，显然折服于退伍禁卫军军官的知识和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关于他自己却什么话也不说。当卡塔发索夫问他是什么东西鼓动他到塞尔维亚去的时候，他谦逊地回答：
“是的，大家都去。我也应该帮助塞尔维亚人。可怜啊。”
“是的，你们炮兵人才在那里是特别少。”卡塔发索夫说。
“我在炮兵里服务不久；也许他们要派我做步兵或者骑兵。”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派到步兵里去呢？”卡塔发索夫说，凭这个炮兵军官的年龄，料想着他一定已经有了很高的阶级。
“我在炮兵里服务不久，我是以见习官退伍的。”他说，并且开始说明为什么他没有通过考试。
这一切共同地给了卡塔发索夫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喝酒时，卡塔发索夫想在他和别人的谈话中证实他自己的不满意的印象。一个老年的穿军装大衣的旅客一直听着卡塔发索夫和志愿兵们的谈话。单独剩下他们俩的时候，卡塔发索夫便转过脸对他。
“所有的这些到那里去的人的地位是多么不同啊。”卡塔发索夫漠然地说，想说出自己的意见，同时又想探出那老人的意见。
那个老人是一个参加过两次战役的军人。他知道怎样才是一个军人，凭这些人的样子和谈吐，凭他们在路上对于酒瓶的勇敢行为，他认为他们是坏军人。此外，他是县城的居民，他想说出他的县城里有一个职业兵去投军，他是一个醉汉和小偷，没有人雇他做工。但是，他凭经验知道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中，要说出违反一般人意见的见解是危险的，尤其是非难志愿兵，所以他也只是看着卡塔发索夫。
“呵，那里需要人。”他用眼睛笑着说。
于是他们开始谈到最近的战事消息，两人都互相隐瞒着自己的关于明天可望同谁交战的疑惑，因为按照最近的消息，土耳其人在所有的据点上都被击溃了。因此，两人都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就分手了。
卡塔发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时，不自主地说了假话，向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了他对于志愿兵的观感，从这些观感里显得他们是极好的儿郎。
在一个城市的火车站上，又有人唱歌和欢呼来欢迎志愿兵，又出现了拿着捐款箱的募捐的男女，省城的太太们带来花束给志愿兵，跟他们走进了饮食间；但是这一切都比莫斯科的情形远为淡薄而微弱了。
四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没有走进饮食间，却开始在月台上走来走去。
他第一次走过佛隆斯基的车厢隔间时，他看到车窗遮着帘子。但是第二次走过时，他看见了老伯爵夫人在窗口。她招呼考以内涉夫到她面前去。
“我去，把他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他站在她的窗子前面，向窗子里边看着。“他这个行为是多么高贵啊！”注意到佛隆斯基不在隔间里，他添说。
“是的，在他那个不幸之后，他还能做什么呢？”
“多么可怕的事情！”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
“呵，我受过多少苦啊！可是进来吧……呵，我受了多少苦啊！”当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走进去劝她并坐在沙发上时，她重复说。“这是您想象不到的！六个星期他不同任何人说话，在我哀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东西。我们没有一分钟能够让他一个人单独着。我们拿走了他能够用来自杀的一切东西。我们住在楼下，但是要预料他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您知道，他已经为她自杀过一次。”她说，老太太的眉毛在重提这事时皱起来了，“是的，她死了，这种女人是应该死的。连她所选择的死法也是卑劣的，下贱的。”
“评判它的不是我们，伯爵夫人，”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叹口气说，“但是我明白，这对于您是多么痛苦的。”
“呵，不要说了吧！我是住在我的田庄上，他在我那里。有人送了信来。他写了回信，派人送去。我们并不知道她就在那里的车站上，晚上，我刚刚进了我自己的房，我的玛丽就向我说，车站上有一位太太跳到火车下面去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打了我一下！我知道这就是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告诉他。但是他们已经告诉他了。他的车夫在那里，看到了一切。当我跑进他房里的时候，他已经精神错乱了——他那样子是可怕的。他一个字也不说，骑马飞跑到那里去了。我现在还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把他像死人一样抬回来了。我甚至认不出他了。Prostration complète（全部虚弱），医生说的。后来便几乎是疯狂。呵，何必说呢！”伯爵夫人摇了摇手说，“可怕的时候啊！呵，随便您怎么说，她是个坏女人。哦，这种不顾一切的****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切是表示行为特殊罢了。她表示出来了。她毁灭了自己和两个极好的男人——她的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儿子。”
“她的丈夫怎样了？”塞尔该·伊发诺维奇问。
“他领去了她的女儿。阿辽沙最初什么事都答应。但是现在，因为他把自己的女儿给了别人，他非常苦恼了。但是他不能够把话收回。卡列宁来参与了葬礼。但是我们极力设法使他不遇到阿辽沙。对于他，她的丈夫，这样是好一点。她让他自由了。但是我的可怜的儿子却完全委身于她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这样她还不可怜他，却有意地把他完全毁灭了。不，随便您怎么说，她的死——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坏女人的死。上帝饶恕我，但是在我看到我儿子的毁灭时，我不能不恨她的魂灵。”
“但是现在他怎样了？”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帮助——这个塞尔维亚战争。我老了，对于这个我一点也不明白，但是上帝把这个赐给了他。当然，对于我，做母亲的，这是可怕的；但最重要，据说，ce n’est pas très bien vu à Petersbourg（在彼得堡这并不受人重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这个可以鼓起他的精神。雅施文——他的朋友——把一切都输光了，准备到塞尔维亚去。他来看他，劝他去。现在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请您和他谈谈，我想使他散散心。他那么愁闷。但是不幸他的牙齿又痛了。他会很高兴看见您的。请您和他谈谈吧，他在这边散步。”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他很乐意，便走到火车的那边去了。
五
在堆在月台上的麻袋的黄昏中的斜影里，佛隆斯基穿着长大衣，戴着低垂的帽子，手插在口袋里，来回走着，好像笼里的野兽，走了二十步又迅速地回转。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在他走到时，仿佛觉得佛隆斯基看见了他，但是装作没有看见。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毫不介意这个。他对于佛隆斯基超过了一切的私人顾虑。
这时候佛隆斯基在塞尔该·伊发诺维奇的眼睛里，是一个从事伟大工作的重要的人，考以内涉夫认为鼓励他、赞同他乃是自己的义务。他走到他面前去了。
佛隆斯基站住了，注视了一下，认出了他，走了几步去迎接塞尔该·伊发诺维奇，紧紧地和他握手。
“也许您不愿和我见面，”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但是我不可以为您效劳吗？”
“同任何人见面都没有同您见面这么愉快的了，”佛隆斯基说，“请原谅我。我生活上没有愉快的事。”
“我明白，我是想为您效劳的，”塞尔该·伊发诺维奇注视着佛隆斯基的显然痛苦的脸说，“您要不要写封信给锐斯齐奇，给米兰？”（毛注：前者为塞尔比亚首相，后者为太子，后为国王。——译者）
“呵，不！”佛隆斯基说，似乎费了劲才了解了，“假若您不觉得什么，我们就走走吧。车子里面气闷得很。信么？不，谢谢您。要去死，不需要介绍信的。要就写给土耳其人……”他只用嘴唇笑着说。眼睛里还有忿怒而痛苦的表情。
“是的，也许您和有了准备的人更容易发生关系，那仍然是必要的。不过，这随您的便。我是很高兴听到了您的决定。对于志愿兵，外间有了许多的攻击，像您这样的人在社会的舆论上提高了他们的地位。”
“把我当作一个人来看，”佛隆斯基说，“我的好处是觉得我的生命毫无价值。我有足够的体力冲进阵地，去踏死他们或者被他们打倒——这个我知道。我高兴有地方去贡献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不但对于我是无用的，而且是讨厌的。对于别的人是有用的。”他的下颏因为牙齿的不停的剧烈的疼痛，做出不耐烦的动作，那疼痛使他甚至不能带着他愿意有的表情说话。
“您会复原的，我敢向您预言，”塞尔该·伊发诺维奇说，觉得自己受感动了，“把自己的弟兄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值得生死的目标。愿上帝给您外在的胜利和内心的安宁。”他添说，伸出了手。
佛隆斯基紧紧地握了他的伸出的手。
“是的，把我当作工具来看，我或许有点用处。但是，当作一个人来看，我——是一个废物。”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完。
他的牢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充满着口液，阻碍了他说话。他沉默了，注视着在铁轨上慢慢地平滑地旋转而来的煤水车的轮子。
忽然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疼，却是一种苦恼的内心的难受，使他暂时忘记了牙齿的痛疼。看见了煤水车和铁轨，在他和一个从他的不幸事件之后，便没有会过面的朋友的谈话影响之下，他忽然想起了她，那就是，在他像一个疯子似的跑进火车站的厂房时，她所剩下来的东西：在厂房的桌上躺着那不害羞地在生人当中伸开着的、刚才还充满着生命的、血迹斑斑的身体；向后仰着完整的头和沉重的发髻，和耳门前卷曲的鬓毛，在妩媚的脸上，有半张开的红红的嘴，凝固着一种奇怪的在嘴唇上显得可怜而在睁开不动的眼睛里显得可怕的表情，似乎是用言语说出了他们争吵时她向他所说的那可怕的话——他要懊悔的。
他极力回想着他第一次也是在火车站上遇见她时她的样子，神秘，妩媚，多情，寻找着也给予着欢乐，而不是他所想起的在最后片刻的残忍的报复的神情。他努力回想着他和她在一起的最好的辰光，但这些辰光永远地破坏了。他只能想起她是胜利的，完成了那要使他作无益然而难消的忏悔的威胁。他不再觉得牙齿疼痛，抽泣使他的脸歪曲了。
他默默地在麻袋旁边来回走了两趟，控制了自己，平静地转向塞尔该·伊发诺维奇。
“您没有看到昨天以后的电报吗？是的，第三次被打退，但是明天预料有决战了。”
他们又谈到米兰即将继位的诏书，谈到它或许有的重大后果，在二次的钟声之后，便各自回到自己的车里去了。
六
塞尔该·伊发诺维奇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他没有打电报要他弟弟派人接他。当卡塔发索夫和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坐着在车站租的半篷旅行马车，被尘土黏得好像黑人似的，在正午十二点钟之前，到达波克罗夫斯考房屋的台阶的时候，列文不在家。吉蒂和父亲同姐姐坐在露台上，他认出了大伯子，跑下来迎接他。
“怎么您不难为情，不让我们知道啊！”她说，把手伸给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向他伸着额头。
“我们路上很好，没有麻烦你们，”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回答，“我弄了这么多灰，我怕碰您。我是那么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你们照旧地……”他微笑着说，“在平静的河湾里，不受潮流的影响，享受着平静的幸福。我们的朋友费道尔·发西利伊奇也到底来了。”
“但我不是黑人，我要洗脸的——就要像一个人了。”握手时卡塔发索夫带着平常的诙谐说，微笑着露出黑脸上特别发亮的牙齿。
“考斯洽要很高兴的。他到农场上去了。是他应该回来的时候了。”
“还是忙着田事。这真正是平静的河湾，”卡塔发索夫说，“我们在城里边，除了塞尔维亚战争，什么都看不见了。哦，我们的朋友持什么态度呢？一定是与人不同的。”
“但是他没有什么，是和别人一样，”吉蒂有点儿狼狈地望着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回答，“我就派人去找他。爸爸在我们这里作客。他从国外回来不久。”
她吩咐了人去找列文，带了灰尘满面的人去洗脸，一个在书房里，另一个在道丽的大房间里，又吩咐了替客人预备午饭，然后她享受着她在怀孕期间所失去的迅速动作的权利，跑上了露台。
“是塞尔该·伊发诺维奇和卡塔发索夫教授。”她说。
“噢，热天真难受！”公爵说。
“不，爸爸，他很可爱，考斯洽很欢喜他。”注意到父亲脸上嘲笑的表情，吉蒂微笑着说，好像是向他恳求什么。
“但是我并没有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