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是德国人，后移居美国。1832年他以美国领事的身份返回德国，后留在德国，呼吁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抵抗英国。他在1841年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由于德国推行了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政策，德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最终赶上并超过了英国。
（一）保护幼稚工业的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
李斯特指出了“比较成本学说”存在错误，认为德国应采取保护关税政策，虽然一开始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但经过一段时期，德国工业会得到充分的发展，生产力也会极大提高，商品生产费用就会大幅下降，最终使德国工业品的价格低于从外国进口的商品价格。
李斯特按照生产力进化程度把国家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根据他的定义，前三个阶段属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农工商业时期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进入了现代化社会；农工业时期则是由落后的畜牧业、农业社会向先进的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李斯特认为，在这五个历史阶段中，自由贸易政策适用于四个半阶段。只有在农工业时期的后期需要强调贸易保护政策。
李斯特认为，完全的自由国际贸易只有在两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工业发展程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国际贸易可以促使彼此自由竞争，对双56方共同有利。“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他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他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他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的各国进行自由竞争”。
李斯特在时间上和保护范围上都对保护政策作了特定限制。他指出，可以建立保护制度的国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行这种制度。只有当它在农业、工业、社会和政治上已经充分发展，具备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必要的条件和手段，即已经进入农业、工业发展阶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经济力量各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世界上有一个比它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争，使它在前进道路上受到阻碍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一旦跨入农工商业发展阶段，这种保护制度就要逐步取消。
保护制度并不是要保护一切产品。只有与国家的工业发展有关的那些产品才应加以保护。对不同工业的保护程度要区别对待，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即建立和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和丰富经验，以及人数众多的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要特别注意保护。对于其他较次要的工业部门则给以较低程度的保护。
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向来就是国际贸易领域里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在自由贸易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看到，自由贸易存在许多负面效应。对于竞争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往往对本国产业造成冲击，一些新兴的工业往往会被外国产品“扼杀在襁褓中”，甚至根本就没有产生的可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也就难以升级。
但是，正如李斯特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实施保护“幼稚工业”的政策有两个困难。第一，如何选择被保护的部门；第二，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手段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保护幼稚工业的核心问题是选择幼稚工业。所谓幼稚工业是指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且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与幼稚工业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保护的期限问题，即一个产业发展到何种程度才算成长起来了。如果一个产业经过几十年的保护仍未发展起来，是否还要保护。因此贸易保护应当只保护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的工业部门，这个部门在被保护了一段时间之后能够成长起来，并且能充分发挥出比较优势。也就是说，这个部门只要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保护之后就可以成长起来，有足够的能力投入到国际竞争当中，而绝不是那些无论怎么保护也长不大的夕阳工业。另外，这个被保护的部门在壮大之后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这项效益足以弥补社会在保护期中为之而付出的代价。
阐述这些原则是一回事，如何实施这些原则是另外一回事。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讨论贸易保护问题时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要求保护的呼声最强的，往往是那些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夕阳工业或没有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由于新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不容易听到这些企业的呼声。但是在传统行业中，强大的利益集团会使政府不得不对那些不应当保护的部门实施长期的保护。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地要求政府加大保护力度，提高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从而使生产效率很低的部门也能依靠价格扭曲而获得超额利润。这使得政府很难确定合适的保护力度。因此，保护关税制度不能不分场合地到处乱用，也不能不分时空地一成不变。如何建立一套适宜的贸易保护制度，正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对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贸易政策的评价
李斯特的保护贸易学说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李斯特保护贸易政策的影响下，1879年俾斯麦改革关税制度，对钢铁、纺织品征收高额进口税。1898年又一次修正关税法，使德国成为欧洲的高度保护贸易国家之一。这些保护手段使德国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了宗法制的生产。他的理论对当今经济不发达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依然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李斯特的关于保护对象是有条件的，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保护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以自由贸易为最终目的等观点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超保护贸易政策
19世纪70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只经历了一个很短暂的时期。一些国家的产品销路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各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使大多数国家先后走上了保护贸易主义道路，纷纷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的市场，同时在国外市场上进行低价销售。这时只有英国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到1931年，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打击下，最后连英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全面实行贸易保护政策。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世界市场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各国超保护贸易政策盛行，并被西方各国经济学家用各种理论加以粉饰。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他和其弟子在该理论中有关国际贸易理论的观点和论述为超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及其弟子们认为古典派的自由贸易理论已经过时了。首先，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的前提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失业现象。其次，凯恩斯主义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只用“国际收支自动调节说”来说明贸易顺逆差的最终均衡的过程，没有考虑到调节过程对一国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息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从而有利于缓和国内危机和扩大就业量。而高的投资率可以保持国内就业，这种投资可以是国内投资，也可以是国外投资。当时的国外投资率决定于出口超过进口的差额，即由贸易的顺差决定的。而贸易逆差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跌，导致国内经济萧条，增加失业人数，没有好处。因此，凯恩斯主义赞成贸易顺差，反对贸易逆差。
为了进一步说明投资对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影响，凯恩斯提出了着名的乘数理论。
乘数（K）的公式表示如下：
K＝1/（1－边际消费倾向）
国民收入增加量（ΔY）＝乘数（K）×投资的增加量（ΔI）
凯恩斯的追随者在乘数理论基础上引申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出口的增长，代表有效需求的增长，如同国内投资一样，它可以一轮一轮地引起与这一出口量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国内其他产业连锁反应，从而对国民收入产生乘数或倍数的扩大效应。这是因为出口扩大使得出口部门收入增加，消费增加，并带动向出口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有关产业部门生产增加，收入与消费增加，循环往复，国民经济收入总增量必将是出口增量的若干倍。反之，一个国家的进口如同国内储蓄一样，是有效需求的负增长，因而有对国民收入产生乘数或倍数的收缩作用。
对外贸易顺差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倍数公式为：
ΔY＝（ΔI＋ΔX－ΔM）×K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学说的核心内容，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贸易顺差和国民收入及国内就业量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理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把经济运行机制简单化了。贸易顺差或逆差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的。而且，这种公式往往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而这些条件有些难于测量，有些和现实可能相差甚远。其次，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过于强调贸易顺差对国民收入的益处，而对过多贸易顺差可能带来的害处置之不顾。例如，“奖出限入”的超保护政策可能会引起他国的报复，导致贸易战升级；过多贸易顺差可能会引起本币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等。再次，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为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由于它诞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土壤中，因而这种理论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完全适用。
四、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1973-1974）的再次爆发，市场问题日趋复杂尖锐化，在战后贸易自由化的总趋势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其主要特征是：
（1）被保护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
（2）被保护的程度不断提高。
（3）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
（4）“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
（5）贸易歧视性有所加强。
第三节 自由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形成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开始于经济最发达的英国，其后，其他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开始接受并实施自由贸易。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自由贸易发展一度受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贸易又被重新推到前台，成为大多数国家一致推举的贸易政策与做法。
一、自由竞争时期的自由贸易政策
18世纪中叶，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使英国的工业迅速发展，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代替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