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认为菲斯克的受众观念强调了“读者的权力”，驳斥了文本中心论的观点。在菲斯克看来，受众是一种“集体性对抗主体”和“流动主体”。因为广大受众处于社会的下层，属于社会中的弱者，因此，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意识。现代的受众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有主见的个体。他们既接受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塑造，又运用各种巧妙的战术进行抵抗。陈龙根据菲斯克提出的“文本的多义性”和受众解读的多样性观点把菲斯克的受众理论总结为“多元释义论”：菲斯克“专注于文本研究，强调媒介文本是触发多元话语的空间”，同时，受众能够“‘控制’话语的生产和演绎”。在菲斯克看来，受众是活跃的、积极的、有创造力的，能够对抗文本中的宰制力量。
陈龙对菲斯克“多元释义论”的理论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多元的传播者结构、多元化的文本结构，受众的意义再生产。
陈龙把菲斯克的“行吟诗人”的电视功能观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对菲斯克的受众理论用“多元释义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把握了菲斯克积极的受众理论的内涵，基本上表达了对该理论的赞同和肯定。
陶东风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把菲斯克的理论称为“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大众文化理论。陶东风首先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中体现出来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论调：法兰克福学派强调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复制化，从而贬低了大众文化文本的审美价值；在对文化产品的接受方面，受众完全没有选择性、能动性和批判性，成为没有自由意识和反思能力的“乌合之众”。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相比，陶东风称菲斯克的理论为大众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陶东风把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涵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创造的，而不是由文化工业生产的；
（2）大众利用“妥协的对抗策略”创造了大众文化；
（3）大众创造的文化与日常生活有关；
（4）大众创造的文化具有微观政治的功能。
陶东风首先区分了两个概念，即文化和文化产品：文化产品是现代工业为人们提供的商品，表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源或物质形式；而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表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产品接受者的受众，其社会背景和接受方式决定着意义的生产方式。这是菲斯克受众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受众是积极的、主动的意义生产者，因此，
大众文化研究不仅需要研究大众文化从中进行制作的文化商品，更要研究人们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后者更具创造性，而且比前者更变化不定。文化工业企图通过商品化战略和意识形态意图实现盈利的追求和对大众洗脑的目的，陶东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效果不是取决于产品本身而是取决于使用者，受支配群体的力量在于使用的方式而不是使用什么”。因此，研究者应该关注受众的社会语境和对文化产品的接受方式。
菲斯克提出大众利用一种“为我所用的艺术”、“有啥用啥的艺术”来创造大众文化，被陶东风称为“无产阶级式的购物”方式，例如，一群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失业青年经常来到商场“消费”，然而他们消费的是场所和形象，而不是商品。对于他们来说，商场是展现自己的抵抗策略的场所。在这一点上，菲斯克借鉴了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提出的“偷工者”的策略。
这种对抗策略决定了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必然是有所保留的，在接受中进行巧妙的躲避与温和的抵抗。例如，《百家讲坛》节目中对四大名著的改编以及电视剧中对红色经典的再创造。由于改编后的节目既保留了经典内容，又增加了娱乐元素，因此深受大众欢迎。这种创作方式体现了对意识形态的躲避和对权威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温和的、妥协的。这是一种“有啥用啥”的创作艺术：在接受中抵制，在顺从中反抗。这就是大众文化的矛盾性。
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本质就是“控制与反抗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当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关注大众文化的复杂性是正确了解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关键。
陶东风指出，菲斯克创造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有关，因此探讨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状况必须首先了解受众的日常生活，了解受众的接受语境。例如，电影《第一滴血》反映了主人公和白人官方阶层之间的冲突以及自由的西部和文明的东部之间的矛盾，但是澳洲中部原住民在理解影片的冲突和矛盾时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把剧中主人公看做第三世界的代表和正义的化身。因此，这部影片深受澳洲中部原住民的喜爱，因为他们能够从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
陶东风认为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政治功能只能体现在“微观政治”的层面。他用社会变迁的两种常见模式即激进的变革和间接的对抗来表现“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区别：宏观政治指的是“激进的社会行为”，而微观政治指的是“间接的、渐进的、积累的”对抗形式；宏观政治可以直接导致社会变革，而微观政治只能为宏观政治提供“肥沃的土壤”，创造条件促使宏观政治的形成。
菲斯克强调了大众的创造性，然而他指出大众文化只能在微观层面发生作用。统治阶层的权威和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同时对大众文化施加影响。大众文化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进行躲避、冒犯和对抗，不可能进行完全的、彻底的颠覆活动，尽管大众文化的对抗行为在某种条件的刺激下也会出现向激进行为转化的可能性，然而陶东风认为越是微观的东西越难以控制，因此对于大众文化中巧妙的躲避和妥协的对抗行为，统治阶层和主流阶层越发感到难以应对，而大众对权威的躲避、冒犯和抵抗也将长期存在。大众在这个过程中也将会不断地生产自己的意义，创造自己的大众文化。
陶东风阐述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把握住了菲斯克大众文化观的个体性、生活性和微观性，对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分析一针见血，为全面理解菲斯克的理论提供了借鉴。
与其他中国学者不同的是，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的中文版导言中，学者赵斌对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提出了质疑。赵斌开篇就对包括菲斯克在内的文化研究学派进行了批评：打着平民主义旗号的文化研究者自以为站在了普通人的立场上，对他们日常的文化和物质消费进行花里胡哨的诠释，给平民的琐事戴上一种奇异的符号光环。他认为，这种“庸俗化了的”文化研究“将奇异与通俗合二为一，把平民立场和媚俗混淆在一起，将浅陋、平面的分析掩藏在乐观的姿态背后，”因此吸引了大批学者，在“琐碎的、不费力气的、就事论事的文化现象解读中浪费掉自己的才智和年华”。
赵斌对菲斯克“乐观的怀疑主义”大众文化观点提出了批评。虽然菲斯克表面上承认在文化中存在着资本、统治阶层等支配力量，但是他的研究重点却在于受众创造性的反抗和颠覆活动，“文化工业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在他的视野中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因此，大众可以在对抗主流文化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找到斗争的乐趣，例如，无钱购物的消费者可以随意调换商品上的价格标签，薪水不高的女秘书可以对高档时装只试不买，而从镜子中窃取自己的“动人形象”。赵斌把菲斯克“乐观的怀疑主义”称为“盲目乐观”精神。这种“盲目乐观”使菲斯克无视资本和经济实力的存在，随意解释各种消费现象。
对于菲斯克“盲目乐观”的大众文化观，赵斌从源头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菲斯克用符号学解读代替了社会学分析。根据符号学理论，任何符号都包括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赵斌批评菲斯克“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将能指和所指胡乱搭配，造成对社会现象的误读。
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观点，但是他的另一个观点即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似乎被菲斯克抛弃了。因此，赵斌提出符号学的分析不能代替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能代替社会学的分析。他认为：菲斯克代表的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恰恰忽略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的事实，这种不平等在过去的20多年中有增无减。赵斌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批评了菲斯克的“乐观的”文化主义和任意的解读模式，在国内学者当中，他的观点可以说与众不同。此外，陈晓明、陆道夫等中国学者也对菲斯克的理论给与了不同的评价。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主要批评了菲斯克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以及“过分乐观”的观点，质疑了该理论对传媒意识形态功能的忽视和政治经济学维度的缺失；国内学者主要揭示了菲斯克受众理论的内涵，从而肯定了该理论的创新性和研究价值。
三、对菲斯克受众理论的思考
菲斯克把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大众文化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明确了创造大众文化的主体，同时提出了大众的抵抗是创造大众文化的主要方式。因此，菲斯克的受众理论突出了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受众制造意义和快感的能力，从而把受众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在菲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论述中，把文化领域片面理解为抵抗和斗争的场所，片面强调了受众的抵抗性和颠覆性，完全忽视了经济和技术的支配力量，从而否定了意识形态的存在。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给人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享有文化产品、创造自己的文化。毫无疑问，菲斯克受众理论中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首先，大众文化到底谁创造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统治阶层创造的、强加到大众身上的统治工具。因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具有标准化、统一化、商品化和复制化的特征。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则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人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的，有着多样性和可变性的特征。菲斯克把大众文化看做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存在着各种相互对抗的力量，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永远处于绝对的上风。由于经济地位和资本权利的关系，大众文化中必然存在着权势阶层和弱势群体，前者试图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使本阶层的思想和观念在文化产品中得以体现，从而在后者当中推广；后者为了抵抗前者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采取规避和抵抗的策略。尽管双方力量的对比非常悬殊，然而由于弱者的抵抗，权势阶层也会被迫接纳弱者的文化，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双方力量对比虽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此，菲斯克的受众理论过高地估计了大众的创造力和反抗力。
其次，菲斯克所称的“大众”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实力最强，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高。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已经消失，阶级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甚至蓝领阶层的收入不一定低于白领阶层。事实上，随着社会的进步，贫困人口正在日益减少，而中产阶层队伍正在逐步壮大。在菲斯克看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似乎给人一种社会的主流和中坚力量的感觉。他们在反抗文化压迫的同时，还能自娱自乐地创造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到底是值得同情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还是坚强乐观的、勇于反抗的大众？在菲斯克看来：
“大众”乃由宰制的力量决定，也就是说，“大众”总是在其回应宰制性力量的时候得以形成；但宰制者无法全盘控制大众所建构的意义，以及大众所形成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大众并不是无法抵挡的意识形态体制下的无援无助的主体，也不是拥有自由意志、由生物学决定的个体；他们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由社会行为人在某一块社会领地中形成，而这一社会领地之所以属于他们，是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把该领地放弃给强权式的帝国主义。社会中既然存在宰制力量，必然存在宰制的群体和受宰制的群体。受宰制的群体构成了“大众”的基础。宰制力量体现在“无法抵挡的意识形态体制”当中，在此之外，“大众”创造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然而，抵抗的大众能否代表群众中的大多数，在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没有做出相关论述。
最后，菲斯克如何解释大众的抵抗？菲斯克对文化产品进行了符号学的解读，认为文化产品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组合体，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任意性关系，菲斯克认为受众可以自由地为文化产品赋予自己所需的所指意义。因此，符号获得了“民主”，受众得到了“意义”。这种符号学的分析曾经使霍尔提出了主动的受众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社会交流和沟通的需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也是约定俗成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符号至少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是相对固定的。菲斯克没有以科学调查或亲身访谈为基础，过分强调了受众解读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而给人一种主观主义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