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有夜法庭，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在逮捕后24小时内必须过堂（arraignment），向法官提出初步证据和引用适用法律，否则必须将当事人释放。这一条规定的起源是英国法的writ of habeas corpus，意思是被拘禁的人必须被带到法官面前得到案情陈述和初步解决，否则不能一直拘禁。之后被写在美国宪法第一条里，意即对人身自由的尊重和对非法拘禁的禁止。虽然在宪法里有这样的规定，但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常常案件堆积，根本来不及处理，长时间拘禁是常有的事情。为此，自80年代末开始，纽约公共辩护人办公室开始给每个被逮捕的当事人申请writ of habeas corpus，通常一file就是几百份。法院只能合并处理，快速、加班过堂，或者不得不释放被逮捕的人，一时秩序大乱。因此，90年和91年，纽约初级法院、上诉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接连出了数个判例，要求如无特殊理由，每个被逮捕的人必须在24小时内过堂，否则必须被释放。
在纽约这样鱼龙混杂的大城市，居民生活又如此放荡不羁和诡异奇葩，夜生活如此丰富，如果仅仅依靠日间法庭，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及时处理案件。曼哈顿的supreme court criminal court在100 Centre Street，离Chinatown只有两条街。法院里有不同的法庭，根据罪行轻重分配在不同的楼层，并且专门有短期羁押犯人的楼层。一楼的两侧大法庭用作Arraignment（过堂），白天夜里都开放。地区检察官和公共辩护人都在法院大楼里里有自己的办公室。
为了满足法律规定的24小时内必须过堂的规定，又不放走可能会逃跑的被告，夜法庭一周七天，每年365天，天天开庭，从不休庭。每天开庭时间是下午6点至凌晨1点。作为抗辩双方，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每天都有人轮班夜法庭，公共辩护人办公室也一样。我需要熟悉工作，因此白天跟着固定的supervisor出庭和处理其它工作，晚上只要没事都尽量去夜法庭和麦卡锡先生坐在一起，帮他整理案卷，和他一起interview刚被捕的当事人。
说起这些，记忆就像潮水一般涌进脑海，仿佛又回到100 Centre Street，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我，脱下T恤换上西装，走进繁忙的法院一楼大厅，排着长队经过安检，走进不同的法庭，看着刚被逮捕的人垂着头被警察押进法庭，和同事们坐在一起看当天的案卷，在开庭前开会讨论对策，彼此争论和鼓励，彻夜不眠，或是即将访问一个接触已久的不幸的当事人之前，情绪的波动，时时刻刻似乎泪水总是在鼻腔后涌动。
这份工作带来巨大的责任感和相应的精神压力。我的一位同事是韩裔女孩，哈佛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曾经在某大所做transaction方面的业务，后来觉得工作没有意义，辞职做公共辩护人。有一次我们聊天，她说这份工作让她压力巨大，心力交瘁，因为她所做的事情，不再是关于钱，而是关于很多人的一生。她多付出一点努力，可能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就因此改变。她稍稍的懈怠，可能就让这个人从此无法翻身。我的同事们都带着这样沉重的负担，怀着对人深切的怜悯，每天从早上到夜里，奔波于办公室、法庭、检察官办公室、监狱之间。
我常常想，之所以我会这样怀念这份工作，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所有同事，都是心灵柔软、纯净，责任感非常强的人。这份工作的工作时间很长，基本没有个人休息时间，不光是夜法庭，而且由于白天开庭，经常要在晚上去监狱拜访当事人。很多当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情绪抑郁，说话常常颠三倒四，行事乖张。和他们说话需要极大的耐心，反复的重复。但这样的麻烦并没有让我的同事们对当事人心生厌恶，反而产生更多的保护欲。他们都是生活中总是遇到重重不幸或者障碍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力的控制也比一般人弱，更像是不懂事、不会保护自己的孩子吧。因此我的同事们在长期的相处中，总会产生强烈的保护欲，说起他们的时候，都带着各种责怪、戏谑和关心，不仅关心他们的案子的解决，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尊严。
我曾跟着我的supervisor丽莎为一个轻度智力障碍、同时半失聪的流浪汉Larry辩护，他被指控在公园里踩死了一条狗。由于美国人民爱狗如命，这个案子引起了纽约市民的极大愤慨，每次开庭都有很多记者在法庭门口蹲点，想挖出点内部消息。因为Larry已经被保释，并不是被羁押状态，而他又总是行踪飘忽不定，丽莎为了让他不误掉开庭日，每次开庭前都要提前很久打遍他所有亲属朋友的电话，全纽约到处寻找他，找到后还要好言好语安慰他，向他一遍遍耐心解释将发生什么事情，他应该怎么做，给他选合适的衣服。有一次开庭，New York Post的一个记者混进了法庭，坐在那里听了庭审。休庭后，她躲在墙后面，试图给Larry拍照，被丽莎发现了。平时美丽温和幽默的丽莎大怒，冲到记者面前，一把打掉了她的照相机，并且和记者大吵了一架，质问她为什么不经过同意拍照。丽莎用她难得提高的嗓门，生气的说我的当事人不是给你或者任何人提供娱乐的对象，他身体残疾，已经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控遭受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他没有义务再给纽约市民提供娱乐！
关于Larry的事情，后面或许我还会多说一些吧。
夜法庭也就是Arraignment法庭，法官需要听检察官和警察说明逮捕原因，然后辩护人说明这个人为什么不应该被逮捕，或者应该适用怎样的保释金（bail），法官作决定是否允许保释、保释金多少、还是不许保释。在Law and Order里，因为都是大案子，保释金动辄上百万。但日常的arraignment，大多都是盗窃，轻伤害，非法进入，吸毒，****这些轻罪，甚至有在地铁车厢之间走动、逃地铁票（2美元）、晚上睡中央公园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保释金都很少，有的甚至不用保释金，只要承诺下次出庭就行。
说起保释金，也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由于美国法院要求犯罪恶性较高、逃脱风险较大的被告在被捕后拘押在监狱，或者支付一笔保释金方可释放（post bail），而很多人支付不起保释金，因此发展起了几乎是美国独有的保释金保险代理人制度（bail bond）。在Supreme Court附近，有无数家小的bail bond agent，都是一个小小的店面，24小时营业。Bail bond agent收取法庭规定的保释金的一个百分比（根据他们评估的逃脱风险而定，通常10%—20%之间），然后为这个被告的逃脱风险负责。如果被告在开庭前或者开庭期间逃离，无法出庭，法院将要求bail bond agent代替被告支付全部保释金。Bail bond agent就和保险公司一样，整个行业会去评估逃脱风险，同时会去向保险公司寻求二次保险。纽约历史上有一度bail bond agent被黑手党控制，如果被告逃脱，不仅面临政府搜捕的风险，而且由于黑手党不得不为他支付保释金，还会面临黑手党的追杀。
虽然bail bond agent收的钱只有法院的百分之几，但这笔钱是不会归还的（post给法院的bail，只要按时出庭，最后就会归还）。但是，为了不让亲人蹲监狱，还是会有很多现金不足的穷人愿意承担这笔钱的损失，特别是当被告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或者是女性的时候。此外，bail bond agent的一大生意来源是那些傍晚或者夜间被arraign而银行没开门取不到钱的人，去bail bond agent可以少蹲一夜监狱。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在现实生活里，我在夜法庭遇见的真有亲人去找bail bond agent的并不多，而且，大多数的当事人甚至连晚上来看他们一眼的人都没有。在夜法庭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找到当事人的家人和朋友，询问他们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和背景，而有些当事人连给几个号码，都找不出一个愿意来法庭的人。
当然也遇到家人深深爱护的孩子。刚开始去夜法庭的某一天，麦卡锡先生叫上正在整理案卷的我，让我和他一起和一个当事人的家人谈谈。那是两个中年妇女，是当事人的母亲和大姨。被捕的是一个女孩子，麦卡锡先生让我看她母亲带来的一份文件袋，看出来是母亲竭尽心力，在短短的时间里搜集的一个女孩子的成长资料，以便向我们讲述她女儿值得同情的故事，期待得到帮助。看着母亲脸上的青紫的累累伤痕，再看看手里厚厚的文件袋，让人好心痛母亲的一片心。
文件袋的第一份文件，就是女孩子的毕业证书，是某K音乐学院的。打开毕业证书，一个非常漂亮清瘦的亚裔少女面对相机镜头淡淡的笑着，皮肤雪白，一头黑色长发，带着细细的发箍，鹅蛋脸，眼睛像黑葡萄一样幽深美丽。
她的母亲激动的让麦卡锡先生看她的头发，她的头上掉了一大片头发，露出了青白色的头皮，头皮上血迹斑斑。脸上有被指甲划破的伤痕和鼓起来的青紫色的长长的血印，手腕上和脖子都有很重的淤青。这个女孩子被捕，就是因为袭击她的母亲。她母亲应该是年轻时候移民美国的，英文很流利，但因为情绪激动，时不时又开始说中文，所以刚毕业的我能派上一点用场，给麦卡锡先生翻译。
麦卡锡先生是一个心肠非常软，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母亲的诉说，让我看见他眼中泛着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