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油印本与余英时之《书后》
大约在50年代末期，一批旅居港台及海外的中国文史学者，见到陈寅恪先生撰《论再生缘》油印本后，迅为传诵，洛阳纸贵。国学大师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教授有记述与评析：“1958的秋天，我儡然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了《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是辗转由台北研究院传来的。读了之后，我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都受到极大的震动；深觉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考证文字，因为字里行间到处跃动着作者的情感与生命。尤其全文不仅充满了国家兴亡的感慨，而且随处附见他自己所写的诗篇”（见《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76页）。
那么油印本既无出版社，也无出版时间，不免与人有神秘之感。直到80年代初，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秉南）先生将神秘的面纱才完全揭开。原来《论再生缘》撰写的近因，乃是蒋氏寄赠《再生缘》道光刊本及申报排印本各一册。陈寅恪早年读过此书，今次听读，感触特深，即据之著文。文成即告蒋氏欲用简便方法先印。蒋天枢遂购卷筒蜡纸寄穗，遂请人书写油印。油印后再蓝皮线装，一共印装了三百本左右，分赠亲友学生。章士钊携此本后到香港，始流传海外。流传海外的油印本，很可能是台北中史研究院史语所李济所长据原本重新书写的油印本，二本内容一样，但字体迥异。若干年后，港台书商再据海外油印本出版铅印本。油印令人有一种不准正式出版的印象，但蒋天枢说，油印原是乃师的本意，以后再收入文集，并无寄投期刊不发稿，或要出书不准之事。余英时教授还写了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发表在香港1958年12月号的《人生》杂志上。余英时说他读到“传播中外，议论纷纭”两句时，才知道他的《书后》那篇文章给陈先生招来了麻烦。究竟招来了什么麻烦，他自己并不知道，而只是引录牟润生先生《敬悼陈寅恪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有人借给友联研究所一本，友联将它排印出来，有人作了篇序（也许是跋，记不清了），大发挥其中蕴义。后来听说，果然给他老人家招了祸。幸而有人替寅老解说。”这位先生也是“听说”，但招了什么祸，仍然语焉不详。“有人替寅老解说”，这倒是实话。友联将陈寅恪《论再生缘》排印出来，传回大陆后，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在1954年2月条下写道：“《论再生缘》初稿完成。自出资油印若干册。后郭院长沫若撰文辨难，又作《校补记》（校补记后序，写成于1964年甲辰冬，见后）。”余英时引录了这段文字中括号以前的部分，紧接着说：“郭沫若文未正式发表，不知究作何等语。”然后抓住《校补记后序》中“所南心史”、“孙盛阳秋”等语，说：“可见陈先生《论再生缘》初稿完成之后必曾直接受到政治压力，要他‘删改’原文。郭沫若的‘辨难’或与此有关，恐不尽关乎学术异同。”（见《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78、79—80页。）那么，情况究竟怎样呢？让我们看看郭沫若的“辨难”是否使陈寅恪“直接受到政治压力”。
二、郭沫若以补课之开始阅读
1960年12月上旬，郭沫若读到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后说：“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当然，我也是想来检验一下：陈教授的评价究竟是否正确。”这是郭沫若对陈寅恪《论再生缘》的读后第一印象。紧接着，郭沫若开始读与陈寅恪先生听人诵读的同一个版本即三益堂翻刻本《再生缘》。当月下旬，郭沫若率团出访古巴，一路不忘阅读《再生缘》。1961年2月中旬，郭沫若赴海南岛，直至三月中旬；遂有当年3月13日郭沫若对陈寅恪的第一次拜访。这次谈话谈到“钱柳因缘”的事，陈寅恪提出“要原稿纸，另要在北京图书馆抄谢三宾的《一笑堂集》。”“将近一小时的交谈”，《再生缘》是话题之一。两人的一些基本认识是相通的。郭沫若回到北京以后，得见“海内孤本”《再生缘》抄本，即与读过的三益堂翻刻本进行核对。1961年5月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再生缘》的长文《〈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说：“近年，陈寅恪有《论再生缘》一文，考证得更为详细，我基本上同意他的一些见解。”5月下旬，郭沫若又从阿英处得到《再生缘》的初刻本，遂以抄本为主，用三种本子核校。7月底，核校完毕。就这样，郭沫若把《再生缘》反复读了四遍。在核校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郭沫若又陆续发表了六篇有关《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文章。一面研究，一面校勘。中华书局以《再生缘》的三个本子核校，最后再由郭沫若“决定去取”。核校完毕，郭沫若写了《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在这篇序文中，郭沫若开篇写道：
《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该归功于陈寅恪教授。陈教授在1954年写了《论再生缘》一文，他对于《再生缘》前十七卷的作者陈端生，作了相当详细的考察，对于《再生缘》的艺术价值评价极高。他认为弹词这种体裁，事实上是长篇叙事诗，而《再生缘》是弹词中最杰出的作品，它可以和印度、希腊的有名的大史诗相比。他很欣赏陈端生的诗才，认为是“绝世才华”，其功力不亚于杜甫。（见谢保成著《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接着，郭沫若表示：“我是看到陈教授这样高度评价才开始阅读《再生缘》的，”而且是“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反复读了四遍，“每读一遍都感觉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对于这部“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长久被人遗忘，“陈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样”，郭沫若又写了这样一段话：
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要那样地感伤而至于流泪：“彤管声名终寂寂，……怅望千秋泪湿巾。”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好罢，就让我来弥补这项缺陷吧。如果能够找到初刻本或者抄本，我倒很愿意对于原书加以整理。使它复活过来。
这篇序文正式发表在1961年8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由此可见，余英时教授的所谓“直接受到政治压力”，“郭沫若文未正式发表，不知究作何等语”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两位大师对于《再生缘》的基本认识是非常接近的，不同点在于郭沫若对陈端生的思想分析与陈寅恪所见略有差异，即认为《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的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她的时代，但她的叛逆是有条件的：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
这或许就是两位大师认识上的最大不同之点。
三、郭聋陈瞽论端生
1961年11月上旬，郭沫若在杭州参观了陈端生出生地“句山樵舍”，感叹“樵舍句山在，伊人不可逢”。9日，复至广州。11月15日，郭沫若第二次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这一次会面与前番相见，又别是一种情景。郭沫若的日记详细记载了这次会晤的情况。日记是这样写的：
访陈寅恪，彼颇信云贞曲之枫亭为仙游之枫亭。说舒四爷，举出《随因诗话》中有闽浙总□五子均充军伊犁事，其第四子即可谓舒四爷。余近日正读《随园诗话》却不记有此人。我提到“句山樵舍”，他嘱查陈氏族谱。“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渠渠闻此联解颐，谈约一小时，看来彼颇怄童。
郭沫若日记中提到“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这幅对联中的“郭聋”，指早年病双耳失聪的郭沫若。“陈瞽”，指40年代中期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郭沫若1892年出生，属龙，干支纪年为壬辰年，于五行中属水，故“壬水”、“龙”，暗指郭沫若；陈寅恪1890年出生，属虎，干支纪年为庚寅年，于五行中属金，故“庚金”、“虎”，暗指陈寅恪。
关于这幅对联，一说是郭沫若在与陈寅恪见面寒喧时吟出的，一说是郭、陈二人各半联。至此，两位大师的学术交往可谓幽深矣。真可以引两位大师皆熟悉的陆游之名句了：“耳边闲事有何极，正可付之风马牛”。可见这一“聋”一“瞽”是不会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议论的。
郭沫若关于《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一系列考证文章的发表，使当时整个学术界对陈寅恪更加瞩目。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曾南下广州，专程拜访陈寅恪，希望将《论再生缘》一稿交中华书局出版；1961年10月，中山大学校刊、《羊城晚报》分别报道“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释证》已经写了40多万字，全书接近完成”。中山大学校刊还说：“他还准备修改《再生缘弹词考》一书。”1962年1月：中山大学校刊复报道陈寅恪《钱柳因缘释证》接近完稿。随后，《论再生缘》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计划，由郭沫若负责写序也确定下来。然而，事情并未如人愿。康生以《再生缘》中写有“东征”，陈寅恪赞赏《再生缘》会影响中朝关系，而且《论再生缘》结尾的五首旧体诗有“反社会主义”情绪，不能出版。禁令不止禁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连郭沫若费力核校的《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也被禁止，两位大师希望的《再生缘》难以“再生”了。故蒋天枢说，若不准而径私自油印三百本分发，在当时是犯大忌的。事实上，油印本流通以及传播海外，并没有给陈寅恪先生添什么麻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也没有以此为罪状。由于种种文字的传播，引起了海外学人余英时教授的误会。不过余英时教授在阅读了陈寅恪《论再生缘》后发表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读后》一文。这毕竟是海外第一篇评论《论再生缘》的文章，二十多年后余氏再续前缘，写下了十多万字的研究心得，而且余氏对陈寅恪生平学术的理解大致不差。余英时认为：“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思想自由之文”；大多数海外人士认为《论再生缘》“充满了国家兴亡的感慨”，随处可见“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陈寅恪本人对余氏撰写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读后》也有认同。余英时教授对此着重谈到：“1987年l0月25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寅恪，因于8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1954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
于细读教授有关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