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枢对于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极其尊敬，陈寅恪对这位学生也极为信任。在他目盲不能观书之后，就把许多书交给蒋天枢。蒋天枢家中放不下这些书，便寄存在复旦中文系办公室，蒋先生则几乎每个星期天皆到中文系整理陈寅恪的藏书。蒋天枢先生平时非常和气，但为了维护老师的学术尊严，有时却难免动怒。有一次，蒋先生在校园路上碰见他的学生吴中杰，老远就把吴中杰叫过来，板着面孔问道：“《解放日报》上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蒋先生指的是那篇署名“吴中”的批判王国维的文章。那篇文章是中文系五年级一个写作小组所写，他们将“中五”二字倒过来，再将“五”字谐音为“吴”，变成“吴中”这个笔名，遂使蒋先生误以为是吴中杰所写，故对吴中杰满脸怒气。吴中杰细说实情后，蒋先生这才转怒为喜，笑着说：“那好，那好。”
在蒋天枢身上。我们看到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尊师思想。这在过去，本也不足为奇，但在经过这么多年历次运动之后，蒋先生仍能保持这种思想精神，却是十分难得的了。若从情感、气质到安身立命的学术思想，把蒋天枢归入到陈寅恪这一类知识分子中是合适的。有些细节的确能直见人的精神。在1956年5月21日陈寅恪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上，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里，陈寅恪谈到蒋天枢，“一九二八年在清华是师生关系，最近数年因托他在上海图书馆查材料，故常有信来往”。无独有偶，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中“主要社会关系”一栏里这样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复旦大学档案）谁都知道，1958年批判资产阶段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炽，蒋天枢在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生平敬重之情，则蒋天枢为人的笃忠执著与表里如一，直见在当代已变得很陌生的士人精神。
关于蒋天枢先生，还有一事不可不说。1958年搞“大跃进”，人人高唱赞歌。在一次会议上轮到蒋天枢发言，蒋天枢只说“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皮的话”这么一句便拂袖而去。结果弄到中文系众老师要保蒋天枢才能过了此险关。文化大革命中“无知”整“有知”。高等院校盛行考教授，不少老教授通不过“考试”，被评为“不合格”。蒋天枢却故意交白卷，临走时还扔下一句话：“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此话令极“左”的人哭笑不得，但也无法辩驳。以上这些，皆是复旦大学传说的佳话；不“曲学阿世”的蒋天枢，其耿介与清高，在复旦大学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是复旦中文系最傲慢的教授。正是因为有了蒋天枢这样的弟子，陈寅恪所以才倾心相诉。师生最后一次见面时，陈寅恪作了题为《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绝，就是他们师生二人心灵相知的明证；从诗中足可见出蒋天枢是肩负陈寅恪先生的重托启程返沪的。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蒋天枢1964年南^下广州的真正原因了。
五、蒋子凸现非偶然
蒋天枢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著名学者，他还是清华大学复建文科的首倡者，而且实实在在地催生了清华大学的文科。在清华档案馆的文科复建的文件中，有蒋天枢1981年1月16日致党中央副主席陈云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两件事：一是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二是建议以清华大学为基础创办综合性大学。中宣部把蒋天枢教授的信转给了教育部党组，并有邓力群、王任重、郁文等领导的批示，要求教育部研究蒋先生的建议；蒋南翔也作了圈阅并转到了清华。由此可见，蒋天枢先生致陈云副主席的信在周转过程中，有关领导皆很重视。清华党委多次讨论，听取各种意见，终于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且较快地付诸实施。但为什么当时很长时间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呢？这主要是同蒋天枢的信中对旧清华的评价有关：“清华大学在旧社会原本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为全国大学之冠。尤其文学院的历史、语文、外文各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布及全国，为其他大学所不及。理、法科亦均各有特色，所培育人才多蜚声国际。目前的清华大学虽已成为工科大学，但一则它有以前的多科性综合大学的传统，再则以设备及人力等条件说，在工科大学的基础上增设文、理、法等学科较为容易，在文理大学的基础上增设工科则比较费事。所以，以清华大学为基础来创办，似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见徐葆耕：《紫色清华》，民族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72页。）这段话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1981年，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兴起，“左派”势头还相当强大，谁都怕戴上“复旧”的帽子，蒋天枢先生写这封信的勇气可见非同寻常。蒋先生对清华文科的复建可谓起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他并不知道。如今，蒋先生已经仙逝，同他的业师陈寅恪共享天堂之乐了。
蒋天枢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忠诚、厚道的人格也为后人所敬仰；他在陈寅恪晚年心目中的凸现并非偶然；陈寅恪晚年以其人生的通识，对世事与人事有精确的分析与预见；他将“生命之托”于蒋天枢，无疑是其晚年最完美的人生一幕。
陈寅恪与蒋天枢师生，他们若知道自己的文化学术思想正在为人们所理解，并成为中外学术界所尊奉的一代宗师，一定会感到几分欣慰。历史已经能够给他们的学术著作罩上未来的感受，他们遂可与自己的思想学术一起进入历史，同时步人未来，这应当是一种幸福与光荣：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种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引自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撰成《学术的双峰———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本想请一位严肃尊崇的学界前辈赐一序文。俟后沉想，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请人作序，固能看出虚心求教之意。对方若能给予中肯之批评，当可受益匪浅。倘故而激发前辈之意兴，引出对有关学术乃至更为广泛的学术领域之宏谈高论，就更喜出望外了，这可能是求序之本意。
不过，就求序者之心态言，也未始没有请出尊神来为己作助阵之意。当初左思作《三都赋》，不就因为“时人互肖讥訾，‘请出“高名之士”皇甫谧为之“作序”，“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的么？这对于不重作者实际水平，徒以名声高下取舍之可悲世风来说，天疑也是对付的一大高招。但倘若并无左思那样的卓荦之才，偏要皇甫谧之辈为之鸣锣开道，岂不也太“颜，”且教“高名之士”连带受讥天下么？至于真有才学志气者，其实也未必需要高名者助阵。司马迁作《史记》，就并无自惭形秽，倒是精神抖擞地大声宣告：“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如此之创造气概，才真是自信自立者当有之气概。至今谈此数语，仍不禁令人敬佩和悠然神往。
余也不敏，所从事的也只是人文领域中之局部研探而已，自不可为前人之天造草昧大业相提并论。而且很需要前辈、同行之指点、批评。不过在研探之态度上，还是力求严谨，并希望有所弋获。而在志气上更不须借他人之颂谀，装饰自己之门面。倘只是谫陋之识，也不肯累高名者蒙羞。故考虑再三，终于决定不向前辈求序，由自己写一跋语交待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