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大唐的时候，杜愚就很少吃方便面了，一方面是他兜里稍微有了几个子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唐有很多适合穷人吃的便宜东西，无论是五块钱的盖浇饭，四块钱的面条还是两块钱的肉夹馍，都是分量十足，很划算。除此之外，各类生活用品都可以到便宜的两元五元店去淘，也能省下不少钱。杜愚甚至开始觉得搬到大唐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定，住得越久，他越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他想要改善一下伙食，就走到楼下，大唐的地界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小餐馆，便宜，味道还不错。他坐进一家串吧，点上十来个串，一边慢慢吃着，一边听见身边坐着的年轻人们高谈阔论。这时候他们脱下白天的衬衣领带，都穿着休闲的衣裳，挽起袖子，交流着工作中或是生活中的琐事，讲一些粗俗的荤笑话，把啤酒杯碰出清脆的响声。他们住在大唐，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但他们是快乐的。
杜愚想，有朝一日如果我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作家，我一定要按照黑色枪骑兵所说的，把大唐的生活写成小说。城中村是肮脏的、粗陋的、无序的，但同时也是充满温暖、充满希望的，它让许多手头拮据的年轻人有了安放自己理想的暂时栖身之所，使他们不至于刚刚起步就折掉翅膀饿死在路边，实在是功莫大焉。但他没有想到，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不了多久，也许命中注定杜愚就是个悲剧人物。
事情是从一本书开始的。某位研究者仔细调查了居住在大唐之类城中村里的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写出了一本挺有名的书。但大概是出于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把这种生存状况描述得相当糟糕，并且直接用某种昆虫来加以形容，于是引来一大片铺天盖地的同情声和许多不知是帮忙还是添乱的学者的思考。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上，专家一思考，百姓就要遭殃。
果然，不久之后，专家们的思考有了最终结果：政府要全力清理现存的城中村，也就是说，大唐命不久矣。当政府和当地村民的拆迁补偿最终谈妥之后，大唐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绝大多数的出租房都会被拆掉，而原本住在那些出租房里的年轻人们，不得不进入城里，另寻住处——那样的住处可就比大唐贵多了，而且是衣食住行全方位地贵起来。
杜愚那段时间只要去网吧上网就会到大唐的贴吧里瞧瞧，大唐子民们普遍表示出强烈的愤怒，很多人就指责那位研究者帮倒忙，其间不乏污言秽语问候十八代祖宗者。杜愚倒是满同情这位研究者及其十八代祖宗的，首先他觉得一本书还不足以推动一项政策，那充其量只是无数原因中的一条而已——碰巧是最显眼的一条；其次他相信此人的本心是好的，但研究得显然还不够深入，而且悲天悯人的情怀放得太多，容易让人们的眼睛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向。人们看到大唐的拥挤脏乱，看到大唐居民的节俭拮据，看到生命挣扎的影子，却往往忽略了蕴涵于其中的希望。现在大唐要被拆掉，人们的生活压力将成倍放大，希望的光芒立刻小了很多。
此时大唐还没有开始拆迁，但人人都知道拆迁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肯定是住不长了，不少人已经开始提前搬家——怕晚了找不到便宜地方了。北京的城中村能够释放出来的租房人口是巨大的，连房租都能带动着上涨不少。也就是说，等到大唐的人们都离开大唐后，他们所要面临的不是贵一些的房租，而是贵得多的房租。
这个不知何时将会来临的未来让杜愚心情很恶劣，他刚刚找到一个安稳的栖身之所，一转眼又要失去它了。这使他更加坚定了那个想法：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永无止境的磨难。
就在得到大唐拆迁的消息之后不久，那个电视剧本的付钱日期到了。杜愚打了好几次电话，工作室的人始终支支吾吾，不断推脱，光是“财务不在”的借口就用了五六次。杜愚渐渐有点明白了，自己这次多半又被骗了。这种所谓的剧本工作室，其实就是几个人组成的草台班子，有个狗屁的专职财务。他们大多和一些影视公司有联系，作出的剧本能卖给影视公司就能有钱赚，卖不出去自然也没有钱。杜愚可以猜到，这个白烂之极的剧本多半是最后没有能够卖掉，所以工作室拿不到钱，也就没钱付给他。后来他试着找上门去，发现房门紧锁，始终没有人，估计已经退租了。
这种事情对杜愚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所谓人穷志短，再加上天生的性格因素，他总是不好意思去找欠他钱的人要钱，于是干过的很多活最后都成了烂账。
而另一方面，最有希望让他摆脱掉枪手身份的那一本推理选集，也始终没有能够做出来。编辑雄心壮志，想要做一套推理新生代小说家的原创集子，但选题报到出版社就连续被泼冷水。过去出版社也做过国内原创推理，销量惨不忍睹，很多书都整箱整箱退了回来。除此之外，长篇的书也许还有卖点，中篇集则又是另一种不靠谱的方式。出版社对这个选题没有兴趣，编辑只好再另想办法，但连续几家出版社都碰壁之后，编辑也灰心了。
杜愚很失望。这是他一生中距离摘掉枪手的帽子最近的时刻，这本书至少能让他真正的算有那么一丁点成就。在得到消息之后，杜愚不只一次做梦梦见这本书印出来了，封面印着“杜愚 著”三个亮堂堂的大字。到时候他一定会把样书全部寄回老家，让老娘拿着书去送人，告诉别人：这书是我儿子写的，我儿子写的！
但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了。损失掉两万块钱，又失去一本书的版税，现在唯一能带给杜愚安慰的只有女歌手的自传了。这个活不会像剧本那么辛苦费力，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并且，很重要的在于，虽然这也是枪手稿，却让杜愚找到了许多创作的乐趣。
在这个故事里，女歌手的音乐之路充满艰辛，在真正的女歌手提供的资料之外，杜愚又为她添加了许多事迹。女歌手不再是那个在舞台上吸引观众眼球的娱乐明星，而是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她在北京住地下室，在不同的酒吧寻找演唱的机会，想尽方法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和竞赛，以便寻求一炮走红的机会。她面临着无穷的压力，无穷的难题，却又一次次在心力交瘁后重新振奋。
杜愚写道：酒吧的演唱结束后，已经是深夜了。由于酒吧距离住处并不远，女歌手并没有打车，而是选择了步行回去。那时候正是深秋，北京的夜风已经相当寒冷，她打了一个喷嚏，把衣服裹紧。那时候人行道上只有她一个人在走，十分自由，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横着走。
北京城的大部分都已经陷入了沉睡中。虽然有些楼房上仍然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但大多数的高楼大厦已经完全黑暗，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视线再往上，就能看到黑漆漆的天空中有些微弱的星光在闪烁。不管那些星星的光线多么黯淡，都是女歌手所喜欢的。很多时候，在走过这条黑暗而寒冷的回家之路时，是这些星光给了她温暖。身边是她所追求但却始终还未曾属于她的北京城，冰冷而晦黯，在黑夜里掩藏着自己的轮廓，丝毫没有保护她、温暖她的意思，她唯有从遥远的星光里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杜愚写到这段话的时候，碰巧也是深夜，大唐也已经安静下来。人们纵然有再多廉价的消夜方式，终归还是要在睡眠中为第二天的工作积蓄力量。杜愚站起身，来到窗口，在六月温和的夜风吹拂下，大唐也正在沉睡，纵然还有霓虹灯在闪烁。风中隐隐可以闻到臭味，那臭味来自于附近的公厕。这时候的夜晚并不是纯粹的黑色，而更偏重于黑中带灰，仿佛还在粘稠地流动，给人一种脏兮兮的无力感。
忽然之间，杜愚觉得眼前的一切是如此陌生，如此冷硬，让他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归属感。他回顾着自己这些年在北京城所经历的一切，发现除了失败还是失败，竟然找不出丝毫的亮色，恰如眼前灰黑色的夜。有一个念头在他的脑袋里转过无数次，每次都被他强行压下去，现在却又无比清晰地钻了出来。
“回家吧，别在北京这棵老树上吊死了，”陈非曾无数次对他说，“你没有享受到北京的任何好处，倒是把地下室、集体宿舍、群租房之类的东西钻了个遍——这是何苦？回家怎么不比这个强？北京什么都没给过你，除了市面上所有种类的方便面，以后你死了肉身都不会腐烂，因为肚子里全是防腐剂——这又是何苦？”
杜愚每次都沉默地听着，有一次喝多了点酒，终于忍不住开口说：“我就是还想搏一搏，这么回去太不甘心了。你知道我的，害怕和人打交道，要我做业务什么的肯定没戏。我如果回到家，只能像我爸一样，一辈子做一个办公室的小职员，逆来顺受，任何人都能骑在我脖子上耍威风。一想到那样在家乡的小城里过上一辈子，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倒是一想到你在群租房里挤一辈子，吃方便面一辈子就浑身鸡皮疙瘩，”陈非尖锐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哪怕你害怕，也得适应属于你的生活，而不属于你的，终究还是会离你而去。别忘了，世道艰难，求生不易。”
现在杜愚就有这样的感觉。笔下的女歌手在执着地走向成功，而北京城却一步一步远离杜愚而去。
与此同时，陈非正躺在宿舍里，觉得生命正在一步一步远离他而去。在做完了心脏彩超和holter之后，他又检查了颈椎，检查了甲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悲惨的事实是，心脏仍然在作怪，而且不停地变换花样。陈非已经两次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因为突如其来的心动过速而奔赴夜间急诊，心电图照了无数，但大夫照例什么毛病都说不出来。除了给他输两袋护心的丹参酮，给他开一点速效救心丸、通脉养心丸或者复方丹参滴丸外，大夫没什么可以做的。
而心脏的难受程度在与日俱增。胸闷、胸痹、心悸、心慌、胸前区闷痛、心动过速、早搏……各种各样的花样全都跳了出来，让陈非轮番享受。除此之外，与心脏无关的古怪症状也开始出现，他开始频繁地失眠，经常感觉头晕头痛，上下楼时四肢疲软无力，肠胃天天作怪。有一天夜里他在梦中忽然感到无法呼吸，连忙从床上跳起来，扑到窗边，夜风一吹，才算能喘过气来。苏小麦吓坏了，守了他一整夜没敢睡觉。
“我他妈这到底是怎么了？”陈非已经因为暴怒在家里摔坏了两个杯子和一个碗。他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病可以出现如许多的症状，但这些症状真真实实地出现了，就出现在他的身上。实在忍无可忍，他再次做了半个月内第二次心脏彩超和holter，却依然什么都没发现。
倘若是真的心脏病，陈非自然可以请到长假，但他的病历上记满了各种症状，却没有任何确诊，他也不好意思再多请假，以免处长把他自己的牙咬碎了。但每天强打起精神上班后，他仍然会不停地觉得心脏和全身各处不舒服，所以干起活来效率低下，经常出错。他还很敏感地害怕起电话铃声，每当电话突然响起时，他都会觉得心脏一颤，十分的难受。
现在正应该是欧洲高尔夫招商最要紧的时刻，但陈非说起话来都有气无力，打出去的电话自然难以取信于人。处长找他谈话，问他需不需要把这个项目移交给别人。若在往常，陈非绝对不会同意，这可是他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项目，但这一次，他很快就妥协了。
“随便交给谁吧，”陈非嘀咕着，“我是没力气了。”
“你最好小心一点，”处长意味深长地说，“最近你的工作状态很差。下个月公司就要进行重新分岗竞聘了，你要有心理准备。”
陈非明白。公司虽然是国企，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改革的决心，上头研究了很久，觉得公司内部有些员工工作效率太低，某些部门负责人领导不力，所以决定搞一个重新竞聘，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让某些人下台，某些人滚蛋。陈非本来是没有滚蛋之虞的，但现在得了这场病，只怕一切都不好说了。处长是绝不会容忍自己手下有一个废物的。他要是再这么病下去，继续着低下的工作效率，最后滚蛋的就会变成他。
所以现在陈非睁眼一瞧，随便哪个方向都是困境。他的心脏在不断作怪，太后在威逼苏小麦，他本来距离太后的最低要求都仍然有不小的距离，如今却很有可能丢掉饭碗。真是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各种难题赶到一块了。
他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差，脾气越来越暴躁，上班时不断地长吁短叹，回到家里就开始无所顾忌地抱怨。他说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提着一把刀子劈了处长，然后再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行啦，别老是发牢骚了，牢骚伤身，”苏小麦淡淡地说，“躺好了休息吧。”
这些日子苏小麦就像是个兼职保姆，每天早出晚归地上班，回到家还要照料陈非。陈非在勉强上完一天班后，心脏异常难受，基本做不了什么家务，于是事情都摊给了苏小麦，这还不包括好几次突如其来的夜间急诊。她同时面对着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和陈非病情的压力，每天眼圈都是乌青的。她不想刺激陈非，接到太后的电话就只能躲出去，每次都要说一两个小时，回来时眼圈由乌青转为通红，可想而知太后的威逼到了何种地步。
有一天晚上陈非很难得地在十二点之前就睡着了，苏小麦坐在床边上网。到了半夜三点钟，她忽然把陈非摇醒，大叫大嚷着：“我查到了！我知道你是什么病了！我知道你是什么病了！”
“什么病？”陈非迷迷糊糊地问。
“心脏神经官能症！”苏小麦大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