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就有很多政治运动，几乎一个接一个，所以每个礼拜都有很多会议，工人也每天都要开会，要么大家坐在一起读读报，要么总结这段时间的生产，如果上面作个报告，还要我们讨论。而且从不会用上班时间开会，总要占用我们休息的时间，事前小组长还特别关照开会不能请假。难得有一天没有会，可以早点回家，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老百姓私下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想想，开那么多会真是浪费时间。
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更是乱得一团糟。红卫兵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对政治、对历史根本不清楚，就乱说人家老革命是坏人。我家隔壁邻居是小业主，还被红卫兵抄家，许多人到家里来乱翻一通，拿走什么东西也没办法，那时根本不讲法律，也不让老百姓说话的。闹得最厉害的还是文化界，听说一个大学校长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时，还被拉到草地上去学狗爬。那段时间错案太多了，自杀的人也不少。
我们工厂也把人拉出来乱斗。车间的两个领导都被批斗了，先在大牌子上写好他的名字，然后在名字上打个大红叉，还让他们带上纸做的高帽子。有时开大会开始还蛮好的，突然就有人很严肃地说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也不会马上说是什么人干的，然后主席台上大叫一声：“你上来坦白！”大家都莫名其妙地互相看看，也不知道是谁。其实被斗的人事先也不知道，只有主席台的人知道要斗谁，而且事先派好两个人坐在他旁边，如果他还不自觉上来的话，这两个人就会把他揪上去。被拉上去的人往往脸色煞白，满头大汗，我们心里都很同情他，也知道他没什么错，但什么也不敢说，因为帮人家说话，自己也要倒霉的。那时早晚还要向毛主席“请示”，就是拿本《毛主席语录》挥挥，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造反派捉弄人家，我们去吃饭时，又命令我们车间那个被批斗人先去请示。走廊里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那里有穿堂风，非常冷，我们纺织厂车间比较热，冬天也蛮暖和的，我们在里面衣服都穿得薄薄的，出去时再披上一件棉袄。他上身披着棉袄，下面穿着单裤，一个人站在像前低着头，就像对着菩萨一样，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种整人方法也不知谁想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红卫兵喜欢穿军装，男人一般穿中山装，女人穿两用衫。不管男女老少，服装的颜色不是蓝的就是灰的，而且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都是一种发型，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看上去就像一片烂泥。外国人说中国人五个人穿一条裤子，那肯定是造谣，但老实说那时也根本买不到好看的衣服，每人每年只有两尺六布票，用全家的布票给一个人做件新衣服，布票还会很紧张。而且稍微穿好看点，还会被人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服装店的普通衣服，在那时都算奇装异服，相反衣服上补丁打得越多越光荣！
那年头一般人家也没什么家用电器。我家最好的电器是一个四喇叭的收音机，当时大家都靠无线电收听新闻，那还是老头子赶时髦买的。70年代，我们家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只有九吋，还是黑白的，那画面非常小，就像今天看幻灯片一样，但我们这一幢楼只有我们家有电视机，有什么重大新闻，邻居全挤到我家来看电视。1976年初，周总理过世，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他的葬礼，我们都看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周总理入葬时，邓颖超走到棺材旁边，头低下去对他说些什么，电视并没有放出说话的声音，就看到她边哭边讲，讲了很久，好像在作最后的嘱咐，她讲完棺材马上就盖上了。这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年，毛主席也去世了，也是全国哀悼，厂里还给职工发黑纱。
六、 我的家庭
解放前父母在自己家里做做花生糖、粽子糖，然后拿出去卖，解放初给他们定的成分是小业主。以后搞公私合营，大老板的工厂要改造，小业主也要到别的厂里上班。父母都被分到五金厂，父亲做包装锁头的工作，母亲就在那家厂的托儿所带小孩。那时生活挺简单的，家里的花销就是柴米油盐，几个人的工资刚刚够用。
我妈一共生了十一个小孩，但那时卫生条件不好，很多小孩养不活，我们家活下来七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解放前妇女生孩子都是请接生婆到家里来的，快生养时把家里小孩子赶到外面，等一下就生好了，那时也不大看到难产，我妈生了那么多小孩，对她来说，生产应该是很“熟练”了。每次妈生好小孩，弄脏的裤子衣物也不舍得扔掉，都交给我洗，那些衣服血腥气很浓的。我工作时，弟弟妹妹都还小，我比最大的妹妹还大五岁，她没读过书，当年和我一起来上海，也很早就工作了。而最小的阿妹生于解放后，我妈作为我的家属还取得劳保，在纺织医院里生下她。我和小阿妹相差二十五岁，就像两代人。以前我去阿妹厂里找她，人家帮我叫她，常说：“你妈来了！”阿妹没看到人就回答说：“阿拉娘是小脚，她不会来的，来的肯定是我大阿姐。”大妹后来嫁给军人，她作为军属进了同仁医院，一直工作到退休。老三也读过书，曾在天华洋伞厂工作，50年代被派到江西“支内”支内，即支援内地建设。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号召沿海支援内地建设，上海派出了大批技术人员和工人奔赴全国各地，支援工业建设。，现在定居在杭州。后面的几个妹妹都有机会读书，最小的妹妹后来还曾去安徽插队落户。
我爱人叫张新官，他是宁波人。爸爸原来是浙江平湖电力厂的工人。听说他爸常走水路上班，抗战时日本人在水里放置很多水雷，有一天他坐的小船被水雷炸沉，他爸就死在湖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年，我爱人只有3岁，我婆婆没有改嫁，母子两人一起过日子，所以他十六岁就到勤昌机器厂开始“学生意”上海话。“学生意”的人不仅指在商店、作坊的学徒，也包括在工厂学技术的学徒，一般学徒没有工钱，满师后才能领到工资，有的小作坊甚至要学徒帮老板娘做家务，因此一两年内是学不到技术的…我的堂房叔叔和张新官的母亲都在金刚铰链厂工作，堂叔听说她有个挺不错的儿子，通过他的介绍，我们才认识的，那时他很快就要满师了。那时年轻人思想都很单纯，特别难为情，堂叔带我过去时，我们都不怎么说话，基本上只听到介绍人在交流。双方看看相貌、问问家庭情况，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订婚了。以后偶尔约出来看场电影，大家都要上班，一个月见一次已经很不错了，两个人也不多说话，更谈不上什么浪漫。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都用公共电话联系，打电话时旁边都有人的，所以只能讲一本正经的事，不可能通过电话闲聊的。
就在他快满师时，婆婆却生肺病过世了。旧社会有很多人生肺病，那时没有特效药，穷人也看不起病，所以肺病是很严重的病。不久，他学徒期满，总算能独立生活。我们俩相处了一年多，置办了一点生活必需品，1952年，我们就结婚了。刚结婚时，我们在静安寺那边租房住，两个人平时各忙各的，生了孩子还请保姆带，家里生活不算苦，但也不是很宽裕。他小时候没正规上过学，解放后一直读夜校，最后取得大学文凭。以后他还参加专门的培训，成为工程师，还是拿国务院津贴的高级人才呢！他入党不是很早，但“文革”前已当上科长，是从底层一点点慢慢做上来的，因为他出身很好，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也不会找他麻烦。用过去的说法，如果只肯钻研技术，而对政治运动不热心，就叫作走“白专道路”。但由于他出身好，走“白专道路”也不会被注意的。
后来他当上第四机床厂的厂长，厂里的工作就更忙了，有点空自己还要读书，根本没什么时间管家里，所以家里的柴米油盐、孩子的教育等都由我料理。他上平日班，而我要早中晚三班倒，我下班回到家，他往往已经离开家了，或者他一早出去上班，我还在家里睡觉，我晚上下班回来，他又早已睡了。两个人待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口述者老两口还经常碰不到，工作、开会、学习都很辛苦，偶尔都在家休息，也会聊聊厂里的事情，难得碰到一个空闲的周末，一家人一起出去逛逛公园，或者带着孩子去看看电影。以前也有一些干部的家属不工作的，但我还是要工作，一人拿工资和两人拿工资差别大着呢。他一向话很少，蛮内向的，结婚以后在家里还是那样。我们俩一个管家一个管厂，配合得很好，生活是很平淡，有时也会有点小矛盾，过了大半辈子也几乎没吵过架。
我们养育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老二、老三都相差两岁。我们对孩子也谈不上怎么教育，他们爸爸本来就肯钻研，我读书时也很好学，也许他们以爸爸为榜样，也许和遗传也有点关系，孩子们都比较争气，自己要读书，也不用我们管的。老大特别要读书，小学时就开始戴眼镜。“文革”时他被分到四川涪陵的三线工厂，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读流体力学专业，但那时大学不好好教，大家都不认真学习，而他还是刻苦学习，所以“文革”一结束就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那些年的每一步都靠他自己努力。研究生还没毕业，正赶上国家要送一批学生去国外培养，他的专业成绩和外语成绩都很优秀，因此获得公费留学加拿大的机会。他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简称UBC）取得博士学位，又在那里念完博士后，本来要回来报效国家的，但正值1989年，国内的形势复杂，他们这一批公派生大都留在加拿大。以后他先后在加拿大、香港的大学教书，现在又回到浦东，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当教授。
2010年全家福
二女儿原在第一食品商店上班，80年代国内有一阵刮起“出国风”，当时叫“洋插队”，年轻人纷纷去外国读语言学校，其实那只是找一个出国的理由，主要是为了在国外打工赚钱。老二就在那时去了澳大利亚。老三曾在重庆服过三年兵役，70年代末，他还参加过对越南的战争呢，听说他们的炮车都开过去了，但最终没有真正投入前线的战斗。当时他寄回的家信都写重庆的地址，我们一点不知道他上战场，一直以为他还在重庆。他回到上海才说起参战的事，这时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心里实在后怕，常想： 不管怎样，平安回来就好！复员后，他先在上海五和织造厂工作，不久，也去澳洲找他姐姐，就在那里谋生。孩子们在国外都很辛苦，起初老二在缝纫厂工作，老三在袜子厂打工，都是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等慢慢熟悉了，才换到好工作。那时通讯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打长途电话非常贵，他们写信来也总是报喜不报忧。我们当然很担心，但心态还是比较开放的，所以非常支持子女出国打拼。现在他们都在澳大利亚定居了，工作、生活都很好。
退休以后我们就搬到这里，到现在都快十八年了。我现在住的地方环境非常好，就像住在公园里一样。孩子们曾打算让我们也移民到澳洲，前几年我们还曾在那边帮着带孩子，但我们老年人在国外还是过不惯，所以放弃移民就回来了。现在的日子很好，到明年我们俩就迎来钻石婚了。
据复旦大学金志焕博士论文《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第32页，
据《上海纺织工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