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国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舌乙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倬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利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二
儒生以仁义扰乱法制，游侠以武勇触犯禁令，而人君都加以尊敬，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由。违法是有罪的，但是那些儒生因为有学问而被录用；犯禁是要处罚的，但是群侠却受到豪门的豢养。因而法令所反对的，却是君主所看重的；官吏要诛戮的，却是权贵所豢养的。法之所办，君之所重；上之所爱，吏之所诛；这四种情形，全然相反，而君主又没有定规，就是有十个黄帝也治理不了。所以提倡仁义的，对他们不能赞许，赞许就会影响为国立功；所谓有学问的，根本没有用场，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父亲偷羊而他报告了官府。令尹说：“把他杀了！”以为对君主虽然正直，对其父却是叛逆，所以就加罪于他。由此看来，君主的正臣，却是父亲的暴子。鲁国有人随同君主去作战，三次参战三次逃跑，仲尼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老父，我死了没有人养活他。”仲尼认为这是孝行，把他举荐给君主。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逆之臣。所以楚国令尹诛戮了偷羊之父的儿子，而楚国的坏人，君主就无从知道了；仲尼奖赏了逃兵，而鲁国的百姓一作战就逃跑。上下之利如此不同，而人君对百姓的行为均加赞美，这样要想国家幸福，就必然无法做到。
古时苍颉造字，把围绕自己谋利叫做“私”，和“私”相反叫做“公”。公私根本相反，苍颉早就知道了。时至今日人们还以为是同利，这真是不明察的祸患。然而如今还有人为百姓打算，就不如修行仁义而学习儒学了。修行仁义就会被信任，信任就有了官职；学习儒学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能光荣显达：这是个人的美事。那么没有功劳就可以得到官职，没有爵位还能显荣。如此理政，国家必然混乱，君主也一定会遭到危害。所以互不相容的事，不能两立：杀敌者受奖赏，却又崇敬慈惠的行为；攻占城池的得爵位，却又相信墨家的兼爱学说；坚甲利兵以防危急，然而却以儒生插笏为光荣；增加财富要依靠农民，作战抗敌要依靠士兵，然而却以学习儒学为贵；抛弃敬上畏法的百姓，却豢养游侠剑客之辈。有如此举动，想要富国强兵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豢养儒侠，有了危难才去依靠士兵，应该用的人不用，所用的人得不到国家利益。因此从事耕战的人懈怠了本业，而游学的儒生日益增多，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谓贤良的人，要有坚贞守信的行为；所谓智人，要会说那些玄奥微妙的言词。微妙之言，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很难知晓，却让众人来效法，而最聪明最有才学的人也很难知晓，那么民众更无从识别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想什么细粮鱼肉，连破布短袄都穿不上的人根本不会去想什么绫罗锦绣。所以治理国家，紧急要办的事没办，不急之务就根本谈不到去办。如今的国家之政，民间尽人皆知的要做的事不做，却羡慕那最聪明的人的言论，这对治国来说是背道而驰了。所以这种微妙的言论，并不是百姓所需要的事务。如果说要用贤良正直守信的人，就一定得尊重不欺之人；而不欺之人，没有不被别人欺负的办法。布衣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相互利用，也没有威势相互畏惧，所以需要不欺之人。而今君主有制服人的权势，有一国的财富，又有赏罚大权在握，只要明察上下，虽有田常、子罕一类奸臣也不敢欺君，何必去求不欺之人呢？现在正直守信的人不过十人，而全国的官吏数以百计，一定要用正直守信的人，则人不够用；人不够用则治国的人少而乱政的人就多。所以明主之道，是统一于法治而不求有智谋的人，坚守法术而不羡慕有信义的人，所以法治不受破坏，而群官也就没有奸人了。
如今君主对于言谈者，喜欢他的辩才而不问是否正确；对于他的使用，只是赞美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功效。因此天下众人，在言谈上只务巧辩而不顾实用，所以称颂先王、宣扬仁义的满朝廷，而政治还是混乱；修行德的互比清高而不顾功效，所以智谋之士退居山林，弃政归禄，而士兵还是不免于疲弱，政治还是不免于混乱。这又是为什么？就因为百姓所赞颂的，君主所尊贵的，都是败坏国家的事。如今国内很多人谈治国，收藏商鞅、管仲之书的几乎家家都有，而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讲耕田道理的人很多，而实际耕田的人极少。国内很多人讲兵法，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家家都有，然而士兵疲弱，就是因为讲战事的人多，而实际披甲作战的人极少。所以明主使用他们的力气而不听他们的言谈，奖赏他们的功劳而禁绝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才能尽死力而听从君主的法令。耕田要费力，也是辛苦的，而百姓努力耕田，说这样“可以富足”。作战是相当危险的，而百姓愿意从军，说这样“可以尊贵”。而今学习儒家的学说，练习言谈，没有耕作的劳苦，而有富足的实效，没有作战的危险，而有尊贵的荣耀，这样谁不愿意做呢？因此上百人追求智谋而一人用力，追求智谋的人多而法治又遭到破坏，出力的少而国家贫穷，这就是社会混乱的由来。
所以明主之国，没有书简文籍而用法制教导百姓，没有先王的语言而以官吏为师，没有剑客的凶悍而以冲锋陷阵为勇。是以国内之民，言谈一定要符合法令，行动要见功效，勇敢的人尽力去作战。因此无事时国家富足，有事时兵力强盛，这就叫做“王业之资”。既然有了“王业之资”的储备，那就可以乘敌国混乱之机，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统天下，一定是这种法治。
而今则不是这样，士民在国内肆意行动而无视法令，游说之士在外造成声势，外内放纵而待强敌，不是非常危险么！所以群臣谈论外事的，不是与合纵连横各党徒，就是有复仇之心而要借助国家之力的。合纵是合众弱以进攻一强，连横是事一强国以攻众弱，这些都不是维持国家安定的方略。如今人臣之谈论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而遇敌就会遭殃。”侍奉大国未必就能保住国家，一旦有难那就只好捧出版图献上玉玺而请兵相助了。献图就得割地，纳玺则国家地位更为卑下；领地小了国家就削弱，名位低下政治就会紊乱。侍奉大国是连横，并不见得有利，反而得失掉土地而政治紊乱。人臣谈论合纵的，都说：“不救小国以征讨大国，就会失掉天下；失掉天下，国家就会危殆；国家危殆，君主就卑微。”救援小国未必有实效。而起兵与大国为敌，救小国未必就能保住小国，而结交大国也未必没有疏忽，稍一疏忽就会被强国挟制。出兵就会打败仗，退守则城池也会被攻占。救援小国而合纵，未见收益而会失败被割地。因此侍奉强国要依附外国的权势，救援小国就会有国内的重臣求利于外：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得到，这些人就已经得到封地和厚禄；主上低微而人臣尊贵；国家失去领地而私家富足。事情成功，这些人权重而且长久稳固；事情失败，这些人富足而退。人主听凭大臣的谋划，事情未成而爵禄已经尊贵；事情失败也不诛戮，则游说之士有谁不用矰缴之说谋取功名富贵而希图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免祸呢？所以破国亡君愿听言谈者的浮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原是人君不明公私之利，不察对与不对，而诛罚又不能在罪名成立后坚决执行的缘故。他们都说：“外交活动，大可以一统天下，小可以安定一国。”所谓称王称霸，是能进攻敌人，而国家安定又是不可攻的。国力强才能进攻，国家太平是不可攻的。国家强盛，不是靠外交活动，而是国内治理得好而取得的。而今在内不施行法治和权术，而讲求智谋于外交，就不可能得到国家强盛。
谚语说得好：“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钱多就容易把生意做好。所以说国家强盛就容易谋划进攻他国，国家弱小而又混乱就难于运用计谋。所以用于秦国，谋划改变十次事变而很少失利；用于燕国，一次计谋也难以成功。并不是用于秦国的谋划就必然明智，用于燕国的就必定是愚鲁，总之是治还是乱，国家基础不同。因而周室离开秦国而讲合纵，一年就被秦国吞并；卫国离开魏国而讲连横，半年就灭亡了。这就是说周室灭亡于合纵，卫国灭亡于连横。假如周、卫暂缓使用合纵连横之计，国内严加管理，严明法规禁令，赏罚有信，尽其地利，备足粮草，使百姓以必死之心坚守城池，天下得到他们的土地而利少，进攻他们的国家伤亡要大，就是万乘大国也没有敢于进兵而困顿在坚城之下，而使强敌受挫，这才是根本的不亡之术。舍弃根本不亡之术而采取必亡的行动，这是治国者的过错。智谋困于外交，政治紊乱于内，这是灭亡之路，也就无法解救。
为了百姓谋划计策，都是要平安、有利而避免危难和穷困。如今为了攻战，进则和敌人拼死，退则死于诛戮，这太危险了。放弃个人的事而去争汗马功劳，家里困穷而不加抚恤，那就没有路可走了。穷困危急之所在，百姓怎能不逃避？所以侍奉于私人门下就可以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能远离战场，远离战场生活就安定了。给当道重臣行贿就可以得到所求，得到所求就可以安生了，这是个人利益之所在，怎么能不去争取呢？因而公民少了而私人门下的人就多了。
明王治国治政，就是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且名位卑下，因为从事根本农业的人少而趋向末业游食之民多。而今世上近侍的请托而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官爵可以购买而商工就不卑下了；奸人的钱财、商贾的财货得以上市流通，商人就多了。奸人商贾囤积居奇、搜刮民财而得以尊贵，且超过耕战之士，于是耿介正直的人少而奸商就多起来了。
以此混乱的国家的社会风气，所谓的学者称颂先王之道而依托仁义，穿戴华丽而又粉饰他们的巧辩，惑乱当世的法令，而迷惑君主之心。纵横家设下诈伪，借助外力，以谋其私欲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带刀剑的人聚集徒党，立下节操，以显示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官府的禁令。逃避兵役的人群聚集在权贵门下，送尽贿赂而请托重臣，以摆脱汗马之劳。商工之民制造粗劣的器皿而聚不义之财，蓄积待时而谋农夫之利。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不除掉这五种蛀虫，不养正直之士，则海内有破亡之国和灭亡的朝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显学
【原文】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
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