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官兵拣选标准上，以所谓有“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基层军官，以“实而少心窍”的山区青年为士兵。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拣选将领时，强调“德才”兼备，但以“德”为首。他们所说的“德”，其实就是对封建皇帝的“忠”和对湘军大帅的绝对服从。同时，还强调所选的将领不仅要同籍同乡，且他们之间或为师生，或为亲友，这样湘军中除了上下级关系外，更多了一层师生亲友私谊，以为维系内部团结统一的纽带。对士兵的募选，曾国.藩反复强调其成分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主，“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募兵时要取得具结，由其亲属乡人画押担保。因为军营中多用此类知根知底、朴实少心窍之人，营中风气就容易纯正，而士兵在营日久，沾染上“暮气”后，必须将其遣散，另行招募，以保持湘军的“土气”本色，才不至于像，八旗、绿营一样衰败而无可救药。
三是在军队的统御方面，强调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统领归大帅调遣，自统领至士兵逐级自选，层层节制。曾国藩将这套统御办法“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干而枝而叶，皆一气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8）。
四是以“加粮拔缺”作为团结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曾国藩吸取绿营兵薪响过低，士兵不能养家糊口，偷偷在外做小生意度日，因此影响操防的教训，极力给湘军官兵提高薪饷，并大量保举有功将弁，以官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
五是将封建纲常中的“仁礼”、“忠信”作为军人信条。曾国藩要求湘军将士恪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秩序，在军队内部形成辨等明威的的严肃军礼。将帅要本着“仁”、“礼”的精神修身养性和对待部下，要恢复古代父子兵的传统。他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对士兵则要首重忠君教育，而忠君则必须先敬畏长官，又要求军中以诚相待，说“诚”便是忠信，虚伪浮滑乃军中大敌。
六是以精练勤训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最主要措施。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兵战斗力衰退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训练不精不勤，摆花架子，根本无济于实战。所以他练兵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其制定的《练兵章程》都是“日日用得着的”（《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在简单实用的基础上，他强调勤练勤训，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训练不精亦不可用。他还把“训练”内容分开，分别提出要求，说“训”分“训营规”和“训家规”二种，前者包括点名、操练、巡更、放哨等内容，后者则是指要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练”又分“练技艺”和“练阵法”，官兵要阵法娴熟，还要有敢战之心，否则阵法虽好而官兵无胆艺，临阵还是要奔逃，要打败仗。
曾国藩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明代戚继光操作性很强的练兵方法融会到其建军治军理论中，无疑促进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但他身处帝国主义列强频繁入侵的晚清时期，完全靠传统兵学理论来达成一个举国上下皆追求的强兵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曾经颇具战斗力的湘淮军迅速衰败，与其官兵选募、教育训练方法的落后有很大关系。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曾对其军官素质提出过尖锐批评，说他们是一群“有勇无谋，不知天时地利之将”，是“只驱士卒，仅扎死寨打硬仗、野战、浪战者”（《郑观应集》上册，第842页），从湘淮军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来看，郑观应的批评是十分正确的。
（二）以学习西方、改革军备为主旨的洋务派建军思想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倡导下，清军的建军思想呈现出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交易兵制以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特点。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令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日趋恶化，“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灭亡，只有学习西方，走“自强”之途，“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
那么如何在军事上自强呢？他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创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改善清军装备。李鸿章带领淮军赴上海与洋枪队一起镇压太平军时，亲身感受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后来他多次说明列强各国军队’军械强于我，技艺胜于我”（《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积弱的中国要想抵御外国侵略，必须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因此积极购买外国枪炮，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以求缩小中西方军队武器装备上的差距。19世纪70年代后，他又提出“必先富而后强”的自强途径，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酉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中国五金矿藏虽富，“然千年未尝大开，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闭不启而坐愁饥寒”（《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故中国应当大力开掘矿山，冶炼钢铁，以为军事工业的基础。二是“变易绿营旧制”。李鸿章看到了改革清朝经制兵兵制乃至湘军兵制的必要性。他说：“兵制关乎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么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他变更了老师曾国藩创立的湘军编制，将各营落后的抬枪、小枪和刀矛队尽改为洋枪队，建立新的炮兵兵种，募聘洋教习用西法进行训练。他还主张将“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把西方近代海军编制运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之中。三是创办军事学堂，建立新式军事教育体系。针对清廷当时仍一再强调以陈旧的武科举形式，由弓马章句进身的状况，李鸿章认为由此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建议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设立洋学局”，人局学习成绩优异者，可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使他们“与正途出身无异”（《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他还具体创办了一批海陆军武备学堂和技术学堂等。
（三）“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新军建设思想
李鸿章等人改革军制的思想，虽然对晚清军队的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以武器装备的改善为核心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清军制度，一些编制体制上的变化也都限于局部范围。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改革步伐缓慢，编制体制和作战思想落后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从根本上改革军制成为朝野一致的共同呼声。在战后编练新军的过程中，作为小站练兵的主持人，袁世凯提出了“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新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主要观点，一是汲取古代治军经验，用传统思想对官兵进行精神训导，也就是师古之道。精神训导的内容有要求将官爱民、自爱、有勇、有谋，要求士兵励忠义、敬操练，以勇敢杀敌来搏取功名利禄等。二是师法西人练兵之术。他仿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军队的编制，建立由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多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聘请德国军官，按酉方现行操法练规矩，练号令，练身体，练步伐，练器械，练阵式，“远揽成规而训迪，不厌详尽；近采长技而练习，不避勤劳”（《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序》）。为加强训练效果，还创办了随营学校，开展军事讨论，建立军事考核制度，经常举办野外对抗演习等。三是主张通过派员出国留学和建立国内军事教育体系来培养军事人才。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直强调练兵的首要途径在储将，而储将的主要办法是兴学。他认为，士、农、工、商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派员出国留学，是提高军事人才素质的一条捷径。因为“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他曾对随营学堂的学生发布训词，说“兵法战法，尔所专主，宜精之以研之，图算、测绘、格致、制造，尔所旁及，宜并力而赴之”，“试思中邦之弱，非由于我武不扬乎？则当知耻。外国之强，非由于彼学日盛乎？则当知奋。知耻知奋乃能力学，能力学方能成材，能成材方能致用，能致用方能建功立业，雪国耻，歼敌患”（《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卷1）。他又奏请清廷在全国各省广设武备学堂，并主张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完备的军事教育体制。
清朝末年，人们对军制变革的重要性更加深入，看到“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法，而兵制尤与时会为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在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人们普遍倾向于在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按照西方近代武装力量体制建立常备军、后备军和国民军三结合的体制，“军分三等，常备军优给粮饷，扼要屯扎。续备、巡警两军（清廷具体实施时以续备和巡警二部分取代后备军和国民军）响数差减，分扎操巡”。而许多留日学生则更进一步感到中国军队建设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的问题，还与国人素质及尚武精神息息相关。蔡锷、蒋方震等人送树起军国民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要改造国民素质，重振尚武精神。具体措施则大致包括3个方面：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及军事知识教育和军事技能训练，以培养一代具有军人本领的国民；提倡学校体育，壮健学生身体，增强国民体能；宣扬武人战功，进行尚武精神的教育，以改变中国文弱的民风。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出现，表明国人对近代建军治军问题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广泛了。
四、近代战略思想
（一）从速决到持久
中国自古就有“贵胜不贵久”的传统。但到了近代，清军第一次碰上了军力、经济力和战争潜力都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一些近代兵学家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之道。在经历了无数流血牺牲之后，人们才开始抛弃速战速决的幻想，真正意识到要用较长的时间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变劣势为优势、最后战胜敌人，即采取持久战法打败强敌。
持久战思想最初萌生于鸦片战争中，当时清朝经制兵八旗、绿营在沿海各战场一败涂地，使林则徐等爱国之士不得不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发动民众和运用其他战法上面。林则徐在关于收复定海县城的奏折中，建议动员民众广泛抗敌，说“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不下十余万众，夷匪即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孓遗。其人即已尽诛，则其船炮皆为我有，是破格给赏格所费不为虚糜，似亦敌忾同仇之一道”。同时提出类似想法的还有时为扬威将军奕经幕僚的臧纤青，他在反攻宁波之战前，建议广募勇卒，令其分伏宁波、镇海和定海三城，“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服道路，见夷就杀，遇船就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夷氛闻记》第101页）。务令住舟登岸，造成诸夷出临，步步疑忌惊慌，所在风声鹤唳，待其魂飞气馁，然后以大军进击，内外夹攻而尽歼之。上述建策皆排斥了堂堂正正的战法，提出了持久扰敌的思路，为尔后持久战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鸦片战争后期和战后，人们关于持久抗敌的分析更加深入。对取得民众支持这一持久战的前提条件，林则徐在战争期间就提出过利用渔民、置户和乡民团练，又要求清军实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不与敌人在远洋接战，而在近海或陆地抗敌的方针。他号召广东沿海居民组织团练自卫，并把火攻船只交给渔民，由弁兵率领，伺机夜袭，开展海上游击战。他还发布告示，宣布“英吉利夷人”以鸦片害我人民性命，骗惑内地，为人民所共愤。约定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允许人人持刀痛杀。魏源在《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中多次引用越南把英舰引入内河聚歼和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事迹，说明动员民众，招募义军抗敌的必要性。他又主张采用古代“坚壁清野”战法，设想把沿海居民组织起来，切断敌人的一切供应，使侵略者“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蓬缆可补，烟土货物无物可售，舵枪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出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惟与之相持”（《海国图志·筹海篇》）。对持久战中的战略后方建设，林则徐在被发配新疆的途中也有初步设想。他说如英军在东南沿海“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这种依托大西南、大西北、长江腹地为大后方，徐图渐进的设想，是从战略高度对早期持久战思想的极好补充。
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进一步将持久抗敌与依托山区的游击战联系在一起。刘永福以非正规的“分布散击之术”，屡次打败了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法国侵略军，延缓了越南的殖民化进程。他在回答法军招降时，曾总结自己的战法，说“尔（指法军）占水我占山，我有无穷之晌源，尔无久支之兵费。尔纵设立码头，我必频年兴兵，杀尔人，焚尔居扰尔商政，使尔不得安枕”（《中法战争》第1册，第315页），而这种战法恰恰是法军最害怕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辽东、山东半岛相继被日军侵占。一些爱国之士不甘屈服，为挽救危局，重提持久战思想。一而这时所说的持久战已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人们认识到持久胜敌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反侵略战争中来。康有为等千余名举子上书朝廷，主张动员民众，遍地皆兵，说明他们已充分看到人民群众和民族意识在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其次，是将持久抗敌与中国的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强调“变法成天下之治”，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其三，为了使持久战有个安全的领导环境，提出了“迁都”与战略后方建设的问题。其四，是从正规和游击战两方面阐述了持久战法。李鸿章曾提出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持之以久，不责以旦夕之功，不堕日人速战求胜之计的主张；郑观应则提出清军出动轻骑、小船扰敌，断其陆电，扰其粮道，待其身疲神懈，再分路攻袭的游击战法。可惜这些着眼于现实的建策思想观点大多较为零散，尚无人真正系统全面地阐述持久战法，构筑起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来。
（二）从海口防御到“争夺海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