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刘坤一拍马屁，大清当时着实没人。英国《泰晤士报》认为：“华人四垓（万万）中，实无其匹。”《伦敦特报》云：“中国大臣，不乏老成持重，而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乾转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断推中堂一人。”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总之，全帝国就指望这么一个老头了。中国语境下，却不是什么好事。正做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被张之洞派往北京，去协助李鸿章谈判，由于德文流利，更由于做过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恩人与德语老师——按辜鸿铭给北大同事所吹，他在法国留学时，瓦德西是个在巴黎街头卖糖果的流浪儿，他还教授过人家德文，是人家的恩师，并且是他把人送回德国读军校呢。所以他一到北京，就给庆王与鸿章出主意，要庆王在家请瓦德西吃饭，他呢，站在屏风后，听到瓦德西无礼之时，出来吓他。据说还真吓着小瓦了，当时小瓦大骂庆王，说太后秽德彰闻，说庆王没资格代表中国人民，你们就等着听我吩咐好了。骂完，站起要走的当口，小辜从屏风后冒出来了，大骂小瓦无礼，并扬言要给德皇拍电报，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光荣的恺撒云云。据说小瓦当场就怂了，又是道晚安，又是求原谅的。第二天又找小辜表态，哥们儿你吩咐吧，你指东我打东，你指西我打西。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选自《文史资料选辑·总10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82、193、196页。老辜当然有些吹牛，但他在瓦德西前面态度比较强硬，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再强硬，那议和大纲也还是要签的，只不过条款有斟酌而已，特别是赔款数额，联军那边由7亿降到了45个亿，老太后从西安行在发出的批示则是只答应两个亿，否则不惜重新开战、各督抚已表示北上会师云云。李鸿章当然不愿意破坏和局，更感觉那些表示北上会师的督抚都跟最高统治者一样傻二，明明早见了棺材，愣是不落泪，因为见识有限，看见棺材也不知道那是棺材。但辜鸿铭却认为老李有投降主义倾向，气得老李翻白眼：你以为我是秦桧乎？小辜却理直气壮地对曰：“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同上，第218页。气死鸿章了，数日后毙命。不毙行吗？天朝行情，咧嘴的都是爱国家，弥缝的都是卖国贼。好了，我走了，爷不跟你们玩了，你们自己玩吧！
鸿章临死前遗折一封，遗诗一首。那遗诗读来甚是催人泪下：“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7页。
老头死不瞑目啊。对于鸿章之死，史载大清国“梁倾栋折，骤失倚侍”，“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罗惇曧：《庚子国变记》，选自《清代野史·第一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36页。是啊，以后再也没人替咱卖国兼背黑锅了，日子还咋过呢？
鸿章好歹算是个清醒者，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选自《中日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0页。鸿章这样说，可能是受了司马光的影响，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历史兴亡之得失的专家，他跟同事争论时说过：“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旧便修补，除非大坏是不能另造的。”汤江浩：《王安石：勇进人生·修订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鸿章的苦衷是，大清早已是旧屋一间破衣一件了，奈何老太后还要在这破屋里翻跟斗，在这破衣上绣百鸟朝凤。鸿章在这头纸糊国防建设，她在那头胡折腾，谁能招架得住啊！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拦住太后吗？刘坤一倒是去拦了，正如荣禄对许应骙所言：“然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荣禄：《庚子拳变始末记》，选自《清代野史·第一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69页。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来就是，执政者一念之差，就会有旷世浩劫。老太后一念之差，中国有了“庚子”之乱；毛泽东一念之差，中国有了“文革”之乱。也不是没人拦过，可是拦的结果呢？血肉之躯，做了人家革命菜板上的肉馅。事后，当政者小嘴儿一张，牙缝里都不露丁点肉丝。更要命的是，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固然要说前任的不是，但是与前任的共同点导致他们还是不想露出你不幸的根源来。一句话，在历史书里，你都是孤魂野鬼！你犯得着吗？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把小日本打败吗？能，前提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占领太平洋，并往日本本土扔两颗原子弹！鸿章知道这一点儿，所以他“和”为贵，大清国与人作战的时候，他会叹气，说些“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的泄气话（中法战争时，他给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指示）。其实鸿章还是有些傻，最好的办法是学大学士徐桐，人家一见洋人，就以扇蔽面，端的爱国到家了，而且老先生每次上朝的时候，要路过洋人使馆，他受不了，都是绕道而走。像老徐这种爱国老英雄，是绝不会与夷人见面打仗的，更别提签订卖国合约了！你何苦来哉？
整个19世纪，国人因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要得到渲泄，不能瞄准老太后，便只好瞄准老太后的经纪人了，于是李鸿章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靶子——对不起，俺们要开骂了。
当时最流行的骂人话是：李二先生是汉奸！最调皮的骂是连鸿章带鸿章的女婿一块儿骂。李鸿章的小女婿是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佩纶（字幼樵）。张佩纶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爱国贼，口头上比谁都爱国，叫唤得外星人都知道，政府就派他上前线了。但是马尾战役中，作为海防大臣的他从未登舰一次，却净出馊主意，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还用林则徐当年的一些战法，比如让水勇扮渔民，伏河干里候动静；雇用会潜水一二丈的，作机动部队使用；用无炮之商船载勇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勇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马尾一役，张佩纶的一世清名没了，政治生涯也全部玩完——革职充军。充军的当口，老婆死了。充军回来后做了李鸿章幕僚，李把自己的大龄剩女嫁了他，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时人写对联骂曰：“老女字幼樵，无分老幼；东床配西席，不是东西。”陈钦尧：《福州联话》，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当代还有人骂李鸿章，这就是当代人的不是了。一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胆，不敢骂太后；二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革命群众更是如此。大跃进时期，安徽合肥大兴集干脆把李鸿章的坟刨了，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被革命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李鸿章泉下有知，也该要求尸体火化，扬灰海中了！
其实，李鸿章一辈子最大的失策不是主和而是亲俄。如果说主和还是出于知己知彼的话，那么亲俄则有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干涉还辽自然有俄国的首功，但是俄国什么德行您总该知道吧？再说了，多坏相较取其轻，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亲谁都不能亲俄啊。非要玩什么“一边倒”，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在东北攫取了诸多特权，刺激得其他帝国主义纷纷跟上。而且，俄国占了便宜，却并没有担当与清国共同抗日的责任，倒是它自己首先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鸿章游外归国后，曾不无得意地跟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跟后来的张伯伦走下飞机跟英国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一样令人傻眼。以致鸿章死后，黄遵宪给他作的挽诗中有这么一首：“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蔡尔康编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虽然把鸿章比作与俾斯麦（俾相）、伊藤博文（伊侯）一样的人物了，但是黄遵宪也承认，老头被沙俄（黑风罗刹）给玩惨了。别说二十年，两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国在东北占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胶州湾，俄国不仅不阻止，还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后，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中国政府涎着脸跟其他国家一样表示中立！当然了，在这方面，鸿章并不是没有后继者。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当时，马克思驾着十月革命的祥云光临中国，让所有的中国人眼睛一亮，特别是苏联的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页。
中山亲俄的结果，就是联俄联共。联之前，他让徒弟北天取经去了。1923年8月16日，在200万卢布、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大炮和两辆装甲车、一所包括各兵种的军校等许诺的勾引下，邢和明：《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孙中山派手下“最能干的人”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小蒋回来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给孙中山写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中心意思如下：对俄党不应过分相信，俄国人的话只有三分可信；俄国人有侵略中国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并有染指中原之嫌。因此，国民党应自立而不依赖于人。同上，第29页。问题是，孙中山根本不信这个邪，他甚至埋怨小蒋考虑得太多了：“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的现实环境。”邢和明：《将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这一下小蒋倒霉了，由于他力主反对联俄，所以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共选出了25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名候补执行委员；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5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孙中山原本最信任的、最能干的小蒋则啥都没捞上，气得他就跑回上海了。
当时批评小蒋比较激烈的，还有廖仲凯先生。所以，跑回上海后小蒋给廖写了封长信，除了解释自己跑回上海的原因之外，重点跟对方诉说了游俄观感：“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除此之外，小蒋还顺带表了表自己的三观：“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版，第36—37页。
兵败大陆后他写了《苏俄在中国》，算是补充总结他当时的访苏观感吧，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邢和明：《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页。
其二，“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版，第37页。
其三，“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邢和明：《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小蒋还可以吧？问题是他老大中山先生一生都在过河，晚年好不容易摸到苏俄这块石头。他对那些反对联俄联共的人说：“俄国的组织方法对我们说来是最好的典范，因而我请鲍罗廷同志担任我们的顾问，任命他为我党的教练员”；“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我们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茅家琦：《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1页。先生这话透着赌徒的气息，十有八九，赌会输啊！
蒋廷黻先生说：“我们玩了多年土产的革命没有玩出好花样来，我们就试一下一种最新式的舶来品，不过联共反把我们的国际问题加严重了。”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选自《中国近代史读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岂止是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也严重了！
中山先生泉下有知，将是何感？他的联俄，就是让中国的土地上出产一个俄国学生——国民党从俄国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大本事就是：党治！其实在拜俄为师之前，孙中山也是党治思想，只不过是英美式的多党制。十月革命后，他认为，俄国革命比中国晚六年，却能成功，成功的原因“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选自《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3页。1924年改组国民党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进一步明确：一、以党治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党建国，第二阶段以党治国；二、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党在政府之上。党是政府的总枢，政府接受党的指导；三、党和他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四、党治的最终目标是民权。民国以民为本位，而民以党为凭藉，党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后来的蒋介石忠实地执行了国父的党治精神，并且发扬广大，让国民党的党治主义走向了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