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佳问：“真的吗？”
“是这样。”
“丁县长现在说的不是废话？”
“不是。”
“把医生找来，说了这么一大通，却不问病？为什么？”
丁海洋还说自己心里有数。身体没大事，哪怕有也还可以拖。
“有什么事情比身体更重要？芝麻西瓜？主任医师？”
丁海洋笑笑：“那是个比方。”
“丁县长不担心拖不起吗？”
“常医生断定我一定拖不起？”
常佳承认：“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断定。”
丁海洋对常佳表示感谢，说常医生确实是个好医生，对病人非常负责任。他认准常医生了，如果有需要，他不会找别人，只会求助常医生，请常医生安排进一步检查以及医治。在此之前请常医生对他多一点理解，无论待见不待见。
他们没再多谈，丁海洋不再强调闭嘴，常佳不做任何承诺，谈话就此了结。但是显然丁海洋放心了，常医生有个性，有来历，一个副县长在她眼里不算什么，哪怕丁海洋在这里管天管地，实也管不到她。坦承一点，客气一些，也许反有助于互相理解。
此后相安无事，丁海洋没再叨扰，常佳也没向全世界宣布些啥，她实无兴趣。
有一天常佳看门诊，一个年轻人拿着份病历卡走进来，放在常佳的桌子上。常佳一看眼熟，想一想，这不是那个小吴吗？县政府办公室干部，丁海洋身边工作人员。
“身体怎么啦？”常佳问。
小吴把胳膊放在桌上，让常佳把脉。这个动作是伪装：不是他有病求医，是来为他的“领导”取点药。他没说是哪位领导，但是他们都明白那是谁。
“他什么情况？”常佳问。
“他没什么。只是需要点药。”
“什么药？”
这个药丁海洋不知道，小吴也不知道，只有常佳清楚。前些时候有个星期六晚间，丁海洋在政府办公室里发病，常佳给他服了两粒药片。当时小吴曾问是什么药，常佳回答是“处方药。”此刻丁海洋想念该处方药了，只能让小吴求到常佳这里。
“又发病了？”常佳问。
小吴连说：“没什么没什么。”
常佳厉声道：“说实话。”
小吴不再隐瞒，他点点头，承认丁海洋又发病了，症状与上次相当。
“已经不止一次了，是吗？”
小吴又点头。前些时候有一回比较严重，丁海洋头痛欲裂，摔在办公室地上人事不省，后来又自行缓解。今天他感觉不太好，赶紧命小吴找常佳取药。
“我不能这样开药。”常佳说，“让他到医院来。”
这时常佳的手机响了，来电人竟是丁海洋，时间掐得非常准确。
他在电话里喘气，说话有些吃力。他向常佳道歉，称有一个会议在等着他，实在无法脱身，不得已才派小吴到医院替他取药。他请常佳包涵，一旦可以脱身，他会亲自上门找常医生。眼下还请常医生帮助，让他挺过这一关。
常佳问：“你感觉怎么样？”
他在电话那头喘气，好一会儿：“感觉很不好。”
“这样不行。”
“我知道。帮我一下。”
这句话显得非常无助，常佳给打动了。
放下电话，她问了小吴一句：“他为什么呢？”
小吴吞吞吐吐，提到本县王涛书记升副市长了，丁副县长有可能转正。这种时候他得特别注意各种影响。等等。
常佳没给小吴开药。同上回一样，她取过自己的小包，掏出一个小瓶，把小半瓶药倒进一个小纸袋，交给小吴。
“一次两片，四小时后再服一次。”她交代，“如果不行，马上送他过来。”
小吴什么都没问，匆匆离去。
几个月后小吴再次前来，这一次没绕圈子，直截了当请常佳再开点药。
“又发作了？”常佳问，“清晨还是晚间？”
“都有。”
“呕吐？”
“有时会。”
“为什么到今天才找我？”
小吴提到这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眼下领导脱不开身，也需要格外注意，因为事情还需要省上“明确”。
“‘明确’什么？”
小吴解释：一旦“明确”，领导就转正当县长了。
“接下来该想什么？市长？省长？有完没完？”
小吴表示那还远，现在先得等“明确”。那需要一点时间。
“他以为自己还有时间？”
“这种事不会拖太久。”
常佳摇头：“你去告诉他，再拖下去可能麻烦大了。”
小吴称一定百分百转告。但是现在还是请常医生先给点药。
“给什么药？”
小吴脱口道：“不是阿司匹林吗？”
常佳顿时满腹狐疑：“什么阿司匹林？”
小吴承认，按照丁海洋的安排，他悄悄把上次常佳给的药片拿去药检站鉴定过，发觉是普通的阿司匹林。丁海洋考虑不再麻烦常佳，自己弄点药就可以，但是无论是药房买的，还是请别的医生开的阿司匹林都没有用，只有从常佳口袋那个瓶子倒出来的药片才有效果。因此没有办法，还得找常佳。
“他完了。”常佳摇头。
“领导说，无论如何请常医生再帮一次，等事情定了，他会来找您的。”
常佳无语，再掏出药瓶。瓶里确实是普通的阿司匹林药片，自省立医院那次医疗事故发生后，她不时感觉头痛身体不适，不得不借助它。
她对小吴说：“告诉你的领导，事不过三，以后没有阿司匹林，也没有常医生了。”
那瓶药剩下小半瓶，小吴全数带走。小吴刚离开，常佳就翻抽屉，找出了数月前丁海洋在医务处办公室给她的那张名片。
常佳往丁海洋家挂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成年女子声音，这应当就是常佳要找的人。
“请问是丁副县长的太太吗？”常佳问。
对方不回应，话音很警惕：“你是谁？”
常佳也不说明，只问：“你丈夫的身体状况你清楚吗？”
“你到底是谁！”
“如果不清楚，赶紧让他去医院检查。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外地大医院去。”
不等对方回应，常佳把电话放了。
隔天晚上，丁海洋打来电话，在电话里非常生气。
“你怎么能这样！搞误会了！”他抱怨。
常佳不动声色：“请问您找谁？”
“你不是常医生吗？”
“常医生是谁？”
“什么？”
常佳把电话一丢了事。
从此没有阿司匹林，没有常医生了。这件事该谁谁认吧。
常佳说到做到，决不通融。其后不到一星期，小吴于一个晚间再次跑到医院找常佳求助，请求常佳再给点药。他告诉常佳，领导刚刚当众倒在地上，在县政府大门口，轿车边。领导点名叫他去医院，那意思只有他明白，是让他赶紧求医求药。
常佳说：“让他到医院来。”
小吴称此刻事急，沿山村民闹事，把公路堵了。领导要带人前去应急处置，没有空过来。这一段领导确实没心情看病，因为本来马上要“明确”的事情忽然有问题了。
常佳不管丁海洋有没有心情，坚决拒绝再提供药品。所谓“事不过三”，不会再有第四次了。小吴求医未果，最后把医院院长带到了沿山公路站。那时丁海洋正与村民代表谈判，他已经缓过劲儿，脸上贴了几张创可贴。
然后一个衣着光鲜，收拾得整齐得体的女子找到了常佳。
“我是丁海洋的妻子。”她向常佳自我介绍，“咱们通过电话。”
丁妻是做足功课才来的。她告诉常佳，那一天接到常佳电话，她大吃一惊，起初误以为是丁海洋偷偷出轨，找了个小三，小三不安分，找正夫人搅局。为这事她跟丁海洋大闹一场，丁没有轻易松口，闹得没办法了才跟她提到常佳，发誓自己跟该女医生根本没什么事。起初她不信，后来多方了解，才觉得丈夫说的可能还真是实话，因此便着急起来。此前丁海洋曾跟她提起过头痛，称工作很忙，心情不好，时有头痛，她没太在意，要丁海洋去医院看看，丁海洋总是推，要等事情定了再说。丁海洋的那件事不太顺，先是王涛作梗，后是范秋贵折腾，现在打水漂，已经给替换，当不了县长了。丁妻觉得官当不上去，那就看病去吧。丁海洋还不死心，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情况，因此她不找别人，只找常医生咨询。
常佳给了丁妻一个医院地址和一个医生的电话，医院和医生都在北京。常佳说，以她直觉，丁海洋身体问题可能出在脑颅，北京这家医院比较专业，这位医生是常佳父亲的学生，可以去找他。
丁海洋去了一趟北京，对外谎称“跑项目”。北京归来后他反悔了，以身为沿山高铁广场项目副总指挥，负有责任为由提出要求，终经市里同意暂留于本县。
常佳得到了一份礼物，是一只北京烤鸭，据称出自全聚德，由小吴带到医院。
常佳问：“这是为什么？”
“领导和他夫人说，感谢常医生。”
常佳还问为什么？小吴告诉她，领导从北京回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感觉好多了，情绪也放松多了。
常佳摇头：“我不知道你说些啥。”
她坚决退还那只烤鸭，以示到此为止。
……据我们了解，由于一些特殊情况，丁海洋任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丁海洋总体表现基本正常，表示过愿意正确对待，服从上级决定的态度，但是在一些场合也曾表示出不满和不服。在上级决定让他再次主持工作并再次决定提名后，这种情绪依然有所表现，工作中也有一些表现比较反常。
——摘自《联合调查小组情况汇报》
丁海洋亲自出马“打捞”范秋贵，其行为确属反常。
那时候丁海洋被暂留于本县，主要任务是推进高铁广场项目。本县新任县长已经到位，该领导叫黄捷，原为市发改委副主任，年纪与丁海洋相仿，资历略逊于丁。黄捷迅速到位表明丁海洋彻底没戏，但是没妨碍丁海洋继续坚守他那一亩三分地，即高铁广场项目。他是该项目的副总指挥，因为过去和眼下的种种情况，本县书记、县长两位主官没急着接管该项目，总指挥一直暂缺，理论上还可以追溯到王涛那里，尽管该旧日一号已经坐在牢中。丁海洋以副总指挥身份全面负责高铁广场项目，昔日“六指”只会说：“一号什么意见？”现在他本人似乎一跃而为一号了，人们却都清楚那只是名义上的，而且也是暂时的。丁海洋已经出局，他费尽心思如此这般留下来，其动机有些可疑，令人费解。
丁海洋动作很快，一经允许暂不离开，他即找到市委负责领导，提请有关方面迅速研究，解脱范秋贵。理由是范秋贵是高铁广场项目主体工程承建商，因牵涉王涛案被查，致使工程陷于停顿。高铁广场项目是重点项目，需要尽快重开建设，不能因王涛案而一直停顿，县里曾考虑重新招标更换承建商，却因为情况复杂不易操作，可能带来巨大成本增加，并可能致工程更其拖延。根据这一情况，最佳方案还是督促原承建商继续完成该工程。据了解王涛一案的调查已经基本结束，范秋贵该说的也都说了，他是私企老板，不是政府官员，他在王涛腐败案中只是配合调查，不是被调查案犯，如果已经大体了解清楚，建议让范秋贵解脱，回来做工程。
领导说：“这老板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
丁海洋说：“即使要追究他，也可以先放出来，一边做工程一边追究。”
“他要是跑了怎么办？”
丁海洋担保范秋贵不会跑，如果跑了，他愿意就此承担责任。
丁海洋言之凿凿，态度很鲜明，理由很充分。时下官员腐败案中总是少不了范秋贵一类人物参与进来“配合调查”，这些企业老板贿赂权力官员，也属触犯刑律。具体办案中，为了促使他们提供证据以突破案件，通常会以“坦白从宽”“立功受奖”原则处置。因此范秋贵只要交代得足够多，出来后依然还是范老板一个，不像王涛副市长从此一去不复返。既然如此，让范老板把王涛及若干官员丢官送牢子之后，放他出来继续把工程做完，不失为一个现实的，也是合适的选择。放范秋贵出来做工程确实不妨碍继续让他“配合调查”或追究，而且还不需要担心他跑路消失，因为他涉案后已经跑过一次，无奈忍受不了逃窜之累，自己又跑出来投案自首了。有此前科，无须过于担心他再来一次。
不过丁海洋亲自出面“打捞”范秋贵，则非常令人奇怪。丁与范是什么交情？两人间曾有一笔“001”资料来去，价值五万美金，这笔资料被丁海洋上交给纪委办案部门，导致范秋贵拔腿跑路。后来范秋贵回来自首，该老板很够意思，很讲交情，给了丁海洋一份巨额回报，交代出更早前的一笔十万人民币。这笔钱虽然没有把丁海洋最终放倒，却也产生直接后果，让丁海洋等待中的“明确”化为泡影，当不成县长了。两人间的往事如此亲密，丁海洋怎么会亲自出马替范老板说话求情？难道该官员与该老板间的交情远不止这两笔，还有其他更亲密的且尚未暴露的巨大往事？如果是这样，丁海洋确实需要尽快把范老板弄出来，以防更大麻烦，这或许就是他执意要赖在本县官位上的原因？但是他公然跳出来担保范老板不会跑，把自己与该老板的特殊关联直接暴露，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不像是一个“院士”水平官员会去干的。
无论动机多么可疑，丁海洋打捞有效，范秋贵给放了。或者应当说丁海洋之打捞只是助了一臂之力，人家范老板已经坦白足够了，也该给放出来了。范老板出来后，第一件事当然要登门道谢。他打了电话，去了丁海洋办公室，众目睽睽之下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连个老板包也没拿。
丁海洋问：“范老板见了我，害怕吗？”
范秋贵承认心里很不踏实。
“丁副县长什么时候让你怕过？”
范秋贵承认以前从未有过。现在不一样了。
丁海洋说：“范老板放心，丁副县长有仇必报，肯定让你屁滚尿流。”
范秋贵感慨：“丁副县长好像忽然变成另一个人了。”
丁海洋冷笑问：“现在谁是一号？谁是六指？”
而后丁海洋全力督促，范秋贵屁滚尿流收拾局面，工地施工迅速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