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同为纪传体史书的巨擘，对后世史书编撰的影响可谓相当重大与久远。他们俩人的史学思想颇有异同，除两人的出身、经历、史识不尽相同外，关键是俩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也就是说，两汉社会的经济形态、思想文化、意识风尚从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到班固所处的东汉前期，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要在《史记》、《汉书》中有所体现，已往史家多从体例、文学、风格等方面考察《史记》、《汉书》的异同，而对两人的史学思想的差异及其社会根源少有论析。前人的研究虽对我们颇有启迪，但仍不能让人看清两汉社会的演变实质，即《史记》、《汉书》异同的关键之处。本文拟以《史》、《汉》货殖传为主例，探讨马、班“义利观”的异同，并进而分析两汉经济政策的转变、思想意识的儒学化，导致了汉人由重利轻义趋向重义轻利的社会风尚演变。希望能对两汉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但谬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司马迁的义利并重观
通观《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相当重视货殖，对世人逐利、求富之风持肯定态度。文章开头，他就对老子所说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依，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至治之极”的社会不无嘲讽，指出这种限制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认为追求物欲自古而然，从《诗》、《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历史，人们就已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齊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即使挨家逐户地劝说、教化，也不能改变。显然，司马迁将追求物欲看成是人的本性，“人各任其能，竭其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得所欲”。
既然司马迁肯定追求物欲是人的本性，他在文中自然不惜笔墨对人们的求富、求利行为进行描述。在他看来，人人都有“患贫”意识，上至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下至匹夫编户之民，无一例外。为了摆脱贫穷，势必就要逐利、求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利”成了调动人类社会活动的中心环节，这是司马迁对“利”的基本认识。此外，《货殖列传》全文不过5000余字，出现“富”字竟达49次之多，司马迁对求富的认同可见一斑。他以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不论是“深谋于廊庙”的贤人，还是“首信死节，隐居岩穴”的处士，他们都想“归于富厚”；而在军壮士之所以“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掘冢矢石，不避汤火之难”，是为了求得重赏；闾巷少年之所以敢“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是为了获取财用；赵女、郑姬之所以“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是为了追逐富厚；游闲公子之所以“势冠剑，连车骑”，也是“为富贵容也”；至于“犯晨夜，冒霜雪”的“弋射渔猎”之人，“作色相矜，必争胜者”的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之徒，“焦神极能”的“医方诸食技术之人”以及“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的吏士，他们之所以会有种种非常之举，都是因为“财”、“利”二字。
司马迁十分重视富、利，那么他是否像班彪所指责的“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呢？笔者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虽有倾向，但却是客观地描述了世相，而他本人则在强调富、利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义”。他实际上将“义”与“利”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鼓励人们逐利、求富，又反对为富不仁、为富不义，认为人们争利应当采取正当手段，也就是要符合“义”。在他看来，“义”与“利”是对等的，是统一的。首先，纵观《史记》全书，“义”的思想在司马迁的脑海中可谓随时闪现，对那些遵节守义者总是予以热情讴歌。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他说作此年表是为了“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在《平准书》中，他写卜式牧羊致富后，先是“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后又“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对这种义举，司马迁是赞许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用“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这16个字称赞伯夷，评价田叔“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肯定豫让“义不为二心”等等，不一而足，充分体现了他既重利又重义的思想。反之，对那些惑于贪利、见利忘义之人，司马迁则予以无情鞭挞。他写张耳、陈余开始为“刎颈交”，关系很好，后来为争权夺利，两人反目为仇，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其结语嘲讽说“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这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其次，具体到《货殖列传》一文，司马迁义利并重的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引用管子的话“仓齋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他看来，利、义一体，人富有，就懂得礼义，就能施行仁义。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司马迁在其下记载的第一个富翁就是“富好行其德”的范蠡。范蠡在助勾践雪洗会稽之耻后，开始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他是富而行义的代表。另外，司马迁认为致富的途径虽多，但一定要用正当手段，也就是要与“义”相符。他把求富分成三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肯定以农求富、以商求富，而对采用奸诈手段求富进行否定。实际上，传中所记乌氏、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诸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他们因致富手段正当而被司马迁收载，而那些靠弄法犯奸等手段致富的，则被摒于传外，根本不录他们的事迹。
当然我们也看到《史记》中有些地方的记载似乎与司马迁义利并重的思想相背。如他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这似乎是他轻利证据。而他在《货殖列传》中则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这似乎又是他轻义的证据。其实，前述“读孟子书”之事，司马迁确实是在反对争利，但他反对的是国家与民争利，官府逐利害民，而与百姓求富逐利无关。他的这种思想在《平准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能作为他轻利的依据。至于《货殖列传》中的话，司马迁讥讽的实际上是那些既无德行，又不富有，却侈谈仁义道德的人，而非真正的仁义之士。这是对当时那些脱离实际而空谈安贫乐道思想的否定，也反映了司马迁比一般空谈仁义者更注重实际。若据此认为司马迁轻义，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二、班固的重义贱利观
在对《史》、《汉》货殖传作一番比较后，我们可以看出，与司马迁义利并重的思想不同，班固的义利观是重义而贱利。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交待其作货殖传的缘由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显然，司马迁对人们经商逐利持赞许态度，认为布衣匹夫之人致富靠的是“取与以时”，并没有对国家、百姓造成危害，其举动甚至是智者效法的榜样，所以值得一书。《汉书·货殖传》虽多袭《史记》之文，但义利观却大为不同。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对自己为货殖者立传的原因也有一个说明，即指责货殖者“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在班固看来，货殖之人不顾法度，欺诈兼并，过着僭越等级的生活，败坏了社会风气，他为这些人作传是为了“列其行事，以传世变”（《汉书·货殖传》），抒发自己对世道变迁、世风日下的伤感情怀。
班固的重义贱利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班固强调等级制度，主张用礼法约束货殖，限制人们逐利求富的行为。《汉书·货殖传》开篇，班固就表露出对等级分明、礼法有序的“先王之制”的憧憬，“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按照班固的想法，社会上的人都有一定的等级，他们应根据各自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物质利益，大小贵贱不得逾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有序，民生安宁。实际上，班固在此宣扬的是贫者自然贫，富者自然富的思想，要求人们各安天命，不要过度地追求富厚，这分明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需要指出的是，班固虽然“贱利”，但也并非一味地反对人们追逐财富，只不过他要求人们在义利取舍上必须遵循先义后利、贵义贱利的原则，始终将“义”放在首位。
其次，班固对人们冲破封建礼法而追逐财富的情况十分愤慨，指出“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腄，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本来人们从事货殖、追求富利是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班固却将之归结于礼法的衰败，认为随着周衰礼堕，上自诸侯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僭越礼法，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直接导致了农业荒废。这种情况在齐桓、晋文以后更显突出，为此班固大声疾呼：“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夺成家者为雄杰。礼谊不足以抱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在班固看来，从事货殖、追逐富利之人的行为直接导致风俗败坏，为此必须用“义”进行匡正，也就是要“贵谊而贱利”。
再次，与司马迁因欲求富的重利思想不同，班固希望人们寡欲无争，并对管子倡导的“四民分工论”倍加推崇。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就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在《货殖传》中，他又对此观点进一步发挥：“《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到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可以看出，班固主张士、农、工、商应各守其业，不相杂处，这样即使人们对其他行业有追求从事的欲望，也会因“非其所习”而放弃。他的意图就是要把人们限制在各自狭小的圈子里，希望人们寡欲无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这与老子的主张颇为接近，但与司马迁因欲求富的思想却格格不入。必须指出，班固所认同的士、农、工、商各守其业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它既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存在，而班固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还是因为他贵义贱利的思想及用礼法约束经济生活的主张在起作用。
三、马、班“义利观”差异之原因
对造成马、班义利思想差异的根本原因，过去论者多从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家贫不能自赎，以陷腐刑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司马迁是发愤而传货殖，故对富、利尤为看重。如晁公武云：“其述货殖崇势利而羞贫贱者，盖迁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明人董份亦以为此篇盖司马迁自伤之辞。这种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它过分侧重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实有低估司马迁史识之嫌。更有甚者认为司马迁思想为异端。其实，异端不异，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始终离不开他所处的特定时代。武帝前后经济政策的转变，儒家思想的强化，造成两汉人对待义、利的态度明显不同，这才是马、班义利思想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一）西汉前、中期，社会上弥漫着逐利、求富之风
人们对财富的渴望由来已久，在战国时代尤为迫切。此时正值社会变动之际，按照旧的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财富分配体系逐渐瓦解，人们看到了重新追逐富贵的曙光，财富之欲迅速膨胀，不可避免地走上逐利之路。此后，这种渴望在秦朝虽然受到一定压制，但西汉立国后，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战国时代对财富的渴望又被唤醒，社会上逐利、求富之风日盛一日。对此，班固曾作过评述：“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汉书·食货志》）可以看出，尽管班固不赞成人们追逐财富，尽管文帝为此还亲为表率，但继战国而起的逐利之风至西汉已不可逆转，在对待义利的态度上，人们往往重利而轻义。
首先，在官场上，财富成为选拔士人的重要依据。当时社会流传着一句谚语，“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曰），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一次，有诏募择卫青舍人为郎官，卫青仅荐举“舍人中富给者”，并让他们自备“鞍马绛衣玉具剑”等物品，而同为卫青舍人的田仁、任安因家贫无力置备这些物品，故不在推荐之列。孰料正在卫青府上拜访的少府赵禹唯独觉得田仁、任安有才，而此二人又将无力购置鞍马绛衣的情况如实禀告赵禹，为此卫青大怒，说：“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曰）其歧视贫穷之态跃然纸上。另外，那些已经身居高位的官吏，也丝毫不隐瞒他们对财富的渴求。主父偃扬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宁成也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史记·酷吏列传》）可以说，西汉前、中期官场上的风气就是羡富恶贫，正因为此，武帝年间“为布被，食不重肉”，希冀以此矫治这种风气的公孙弘，也就难免遭到别人对此的抨击，认为“此诈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由于官场贵富、重利，所以“富贵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的例子在西汉前、中期时常可见，宾客、舍人选择投奔对象的标准是“势”与“利”。魏其侯窦婴为大将军时，常把所得的赏金置于廊庑下，让部下随意取用，引得游士宾客争相归附，但其后失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又如下絡翟公始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可罗雀。后来翟公复为廷尉，诸宾客又想去投奔，翟公乃大置其门口：“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史记·汲郑列传》）他对世态炎凉的感触可谓深矣。其实，当时，有此感触的又何止翟公一人，武帝名臣郑庄、汲黯的遭遇亦是如此。始汲、郑贵为九卿，宾客竞要攀附，后“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以至于司马迁发出感慨：“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同上）司马迁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它与贾谊所说的“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新书·时变》）的世人择交观念相吻合，而这正是当时社会重利重势风气的反映。
其次，贵利贱义、羡富恶贫的现象在民间也普遍存在。在南阳，百姓好“商贾渔猎”；在周地，百姓“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汉书·地理志》）；在邹、鲁地区，由于出现了像邴氏这样的巨富，竟使从前“俗好儒，备于礼”的风气为之一变，百姓“多去文学而趋利”（《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在西汉前、中期，求利、逐富已是举天下皆然，这势必会带来价值标准、道德准则的变化，当时民间择婚、择友也是以利相权衡，“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新书·时变》）。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卓父嫌相如家贫而不予一钱，于是相如在临邛开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閬，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故意作出贫贱之态以羞辱卓父。卓父不得已，只好分给他们“僮百人，钱百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不久，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成都买了田宅，顿成富人。
由此可见，在西汉立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朝野之间确实存有重利之风，也正是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司马迁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重利思想。郭嵩焘指出，“史公传货殖……亦见汉世承六国之遗，抚临郡国，相奖势利，尽天下皆然。”（《史记札记》卷五下）郭氏之语充分认识到“相奖势利”的社会风气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是为笃论。当然，西汉前、中期逐利求富之风还带有“轻义”的一面，这与前述司马迁“重义”的呼吁未尝稍歇。陆贾建议，“尊于位而无德者黜，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新语·本行》）；贾谊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汉书·贾谊传》）的现象痛心疾首；至董仲舒又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可以说，“义”毕竟是统治集团倡导的道德准则，司马迁作为其中一分子，当然不会忽视“义”的作用，其可贵之处是他既不空言“义”，也不唯利是视，而是将看似对立的“义”与“利”融合起来，主张义、利并重。
（二）武帝以后义利观念的转变
西汉前、中期重利轻义的风气在武帝以后发生着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儒学思想的强化，二是国家经济政策的转变。
武帝年间经济政策的转变主要指政府对私营工商的抑制。在西汉初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较为顺利，虽然统治阶级力主“崇本抑末”，但商人的实际地位却在不断提高。景帝时，晁错上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经营工商业的巨额利润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普遍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农业人口改从工商的很多，这无疑对汉初逐利、求富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毕竟违背了统治者的初衷，因而武帝时期又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抑商措施，通过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手段，不仅把赢利最丰的工商业收归国有，而且大量增加工商业者的负担，从此汉代官营工商业日益兴起，私营工商业渐成明日黄花，昔日那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情景不复存在。至后汉后期，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又重弹“崇本抑末”的老调，特别是贡禹竟然把万恶之源归根于“钱”，认为“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并进而提出“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币之官，亡复以为币”（《汉书·贡禹传》）的建议。虽然贡禹停止货币流通的建议不切实际，但它却是统治集团中“抑末”思想盛极一时的体现。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司马迁之后，那种痛快淋漓力主“逐利”的言论会成为空谷遗音，甚至会招来东汉时人班固的激烈指责。
汉代儒学思想的强化始于武帝时期。虽然在西汉初年，一贯主张重义轻利的儒家学派也有一定影响，但它毕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既未被最高统治者接受，也无力扭转整个社会重利轻义的风气。及至汉武，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逐渐确定起至尊地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在西汉后期更为广泛地推行开来，直接导致时人义利观念的转变。如宣帝时，大儒萧望之等主张在义利之辨上应追慕尧帝，虽“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汉书·萧望之传》）；太子太傅疏广更以身作则，他在辞官还乡后，面对子孙请求他置办产业时回答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汉书·疏广传》），其轻利贱财可见一斑。到了西汉末年，邹、鲁地区流传着“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说法，以前“多去文学而趋利”的士子开始远离末业，重新拾起经书，踏上通经入仕之路。可以说，西汉前、中期社会上重利轻义的风气在此时已经改变，在义利的取舍上，人们开始更重视“义”。
（三）东汉时，人们普遍重义轻利
东汉中兴，儒学的至尊地位进一步加强。《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扩大儒学的影响，引得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随后继位的明帝、章帝也沿用光武时期的路子，使儒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儒家所主张的重义轻利观念自然也被更多人接受，俨然成为一股浓郁的社会风气。
在社会上层，虽然嗜利之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已有很多人身体力行，以“义”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不再一味逐利。光武皇后之父郭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国人义之”（《后汉书·皇后纪》）；樊宏常以“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一语告诫自己的后代切勿贪财，后来其孙樊梵“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其族曾孙樊准“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后汉书·樊宏列传》），樊氏家族可谓当时轻利让财的典范；王良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他的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甚至“布裙曳柴”，以至于“闻者莫不嘉之”。为此，范晔大发感慨：“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后汉书·王良列传》）这反映了时人对重义轻利行为的赞许。
在地方，各级官吏也重视义行，力求以“义”感化百姓，使百姓知义、行义。明帝永平年间，朱晖为临淮太守，“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办，即时僵仆”（《后汉书·朱晖列传》），“义”和“不义”成为朱晖断狱时决定生死的重要依据。和帝时，许荆迁桂阳太守，当地百姓“不识学义”，为此许荆“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后汉书·循吏列传》），并使争夺财产的蒋均兄弟感悔。这一事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郴人谢弘等不养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还供养者千有余人也。”（同上，注引谢承书）。还是在和帝年间，何敞迁汝南太守，“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当地百姓被其感化，“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后汉书·何敞列传》），更有“高谭等百八十五人推财相让”（同上，注引《东观记》）。可以说，在东汉政府推行儒学的努力下，重义轻利已普遍被人们接受，成为此阶段的社会共识。
综上所述，由于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及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抑制力度的加大，使得在此前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西汉前、中期盛极一时的重利轻义观念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东汉时期的重义轻利思想。生活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司马迁和班固势必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表现在《史记》和《汉书》中，就是他们对待义利的态度及货殖者立传的宗旨存有明显差异。
杜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