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谈到著史是否收录文章的问题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以无益害有益”，于是批评道：“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之《两都》，马融之《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过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史通·载文》）即谓司马相如等之辞赋文章虚矫淫靡，不“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不当入史，而此谬误之始作者是司马迁，班固继之，影响则及于刘宋时期的范晔。刘知几对历史理解的狭隘僵化，这里不论，而他以有益无益来衡量文章的入录史传，因而有对司马迁与班固视同一律的批评，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汉书·司马相如传》本是承继《史记》而来，在记载上，除个别字词有异，实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照录。《史记》是通史，记载当朝人物本来有限，司马相如之入史立传，显然表达了司马迁对此一人物的重视。就此而言，《汉书·司马相如传》的写法表明了班固对司马迁的认同。但若细加考察，则两位史学家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并非完全一致。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相如事迹有三，一是他仕于武帝前的经历，二是通西南夷，三是其文赋创作与作品。仕前经历主要写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生动地描画了相如落拓不羁的才子性格；但这显然不是司马迁为相如立传的原因。通西南夷是相如在朝廷的唯一事功，但此事在当时不仅招致了公卿大臣以及蜀地父老的反对，又事行不数年即罢，而《史记·平准书》称此举使“巴蜀之民罢焉”，则司马迁对此事并非十分看重。那么，司马迁之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基点应在其辞赋创作了。这一点，不仅《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的说明，从传中所载相如作品之多，所占篇幅之大，以及文中议论，都可表明太史公的着眼所在。
据《汉书·枚皋传》，“相如善为文而迟”，故作品数量不多，《汉书·艺文志》著录计有：《凡将》一篇，赋二十九篇，另有《荆轲论》五篇，题“司马相如等论之”，则不可全数归于相如：总数约在三十来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全文载录了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告巴蜀民书》，《难巴蜀父老书》，《谏猎疏》，《哀秦二世文》，《大人赋》，《封禅书》，凡八篇，并曰：“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就此数量之比看，司马迁所作相如之传几乎可以视作其作品选集，而“采其尤著公卿者”的说明，则表示司马迁之如此立传，正是由于看重相如的文章。并且，司马迁通过“太史公曰”而表达了自己对相如文章的评价：“《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在这里，司马迁先从儒家经典在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而宗旨归一说起，然后指出司马相如的文章虽有“虚辞滥说”的缺欠，但其要义却在于节俭，故其形式不害其意义，而且，非但无害，这种表现手法又是合于“主文而谲谏”的《诗》道的，因此充分地肯定了相如文章的现实价值。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了立传的用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联系《史记》中多处对武帝多所兴作、追求奢华的批评，此处将相如文章讽谕“节俭”的意义提升至“无为”，进一步表明司马迁之为相如立传而采用大量载录其辞赋文章的写法，强调的正是其“文之为用”（刘知几语），并在此层面上肯定了司马相如的历史地位。
班固作《汉书·史马相如传》虽然在记载上是照录《史记》，但在传末的“赞曰”中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己戏乎！”班固在这里通过引用司马迁与扬雄的议论而将自己的观点寄寓其中，其评说的重点与结论实与司马迁有不同。第一，司马迁说相如之赋虽有“虚辞滥说”，但其旨归“与《诗》之风谏何异”这是整体的肯定。而扬雄的说法却正是就讥谏功用而对相如一类辞赋作出的整体否定。第二，扬雄并不否认相如作赋有讥谏之意，却以为是“劝百而风一”，所谓“奢靡之辞多，而节俭之言少”（颜师古注），这就以辞赋的客观效果推翻了司马迁立足于作者主观意图的分析，强调靡丽乃是相如赋的特色。第三，司马迁本是通过分析儒学经典的表现形式来肯定相如文章的内在价值，而在班固的转述中，《史记》的“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变成了《汉书》的“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这一被省掉的“外”字将文章的表达方式与思想内涵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抹掉了，因而也就否定了司马迁据以评价相如赋之价值所在的方法。《史记》载相如《大人赋》后说“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汉书·扬雄传》却言：“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明白表示不同意所谓相如赋具有讽谏功用的看法。因此，班固之引扬雄所言，实际上是对司马迁的评价的婉转批驳。他同扬雄一样，强调相如之靡丽特色而否认其讥谏的现实作用。
那么，班固如何看待司马相如其人呢？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明自己的写作意图，班固也通过《汉书叙传》说明自己立传的用心：“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既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又称“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表明班固是将司马相如定位于西汉一代辞赋文章的领袖。通检《汉书》，可以看到，本传之外，与相如相关的记载有数十处，而这些记载都与文章有关。如：
1.《地理志》记文翁在蜀提倡文章而受到讥刺，“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2.《礼乐志》记武帝立乐府采诗，“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
3.《淮南王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刘）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4.《枚皋传》：“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辞赋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
5.《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这些记载，或写相如辞赋在当时的成就与影响，或写武帝对相如文学才能的重视，或写与相如同时的文人对他的钦服。如果说本传是以载录辞赋来表彰相如的文学成就，那么这些记载则从不同的角度具体地叙述了相如文章的成功，两者互为支持，充分地映证了班固对司马相如的“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的评价。
这些记载，除扬雄后于司马迁而《史记》不可能记载之外，余者均发生于司马迁的时代，所涉人物也均见于《史记》，然而《史记》不曾言及这些情况。虽然《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在记载上不可以做简单的类比，但对同一人物的叙述重心的不同，可以反映史家对人物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本传中大量载录相如文章，强调的是其讽谏的实用价值，注重的是其政治意义。本传之外，他在《平准书》与《西南夷列传》中，记唐蒙通西南夷事也言及相如，则是表彰相如的有功于世。而相如在此事上有两次举措，一是为天子传谕蜀地父老，一是假蜀地父老而讽谕天子，皆为文章之事，意义仍在讽谏。因此，司马迁为相如立传而表彰其文章，正是因其文章之“有益”，而不是如刘知几所批评的“无益”。相比于《史记》以相如为善作讽谏的文人，班固却是将相如作为以文章显名的文人而载入史册的，这种区别的意味，耐人寻思。
二
两汉四百多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完成了由战国诸子议论锋出的思想争鸣向确立权威唯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这个转化是随同大一统的国家形式与专制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巩固而完成。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在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型的士——以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者，在汉代，不再有游说天下的自由，随着其身份地位的变化，他们也在寻求着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士”之称名渐渐消隐，东汉以后，“文人”的称名则使用日渐普遍。名称是人们对事物类别的区分与认识，它的变化往往代表了人们认识的变化。由“士”而“文人”的称名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汉代文人价值观念的变化。
士者，仕也（见《说文解字》），追求政治功业就是士的人生目标。自汉武帝立太学，设博士，开出一条读书入仕之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汉书·儒林传》）。于是“文学”成为仕宦求功名者的必要条件，这是汉代之士与此前之士的重要区别，他们是“文士”（《韩诗外传》卷七）。然而，汉与战国相去不远，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的汉代士人，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专制权力的粗暴专横，他们的人格尊严遭到摧抑，他们的思想活力受到压制，他们的人生追求被严重地挫伤，因而无比欣羡战国士人的“视去国如脱屣”，对那种轻富贵、傲王侯的自由品格充满神往之情。对比之中，他们悲伤自己的“逢时不祥”，“士不遇”之叹成为汉代士人抒情写志的重要主题。从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解嘲》到东汉崔鶴《达旨》、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可以看到这种一脉相承的哀伤情绪。但是，在出路的寻求与问题的解决方面，东汉士人的想法却有不同。
比较两汉士人的这类作品，可以看到文章著述对于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贾谊、司马迁等人的作品中，贤佞不分、黑白倒置的社会现象是描述的重点，作者对现实的悲愤情感因而抒写得激越慷慨，成为作品的主调。他们面对贤佞颠倒的现实，既情绪激愤，指呼苍天，又深深地体会到个人之微弱与徒然，在悲愤与彷徨中，他们或以老庄思想为自我疏导，或以潜心学业作自我抚慰，在政治功业的退避中显得非常地无奈。而在班固、张衡等人的作品中，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描写往往比较简略，作品的重心是在表达作者对现象的思考，情感基调比较平和。他们往往在列举战国士人逞才邀功的同时，又数说他们的悲惨下场，指出仕途充满危险的变数，并将功业之士与孔子、孟子、陆贾等文章之士相比较，以见士之功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文章功业不仅能为士人赢得不朽的声名，还能使退避政治的士人以道义自守而获得社会的认肯。故而同样是借老庄为排解，他们的表达要从容自在得多；同样是借著述为抚慰，他们的心态要平和自信得多。对于他们，著述不再是悲痛中的发愤之举，而是士人可以维护尊严以追求功业的自存之道，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正如班固《答宾戏》所言：“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之，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后来曹丕说“荣华有时而尽，不如文章之传之无穷”，被视作中国文学观念之进步的标志，其实这是代表了东汉士人的一般认识。
那么，当文章著述不仅仅是一种入仕的工具，而成为士人的生存价值的体现时，“文人”一称渐渐取代“士人”而为人们所习用。王充说：“孔子，周之文人也。”（《论衡·佚文》）“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论衡·超奇》）“文”是文人的当行本色。“文”可以是阐述大道之文，也可以是华美辞赋之文。文人既可以用辞赋为讽谏，也不妨以辞赋传声名于后世。司马迁作《报任安书》叙述自己发愤而完成《史记》的体例，却将自己的辞赋之作《答宾戏》和《典引》皆载于其中，对文章著述的态度明显不同于司马迁。他在《汉书·扬雄传》的“赞曰”中说：“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班固在这里将以靡丽为特色的相如之赋与经传史籍相并而肯定它们的意义。他虽然不认为司马相如的辞赋有讽谏的现实功用，却仍然认为其文章有传世的价值，因“辞莫丽于相如”，因其“文章冠天下”。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与东汉时期的班固，同为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的史学家，其教养、地位、经历都有不少相通之处，但是，受其时代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文人价值观已经发生变化而不再一致，反映在其历史著述中，就有了对司马相如的不同评价。就此而言，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作文学家而载入史册的却是作《汉书》的班固。
吉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