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盛誉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精湛切要，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后之论者，多从史学、文学两个方面申而论之，尤其注重揭示《史记》与《离骚》的精神联系。此类述评，未始不可。不过，鲁迅论《史记》，有一个前提性的表述却往往被人忽略。忽略这个前提，不利于准确把握鲁迅原意，也会使问题的考察失去重要的比较和参照，从而不得要领。试看鲁迅原文：
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戳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这段经典性的论述，虽引茅坤个别文字或有误差，但理论阐释极其严谨，章法缜密。其中，两次使用“虽……，固……”句式。其一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其二曰：“虽背《秦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转折句式，前后对照，发人深省。这里，可以引申出三个问题：第一，《史记》的著述动机和评价标准，本应是儒术与《春秋》之义；第二，《史记》的客观效果，却“缪于儒术”，“背《春秋》之义”；第三，《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却“不拘于史法”。可见史迁之著，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义法为参照，稽诸前修时贤所论，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一、“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
《史记》雄居于二十五史之首，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无与伦比的。清人赵翼曾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赵翼称道司马迁的贡献，说他“发凡起例”，开创通史，成为“史家之极则”。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
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的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后世史家或仰兹高荫，或化厥成规，支流纵极伙颐，道源则靡不在此。是书固亦有甚多之误漏在，然其误后人可得而证，其潜心后人可得而补，独其创定义例，兼包钜细，会合天人，贯穿古今，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能有与之抗颜而行者矣。
司马迁著《史记》，实际上是对我国三千年文化史的一次通盘整理，气魄宏大，识见卓越，态度严肃。《史记》成就巨大，如日月经天，光辉永存，后世史家或仰其高荫，或援其体例，著述虽日见其丰富，而追根溯源，其史学精神，无不宗此。顾颉刚先生认为，自古迄今，没有一部史书能与它“抗颜而行”。《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的一部编年史，简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大事，全书仅一万六千余字，残缺不全，北宋时已被人讥为“断烂朝报”，今天看来，其成就与地位根本不能与《史记》“抗颜而行”。但在当时，情况却不是这样。司马迁著《史记》，从酝酿构思到全书完成，自始至终，都是“窃比《春秋》”的。梁启超说：“司马迁实当《春秋》家大师董仲舒的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旨趣如此，则窃取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梁启超所言《太史公自序》，见于《史记》卷一百三十，是研究司马迁家世、生平、思想以及《史记》著述动机、文章内容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李景星评曰：“盖《自序》非它，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正是这篇“出格大文字”，将《史记》之作，窃比《春秋》，而且反复申明，庶几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比拟《春秋》而曰“窃比”，殊可玩味。不仅梁启超有此一说，前人亦有此说。清人姚祖恩说：“能于其时流连六籍，蕴蓄论著之端，且欲窃比《春秋》绝业，迁之功，实谈有以启之。”考“窃比”二字，固有私自比拟之义，亦暗含非所比而比、非所据而据之义。《史记》著述的动因，《太史公自序》言之甚明，其荦荦大者，殆有三端，即：领受遗命，受业董生，发愤著书。此三者，皆与“窃比《春秋》”有关，质言之，都在不同层面上、不同程度上与对《春秋》的非所比而比、非所据而据有关。我认为，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解读《史记》的一把钥匙。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志向远大的学者，在精神上对司马迁影响甚深。司马谈在建元、元光之间，出任太史令，史迁以楚制尊之为“太史公”。司马谈前后在职约三十年，心存著史，可惜壮志未酬，卒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临终遗命，要司马迁以六艺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太史公自序》对此有详细记载，写得声情并茂：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汉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民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大王、王季的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甚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休敢让焉。”
临终遗命，言之凿凿，至今读此，尤不能不为之动容。但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首先，汉代的太史令不同于周代的太史，其职责只是掌管“文史星历”，其中的“文”是指天文，“史”是“国有瑞应灾异则记之”，所以说“近乎卜祝之间”。这一点，徐复观先生论之甚明，史迁《报任安书》亦可印证。身为太史令，在图书使用上有作史的便利，但并无作史的责任。也就是说，与《汉书·艺文志》所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是不同的。可见，司马谈遗命谓“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完全是出于他自己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继承古代史官著史，“远绍其旧业”的要求。其次，司马谈的学术立场是崇尚道家而不是儒家的。他所著《论六家之要指》，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了系统梳理。其文虽引《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认为诸家学派各自都有不可替代、不可废弃的长处，因而可以并存和相互补充，但对阴阳、儒、墨、法、名五家都是有所肯定，亦有所批评，独于道家特别推崇，全然赞许。清人王鸣盛由此得出“父子异尚”的结论，认为“孔不如老，此谈之学，而迁意则尊儒”，显然与遗命宗旨不符。李长之先生认为：“身为道家的司马谈给其儿子的教育却是儒家的，勉励儿子却是做第二个孔子。这好像很奇怪了，其实完全是时代转变的结果。”这个说法也可商榷。如果真是为顺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转变而寄希望于下一代，司马迁当能体会乃父苦心，不应将《论六家之要指》全文收入《史记》，否则，就不是顺应，而是同政治主旋律“唱对台戏”。所以，我认为这里留下了一个矛盾，为“缪于儒术”、“背《春秋》之义”，也留下了一个伏笔。再次，司马迁领受遗命的态度，也有微妙之处。一方面，他念念不忘“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的先人之言，发誓说：“小子何敢让焉！”不敢辞让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周公到孔子五百年，孔子到司马迁又是五百年，因此，司马迁应该是第二个孔子，《史记》应该是第二部《春秋》。先人之言，“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另一方面，对此重大使命的承诺，又故意含混其词。上大夫壶遂向他提出了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司马迁却答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一篇之内，前后表述，自相矛盾。清人姚祖恩《史记菁华录》于此批曰：“明明自比《春秋》，而转谬他人之问，一闪入妙。”又眉批曰：“史迁著书，固与孔子假贬以讨乱贼者不同，然以为力颂圣德宣尽其意，则亦非其本旨也。想其心以《封禅》、《平准》等书刺讥当世之事者，良复不少，故特假此数言，以相掩蔽，故谬其辞以自匿耳。读者当于笔墨之外寻之，忽但泥其文也。”清人章学诚云：“太史《自序》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所云，而特笔以标之。”章曰“自注”，乃就大体而言；姚曰“自匿”，于此则更窥堂奥。总之，领受遗命，是《史记》著述的重要动因，但司马迁是不是因此而取法《春秋》，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
司马迁生活在《春秋》公羊学最盛行的汉武帝时期，曾师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向他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对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的解释，直接启发了司马迁，成为他著《史记》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对此，《太史公自序》有详实的记载和阐述：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司马迁这一大段议论，可谓《春秋》礼赞，酣畅淋漓。经天纬地，何以加诸！其核心是说《春秋》辨是非，以道“义”，讲的道理是实在的，有事实作依据。为人君臣父子者，皆不可不知《春秋》之义，否则，将大祸临头。这里，牵涉到《史记》与公羊学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汉代公羊学派的谰言，司马迁顺手牵羊地引过来仍是为说明自己的《史记》服务”，我认为需要加以具体分析。
既然为人君臣父子者，皆不可不知《春秋》之义，司马迁当然应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那么，面对壶遂的追问，司马迁为什么闪烁其词，甚而“转谬他人之问”呢？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司马迁敬佩、服膺孔子作《春秋》，却又在著述目的上超越了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意在藉批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实，以确立是非标准，而并非是为建立一门史学，这是与司马迁在心理上产生强烈共鸣的地方。但是，孔子曾想过要“贬天子”吗？没有。《史记·孔子世家》说得明白：“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而司马迁著《史记》，则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第二，司马迁采纳公羊家言，却并不迷信公羊家言。前引史迁《自序》中对《春秋》的长篇评论，大都可以从《公羊传》或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找到踪迹或原型。如《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及诸《春秋》。”又，《春秋繁露·俞序》：“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故卫子夏言：有国有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帝侧之危……”而公羊家认为《春秋》“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史迁并不迷信。第三，司马迁所云《春秋》，时或指称《左传》。在司马迁看来，孔子作《春秋》，是要把历史事件中，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因而为人所忽略的行为的因果关系，通过谨严而有系统的记录，把它表达出来，使人能预见或理解成败祸福的原因，有所选择和借鉴。而能为孔子的褒善贬恶提供史实支持、凸现出善恶成败的因果关系的，唯有《左传》。所以，《史记》多引《左传》之文，时或经称《左传》为《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又，《六国年表序》：“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二表序所云《春秋》，皆指《左传》，《左传》在西汉称《左氏春秋》，并未列入“三传”，因其“不传《春秋》”而惹出经学史上一桩公案。直到东汉，《史记》还因多引《左传》之文而遭到指责。《后汉书·范升传》：“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这些事，史迁当时未可逆料，当然一言难尽。
发愤著书，自始至终是《史记》著述的巨大动力，“李陵之祸”又以特别惨痛的悲剧性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动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倾述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心情，抒写了受迫害、受侮辱的满腔愤懑，归结到写作《史记》的动机和完成这部不朽著作的决心。“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段，稍作修改收入《太史公自序》，特别是，把“仲尼厄而作《春秋》”改为“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可见史迁对这段文字的重视，也表明史迁对“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的新的理解。孔子作《春秋》，并不在“厄于陈蔡”之时，《史记》明文有此。而史迁故作此说，我体会，其意盖指孔子要作《春秋》，其动机和宗旨产生在“厄于陈蔡”的最苦难的时候。司马迁一生，大抵与汉武帝执政相始终。武帝初年，是汉朝国力鼎盛时期。《史记·平准书》：“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一派富足景象，国泰民安。而武帝末年的情形，则惨不忍睹：“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这是汉王朝由极盛而走向衰落的历程，也是史迁一生所耳濡目染的时代大转变的历程。武帝固然雄才大略，但他的极端专制和对匈奴用兵凡三十九年，成为汉代盛衰易位的关键。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不能不给司马迁以强烈的冲击。他的《史记》虽肇始于黄帝，历三千年，而精神关注的重心，乃在于汉代。《史记》中，太史公自言流涕、垂涕者各一，言废书而叹者三，所以后人说《史记》是“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景仰孔子，视为楷模。实际上，他比孔子更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更敢于与权威相抗拒。但是，他不能说自己也像孔子那样身处“周道衰废”，更不能说自己写《史记》是“拨乱世反之正”，这是他的苦衷所在。他始终不敢正面回答壶遂追问，其原因端在此乎！后之论者谓“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是一个写实性的描述。
二、从“是非颇谬于圣人”到“《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司马迁写完《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其后两千多年里，《史记》的命运大起大落，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其评价，完成了一个“否定的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毁之者极诋其非，誉之者盛赞其是，是非毁誉，针锋相对，势同水火。有趣的是，持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全都坚持了共同的价值标准——《春秋》之义。
司马迁“贬天子”的批判精神触犯龙颜，所以《史记》一出，统治者就采取粗暴的手段加以删削和控制。据旧题刘歆撰《西京杂记》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裴鶴《史记集解》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也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王肃传》亦云：“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这些记载，出自汉魏之时，应该是有所依据的。《后汉书·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说明直到东汉章帝刘糑的建初年间，删削《史记》仍然作为当时的“政治任务”由皇帝下令施行，而且删削规格极大，几乎是要删掉原书五分之四。《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至少说明班固之时，中秘所藏《史记》也是残缺不全的。而对残缺不全的《史记》诸书，也作了严格控制，只有皇帝特别赏识的人，作为恩典，才“赐以秘书之副”。否则，纵是皇子想读《史记》，也不许。《汉书·叙传》：“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东平思王是汉宣帝的儿子，他想读《史记》，遭到断然拒绝，而且很正式地对他说明了理由。《汉书·东平思王传》：
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书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思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可见，是经过政治最高层的郑重其事的研究，字斟句酌，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断然拒绝。之所以《史记》和诸子书不宜让诸侯王阅读，所谓“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说到底，不过是因其“反经术，非圣人”。东汉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刘庄明确表态：“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对《史记》的著述性质一锤定音。东汉末年的司徒王允，甚至诋《史记》为“谤书”。
两汉末年的扬雄，开始从学术思想上批评司马迁《史记》。扬雄认为：“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抵诋訾圣人，即为怪迁，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迄麟止，是非颇谬于经。”扬雄出于卫道的立场，将诸子与《太史公》相提并论，所谓“小辩破大道”云云，实摭拾王凤陈词，而“是非颇谬于经”，则开班氏父子批评《史记》的先河。扬雄模仿《论语》而撰《法言》，其动机，正是出于对诸子和《史记》“诋訾圣人”、“颇谬于经”的不满。扬雄在《法言·重黎》中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这是将司马迁《史记》的“爱奇”与孔子的“爱义”对立起来进行评价，倾向性十分明显。其后，班彪、班固父子虽然都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但都对《史记》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和指责。批评的要点，即所谓“史公三失”；批评的实质和要害，即“是非颇谬于圣人”。父子之论略有异同，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东西。班彪论曰：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而班固论曰：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梧（迕），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亦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以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稽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节取其父论《史记》之文，以此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写成《汉书·司马迁传赞》，但与其父有不同之见解和感情色彩，显出同中之异。我认为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班固所云：“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几乎照搬其父之文而改变个别措辞，形成有名的“史公三失”之说。其中，以“大道”易“术学”，是更加注重从政治原则上看问题，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学术。以“奸雄”易“俗功”，可知班固对游侠的恶感，较其父更甚。班固此说既出，是是非非两千年，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大凡评《史记》之得失者，都未超出这个窠臼。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心里明白，“崇黄老而薄五经”，或曰“先黄老而后六经”，应该仅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既不符合司马谈临终遗命的宗旨，更不符合司马迁本人的指导思想和“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的基本主张。《太史公自序》鸿文俱在，孰为厚薄先后，昭昭在斯。班氏父子都是著名的学者，为什么要刻意歪曲事实，并以歪曲了的事实作为非难之首端呢？对此，徐复观先生指出：“班氏内心，既深不以史公援《春秋》贬天子之义为然，则对《史记·自序》所述著出之动机、目的，与其所遵循的轨范，皆持否定的态度。但史公所张出的六艺之帜，特别是《春秋》之帜，是不能否定的，于是姑以其父司马谈的思想，栽在史公身上，借以贬低其学术上的地位，因而否定其‘败天子’的意义，借此以维系汉家皇室的用心，是可以想见的。”此说很有见地，切中肯綮。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几乎全部照抄《太史公自序》，只是把“贬天子”三字删掉了。这个例子就是有力的佐证。汉明帝曾当面对班固说：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不仅是一种暗示，而且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政治压力，这方面的因素也是必须考虑进去的。二、班彪云：“此其大蔽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对史迁遇极刑毫无同情之意，反而认为是咎由自取，历来遭人反感。班固加入“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一段文字，表明班固之史识高于乃父，对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和史学成就，亦有更多的共鸣。班固慨叹司马迁博物洽闻却难以明哲保身，笔端下流露出深厚的同情，这一点，恐怕与班固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而蹲过大狱也有关系。三、班彪云：“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李贤等注《后汉书》，于此未见出注，无可参考者。但结合上文看，班彪即已踵继《史记》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讥正得失而有此论，继而又说明他不取世家体例，只作纪、传，则此处“传曰”，当是他本人所作的《传》中表达的意见。杀史，或为杀青之代称，史之为言也，一向有“青史”之说。可见班彪反复标榜的，仍是“《春秋》之义”。矛头所指，是《史记》终篇，不能“见极”，悖于“《春秋》之义”。而班固既云“是非颇谬于圣人”，又谓其“不虚美，不隐恶”，从语气看，似暗指“圣人之是非”未必允当，其中，亦或有“虚美”、“隐恶”之处。于此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中，班固内心的矛盾状态。
还有一点要说明。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考诸《汉书·艺文志》，司马迁《史记》属《六艺略》中的《春秋》类。《七略》、《汉志》均无史学一类。钱穆先生讲：“据《汉书·艺文志》，当时所认为学术大分野者，乃属‘六艺’与‘诸子’之两大类。入《六艺略》者为‘王官学’，入《诸子略》者为‘百家言’。”《史记》既与《春秋经》、《三传》、《公羊董仲舒治狱》等并列于《六艺略》，当然要用“《春秋》之义”和“王官学”的标准来对它加以衡量，因而处境尴尬，命途多舛。针对班氏父子的批评，两千年来，学术界展开了一次又一次大辩论。历代学术巨擘，如魏晋六朝的王肃、葛洪、裴松之、范晔，唐宋时期的刘知几、晁无咎、沈括、叶适、郑樵、王若虚，明清时期的李贽、沈德潜、浦起龙、王鸣盛、赵翼、章学诚、梁玉绳等，纷纷参与，论战激烈。大抵唐宋以前，主流倾向是对《史记》的批判和指责；唐宋时期，开始转向，褒扬和颂赞《史记》成为主流倾向。宋人郑樵称赞《史记》：“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人章学诚赞曰：“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由于“《春秋》之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不二法门，所以颂扬者和批判者同样都批“《春秋》牌”。《史记》受到推崇，应该还它以本来面目，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实际上，推崇者们却各有用心。章学诚力辩司马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其实他和郑樵一样，目的在于张通史而绌断代，与史迁之著的精神面貌，渺不相涉。韩愈以下的古文家见重《史记》，后来形成“桐城义法”，也没有看到《史记》的精神价值所在。至于讨论中形成的“马班优劣”论，大多着眼于个人的长短，只作现象比较，罕有真知灼见。
三、余论：关于“太史公笔法”与“一家之言”
综上所述，司马迁之著《史记》，“盖窃比《春秋》”，实则有悖于“《春秋》之义”。对于《史记》著述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以“自注”，亦有以“自匿”，在著述动因方面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性。况且《史记》著述历时14年之久，著述目的不可能一成不变，遭遇“极刑”完全可能强化矛盾的某些方面。在两千年来封建文人关于《史记》的一次又一次的论战中，班氏父子看到了问题的要害部分，但他们企图因此而否定或贬低《史记》的价值则是完全错误的，是受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并且是在受到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形成的。而后来大力推崇《史记》的封建文人，大都只着眼于皮毛表相，不敢正面肯定《史记》中最有精神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传统的《史记》学发展历史的基本情况。鲁迅称《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在真正完成了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以后，对《史记》作出的前无古人而又实事求是的崇高评价。也正是在充分肯定《史记》价值和成就的前提下，鲁迅提出：司马迁“不拘于史法，不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鲁迅的观点，启示我们正确理解“太史公笔法”和“一家之言”的内涵。兹略述浅见如次。
孔子的“春秋笔法”和司马迁的“太史公笔法”都很有名，一向为人们所称道，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春秋笔法”的基本形式是一字“褒贬”、微言之义；基本特征是站在周天子的主场上诛伐“乱臣贼子”。《春秋》之义，孔子当时只是口授，七十子之徒不能赞一辞。汉代以后，《春秋》之义全靠《公羊传》、《谷梁传》来阐释，其思想理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太史公笔法”的特征是什么？迄今为止，其权威的表述反而是班固提出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以为司马迁“不拘于史法”、“肆于心而为文”，是有道理的。简单地使用“实录”二字，不足以概括《史记》的本质。李长之先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从九个方面揭示司马迁《史记》的“阵法”，即：“一则用揭穿事实的方法，事实往往是最强有力的讽刺。如他写景帝，只说周亚夫死后，乃以王信为盖侯，就够了。二则用无言的讽刺，凡是他不赞成的事便不去写，如《循吏列传》中不叙汉代……，读者自然可以晓得什么是缺乏着了。三则用互见的方法，他决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径及小气忌刻写在《高祖本纪》里，却分散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里。四则用反言的方法，他口头在赞扬，骨子里却是在讥讽。五则用轻重倒置的方法，偏把主旨放在次要。六则用指桑骂槐的方法，他不骂汉而骂秦……九则常用无理由为理由，如三世为将不详，坑降不得封侯之类，那真正的理由却是统治者的忌刻。”这些笔法，已经是纯熟高明的艺术典型化和文学创作的方法，断非“实录”二字所能完全概括的。但司马迁《史记》又确实具有“实录”精神，这不仅表现在对史料审择的严谨态度，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而且表现在“不虚美，不隐恶”，敢于秉笔直书，无所畏惧，客观、公正地写出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包括毫不留情地揭露统治者和社会政治的黑暗面，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孔子不具有这种批判精神，后来的史家如班固等，也不具有这种胆识和批判精神。所以，太史公的“实录”不是现场直播那种时间、地点、人物完全对应的纪录片，而是经过史学家眼光的审察评判，又经过文字的艺术化处理而展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和本质真实性。理解“太史公笔法”，应该将实录精神与批判精神、会通精神结合起来，将“虽背《春秋》之义”和“肆于心而为文”的胆识、勇气、开创精神结合起来，才比较全面。
关于“一家之言”的研究，资料显示，成果已日见丰硕。包括历史回顾、研究现状、代表性观点梳理，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基本思路、技术路线、参考资料、注意事项等，都已罗列详备。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似乎存在某种“有意求深”的倾向。欲以“一家之言”的内涵揭示或破译，来全面概括司马迁学说的内容、性质和成就，是不可能的，在逻辑程序上也是不恰当的。所谓“一家之言”，其实大约也就是一家之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结果——形成自己的学说。按照钱穆先生的考证，汉代的学术分野，不外“六艺”与“诸子”两大类。入《六艺略》者为“王官学”，入《诸子略》者为“百家言”。所谓“成一家之言”，也就是成为“百家言”中的“一家之言”。说到这里，就又回到《史记》“虽背《春秋》二义”这个大前提了。前已详论，司马迁泣首领受遗命，要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提出“成一家之言”，见于《报任安书》，此信写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2年），前后相距近20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就是司马迁酝酿准备以及实际从事《史记》著述的时间，也是司马迁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立场逐渐发生变化的时间。面对壶遂的追问而闪烁其词，就出现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将“贬天子”纳入《春秋》之义，从而形成后人所见的“太史公笔法”，也就应该是逐渐定型于这个时间段之内。或许司马迁在立志著述之初，真心诚意，是欲张《春秋》之帜，欲入“王官学”。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说得情辞恳切，断无调侃之意。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焚膏继晷，案牍劳形，写成的《史记》大约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很可能与班固《汉书》相差无几。然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再加上汉代社会剧烈变化给他以强烈刺激，而发愤著书，矢志不移，遂在价值观念上发生偏离：放弃“王官学”，宁入“百家言”。很可能，“一家之言”说法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自然和明白易晓，并不是十分复杂。毫无疑问，这也是司马迁叛逆性格和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虽然，《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格局肇始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但汉代学术的大分野，却是刘向以前早已形成了的。可以肯定地说，司马迁《史记》的著述初衷与著成的实际效果，是存在差异和矛盾的。也可以肯定地说，《史记》“背《春秋》之义”，司马迁心里清清楚楚，他是有意为之的。所以，我们断断不可忽略鲁迅的经典性评语中那一个前提性的表述。
梁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