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的思想固然是以经济思想为主，但又不仅仅限于经济思想，还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思想观点，如治生、修德、治家、治国等。因而《货殖列传》的思想价值也就不会限于一隅，而是涉及多个方面。下面仅就个人的识见所及，从四个方面对《货殖列传》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兼指历史意义上的现实，有时甚至偏重于此）意义谨加述论。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是相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具体体现或现实实现，属于价值的现实延伸。
一、超越儒学
《货殖列传》的思想倾向是与儒学相异的，表现出一种新异的思想倾向。从总体上看，《货殖列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重富利，重治生，本末并重。而与之相对，我们都知道，儒学则是重仁义，重修德，重本抑末。
正因为这样，所以《货殖列传》连同《史记》其他篇章所表现出的新异思想从一开始便不能为儒学所容许，而被儒学另眼看待。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以后的漫漫封建岁月，儒学相承，专制相袭，对司马迁新异思想的态度也是大同小异，无非是漠视、指责、批评乃至憎骂，致使司马迁的新异思想被长期湮没于滚滚儒流之中。
而我们今天看来，司马迁的新异思想却具有其重要的价值意义，表现出对儒学的现实超越。
重义轻利，尚德抑欲，这是儒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货殖列传》所表现出的浓重的富利观念却以冷静的方式对前者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本文中的直接冲击，较明显的我们可以提及以下三点：（1）揭穿卫道者的道德面具，揭示其内在的富利之心。文中有句：“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2）给予巨富者以政治意义上的关注与评价，将他们与王侯等而视之，也就是所谓的素封论。（3）将奸富亦列为一致富方式，而没有从道学家的立场出发给予它应有的道义上严厉的排斥。当然，对儒学的冲击更主要地在于《货殖列传》所产生的现实影响。
《货殖列传》不仅记载了人们为商致富的活动，展示了人们逐利求富的图景，而且为逐利求富的合理性征得了人性层面上的依据。文中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同时，作者用了许多不争的事实来支持这一论点。
更为可贵的是，《货殖列传》在论及逐利求富时，表现了为人性开解的倾向。在儒家那里，人性是被忽略了的，他们是把外在的义理视为至上，施之于教化，他们的教化是以漠视个性和扭曲人性为基础的。而《货殖列传》则不同。《货殖列传》并没有明言逐利求富的合理性，但我们可以从文中明显地领略到这一认可，那是因为文本中暗含了这一推理：既然合乎人人性情，那么也就是合理的。在这一推理中，理不再成为人性的关卡和绳索，由合性到合理变为直通无碍的大道。这一为人性开解的倾向，在人的解放中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所表现的人本意识是与儒家的道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的。
基于对人性的认识与认可，太史公提出了善因论。文中述论道：
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段话是对人们的享乐之欲和富荣之势而发，但得出的善因论却具有更广泛的治国意义及其他方面的意义。大凡处理人事，皆宜因人之性情而为，是为善道。善因人性而为，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认可与尊重。
《货殖列传》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对儒学的冲击，更重要的在于其对儒学的现实超越。《货殖列传》对儒学的现实超越集中体现在对儒学冷静而客观的规正。
在这种规正中，换取崭新的视角是其关键所在。儒家乐道修齐治平，他们的视角是道德，而《货殖列传》中并不排斥齐治平的思想框架，而是换取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是富利，亦即经济。作者从富利着眼，探讨治生，进而是治家、治国。物理相似，事理相通，多位一体，作者传达的思想只是一个：经济兴之，经济强之。这与当今的经济中心论有何差别？历史上经济配角的社会安排让中国人确是饱尝了贫弱落后之苦，尤其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从思想的层面上深究中国的贫弱落后的原因，我们便自然会找到儒学的致命弱点——道德本位，轻视经济。这样看来，《货殖列传》这一崭新的思想视角跟儒学的迂腐视角相比，其价值优势远非后者所能比拟。该传的思想价值之历史超前性及其对现今巨大的现实意义均让我们感到吃惊。
《货殖列传》对儒学的现实超越还表现在其倡导本末并重、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该传中不仅举了齐越等商末兴国的例子，而且将此上升为一种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即国家要因势而行，对经济活动（这里侧重指工商业活动）不要人为地加以干扰限制，而应放开手脚，使其自由运行发展。与之相反，以儒学和封建专制为背景的国家经济政策则倾向于官摄经济，重视农业，钳制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而我们都知道，工商业的崛起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肇始，而这与中国无关。这样看来，《货殖列传》所生发的现实（侧重指历史意义上的现实）意义不是极其重大、极其深远吗？时至今日上述开明的经济政策对我们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重视经济
这一点在上文的论述中其实早已引发出来，这里试以详述。司马迁于史书中第一个标立《货殖》一传，第一次为商人树碑立传，这本身就昭示着一种重视经济民生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直接影响着后来史书的编写，使后来者不仅记载国家军政大事，而且也瞩目于经济民生（后来正史《食货志》的标立便是明证），无疑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钱钟书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其在《管锥编》中有言：“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手辟鸿矣。”（此篇即指《货殖列传》）
重视经济的思想倾向使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中较完备地表达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使之成为当时轻重论的主要反对者，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货殖列传》中作者在记述古今商人的经营活动时，还透过经济活动对经济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究和阐发，这对于近世的经济学的学科创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当今发展市场经济当然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货殖列传》重视经济的思想倾向更多更集中地体现在重视商业上。
重本轻末，既是汉时已沿袭而成的传统观念，也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所沿袭的落后的发展观，而司马迁于《货殖列传》中一反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农工商虞并重的新思想。该传中有语：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四者并重，同为民生衣食之源。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其借鉴意义在于：要想全面振兴国民经济，必须多业并重，多业并举。当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是可以采用差别对待、优先发展的战略的。
紧接着上面的引语，还有两句话：“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虽然这两句的主词没有言明，但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商末”或至少是侧重于“商末”，因为下文接着便举齐吕望兴商以富国的例子，传中其他地方亦有越兴商以富国的例子，而兴商以富家的例子传中更是多有。通过这些，作者是在告诉我们商业在治家治国、富民强国中有着不容替代的重大功用。回观当今，情况不同样是这样吗？中国富庶地区，其一个重要表征是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商业）的发达。是表征，同时也是因由。认识到后一点更为重要。再放眼世界，发达国家与私营工商业的发达不同样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这对于现今的中国，现今中国的落后地区，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重商的思想倾向还体现在为古今商人立传、总结为商之术上。《货殖列传》所传古今商人达三十人之多，所总结的为商之术亦俯拾即是，计然的为商之论、白圭的为商之道都是颇有见地的。正因为这些，《货殖列传》对其他为商者来说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它不仅为后来的商人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为商之术，这些为商之术，都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和实践指导性。有些规则、技术至今仍不失其商业实用性，如“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廉贾归富”等。
为商人提供借鉴，这也是作者一个重要的创作目的，但不是唯一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值得注意的是“智者”一词，我们当对其作何理解？联系该传的具体内容，我认为这一词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聪明的商者，一类是聪明的积极用世者。也就是说，为商人提供借鉴是作者的一个重要创作目的，为齐家治国者提供借鉴同样是其一个重要创作目的。而且，后一个借鉴的提供有更大更远的意义：它突破了《货殖列传》的经济方面的意义，获得了一种新的政治意义——用新的经济修治之路去代替儒家的传统的德礼修治之路。
作者看重商业，因而把商末列为一大致富方式，但把它列为次于“本富”的一种。但作者又认为，作为一种致富手段，商末有其巨大的“用贫求富”的优越性，尤其是贫者致富的天资。传中有语：“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在这里作者无异于是在为贫困者指明道路，唤起他们对商业致富的重视，使之树立信心，看到希望，积极走商末致富之路。事实上也是这样，古今中外，商界被传为佳话的故事，不是很多都是从一到万的故事吗？最可贵的是，从政治角度去审视，司马迁的这一观点生发着浓厚的民本意味。他讨论的是民生，是贫困者的民生，而这正是民本主义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儒家所空谈的以民为本，与这相比，其实际意义不是相去甚远吗？
发展是在运转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当然也不例外。司马迁不仅关注经济运转的结果，而且关注经济运转的过程，这一点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传中有语：“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又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前者是对经济运转的宏观关注，后者是对经济运转的微观关注。从宏观到微观，如果社会经济都能健康无碍地运转，那么，经济发展应该是自然而来、不用愁虑的吧。关注经济运转，消除人为障碍，这是我们应当能从《货殖列传》中得到的启示。
三、崇尚实力
何谓实力？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所指，不一而论。而细心的人们总能发现，在各种实力之中，最具实力的实力是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经济是根本。《货殖列传》表现出明显的崇尚实力的思想倾向，而其所崇尚的实力正是以经济实力作为中心，再顺及其他的实力。因而这一思想倾向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马迁于该传中记载商人事迹的同时，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富利即经济是人的立身之本，是治生、治家、治国的基础和关键。这对于积极用世者永远是不刊之理。
首先这应当成为传统文人的生活借鉴，可惜很少有人以此为鉴。传统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德为本，以天下为己任，高瞻修齐治平之路，但不幸的是他们往往由于谙于治生而在经济上不能自立，贫困窘迫使他们生活本身变成了一出出悲剧。忧国忧民之前，他们确是应当首先自忧一下，忧其家人一下；明白治国安邦的道理之前，确是应当首先明白一个起码的人生物理：生活的起点在于经济自立。经济自立的问题，是研究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对当今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其次，上述观点也应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通鉴。封建统治者在儒家思想的支持下，主要精力用在德礼的构建与完善上，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和种种特权往往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经济的发展，忽略了对国家实力的增强。更可怕的是，这种德礼构建代代相袭，代代世盛，终于造就了一种难以剔除的文化上的优越感，进而发展为一种或明或暗的自我中心观念，这些都是华夏民族心理中极其糟糕的东西。这些东西缺少现实根据，而其实际功用只能是使人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西洋文明面前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尴尬，是对传统德礼哲学及其衍生物的极大嘲讽和批判。正道不言而喻，当弃虚务实，经济富民，经济强国。
司马迁崇尚实力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其对经济实力所产生的社会效用的描述与认可上。传中有语：“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说的是社会下层。“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这说的是巨富。“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里说的是国家。
很明显，作者是意在告诉我们，不管是个人、家户，还是国家，其社会地位都是由物质财富的多寡、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就必然以发展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努力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当然，富厚还不一定就产生强大，但却是强大产生的一个关键的必要条件。一般情况下，富厚总是产生强大。特殊的情况，可能与单位的主体意识有关，也可能与经济实力向其他实力的分配与转化的失败有关。
司马迁崇尚实力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其对逐利求富的描述与认可上。作者先是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接着又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作者在列述完各地的物产习俗后，最后总结性地指出，社会上上下下，各色人物做各种事务，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富利，不遗余力地去逐利求富。既然崇尚实力是必要的，可取的，那么作为崇尚实力的一个世俗表现，逐利求富是应当得到认可和肯定的，因为它是与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密切相关联的。
四、关注民生
《货殖列传》在传述货殖的过程中，提出了治生的问题，讨论了治生之道，而这主要是针对平民百姓而发的，因而文本实际上涉及了民生的问题，而民生又是民本主义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说《货殖列传》体现出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倾向。
这里所体现出的民本倾向和儒家所主张的以民为本是不相同的。儒家强调以德为本，以治民为要务。他们所主张的以民为本，无非是要让官僚发仁厚之心，减轻上对下的剥夺，以稳固既成的专制体制。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官，而不是民，属于官本位的思想。与之不同，《货殖列传》的民本倾向则属于民本位的思想，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民，而不是官。它是真正从平民百姓的利益出发，鼓励他们注重治生，生财致富，立身起家，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品位及社会地位。
《货殖列传》关注民生，并进而较详尽地讨论总结了治生之道、为商之术，以资借鉴。这一点也很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就要多为民众提供就业指导，尽可能地为民众大开就业门路。
对治生之道、为商之术较详尽的总结叙述，无疑对民众治生有直接重要的理实意义，无须接着细说。关于为商之术，前面已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现将文本中关于治生之道的重要表述摘录如下：“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径也。”“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文本标题“货殖”，司马贞《索引》引孔安国《尚书》之注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其意与文中所讲“治生”之意是一致的，都是取生财致富之意，而实际上我们可以对“治生”作进一步的意义延伸，从上面所讲的物质层面的治生推及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治生。精神层面的治生可以包括修德、治学、布道等。而事实上文本对这个层面已有涉及，尤其较具体地讲了富厚与品德的问题，例如传中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也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正如上面的引文所示，文本中作者是持一种富而有德的观点。作者并不反对道德，而是反对以德为本，以财为末。富而有德的观点自然有其偏颇之处，但另一方面却也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德，在外为道，入心为德，外化为行。没有财富，缺少财富，由德到行可能会变得不可能，或是将受到很大制约。我们在谈人的品德时，习惯上好忽略这一点。贫富与品德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的。将贫与德直接挂钩或富与德直接对立的做法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因而也都是不可取的。
文本中还有这样的论述：“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渐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这类言辞是安贫乐道的儒士所不愿意读到的，而这恰恰是作者专为他们而发的，是对他们基本治生的关注，对他们最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事实上，没有几个传统儒士——包括那些贫困不堪者——能以此为鉴，原因很简单，儒学思想在他们的灵魂中根深蒂固。司马迁在这里实际表达的思想是十分贴近现实的，人们确是应当鉴之而行。用今天的话说，人的个人实现是分层面的，物质层面上的个人实现如果做得败落不堪，还去津津侈谈精神层面上的自我种种，也确是让人可悲的事。
班固批评《货殖列传》“崇势利而羞贱贫”。虽是微辞，倒也道出了本传的思想倾向——以富强为务，以贫弱为耻。这里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该传是在贬低民众，尤其是那些贫弱之民。其实不是，因为贫弱与贫弱之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另一个方面去说，这不仅于民没有贬损，而是大有补益，能激励人们穷则思变，求取富强，而这同样是关注民生、以民为本的具体表现。
人天生都不是儒士，因而在儒学泛滥的过程中，历史总会赐予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萌芽，司马迁新异的经济思想便属此类。它不仅对实际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激励作用，而且对传统的儒学具有重大的现实规正作用，真正为后来者指出了一条富民强国的可行之路，虽然对这条路指得还不是太明。跨越时空，觅鉴历史，选择自我，服务现代，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去做的。
刘艳春 林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