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读《史记·秦本纪》，得秦史地问题共六项，下略为考证，请同行斧正。
一、西县
《秦本纪》载：“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西犬丘”即“西垂”，西周时期秦祖所居之地。西犬丘（西垂）在西县，《封禅书》记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义》说：“汉陇西郡西县也。在今秦州上县西南九十里也。”秦汉西县，在今甘肃陇南地区的西和、礼县一带。
《汉书·地理志》陇西郡下有西县，但未言始置年代，近年在西安北郊发现的秦封泥中有“西盐”，可知秦时已有西县。县的本义为悬，虽悬隔而有所属，西县之设，盖因秦祖所居西犬丘而来。
又，《地理志》言陇西郡有铁官、盐官，盐官之设当在西县。此是汉代情况，实际情况应早于汉代。今礼县县城东约20公里处有盐官镇，地名由来已久，与《地理志》可互相说明。推测秦祖所居西犬丘当距离今天盐官镇不远。
盐官镇一带，历史上生产食盐，盐井遍布，此地居民以生产井盐为业，至明清时期犹存。关于历史上盐井的情况，有杜甫《盐井》诗为证：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君子慎自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物理故自然。”
食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大概是秦祖居此、后设西县的重要原因。
二、大骆与骆谷
大骆为非子父。骆，本义为黑色鬃的白马。《诗·小雅·四牡》：“驾彼四骆”，《尔雅·释畜》：“白马黑鬣，骆”，说骆指的是白毛黑鬃的马。《说文》略有不同：“骆，马白色黑鬣尾也”，以为鬃、尾皆黑的白马。《广雅》则以为是红鬃的白马。看来，骆为马名是没有问题的。秦祖世为鸟兽之官，在《秦本纪》就有记载，如伯益、费昌、造父等，大骆之得名，应与马有关。在非子之前，秦祖已经有了养马的历史。
史载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于秦，号曰秦嬴。实际上，非子之父已经养马有名了，大骆之名即可为证。
《秦本纪》记载，大骆居于犬丘，但是钱穆等人却说骆谷与大骆有关，也令人不得不注意。钱穆所说的骆谷指的是今天陕西周至县西南的骆谷，即著名的党骆道的北口。距离槐里犬丘四五十公里。另外，在今天的礼县西南、西和县也有一骆谷，唐代诗人韩琮《骆谷晚望》吟道：
“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
其中的骆谷指的就是西和县的骆谷，此骆谷距离今礼县西犬丘也是四五十公里。由于距离与秦祖有关的两个犬丘都不太远，骆谷应与大骆的活动地有关。
关于骆谷与秦祖大骆的关系问题，我们在《陕西兴平槐里犬丘与秦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点线索》中论述较详，此不赘述。
三、人先山
《史记》注释说人先山有人先祠，又与秦有关，因此十分重要。
《封禅书》记载：
“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栎阳而祀白帝。”
《集解》引晋灼说：“《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如种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
《封禅书》明言畦在栎阳，但《集解》与《索隐》都说与陇西人先祠有关，原因当有二：第一，《封禅书》另载陇西有西，所祠亦为白帝，与畦同。第二，推测西、畦形制应相同，皆如田畦，中有土封。由此及之，秦五（西、齞、吴阳上、吴阳下、畦）的形制理应是相似的。
秦汉陇西西县就是今天的甘肃礼县，人先山当在今礼县，乃西所在。《汉旧仪》记载的形制，山上有“土人”，可能是泥塑一类，晋灼所说的“祠”，可能就是用来对“土人”遮盖的建筑物。白帝为上帝，古代祭祀上帝无有神主，并且以“人先山”名推测，所言“土人”乃人主。因此，人先祠应是宗庙类建筑，似与并无联系。也就是说，秦可能并无祠庙，与汉制异。
陕西有学者近年来一直在寻找秦遗址，以上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参考。起码可以知道，秦的基本形制是在高山之下，地中起封土，以为祭白帝之所。
人先山在礼县什么地方，笔者曾去信询问礼县的康世荣先生。康先生告知，在今礼县东大堡子山所处的西汉水谷地中，向东距离大堡子山约10公里处，北侧山脊中段为“祁山梁”，“祁山梁”南侧为“祁山堡”，二者之间的山谷中有九个小土堆，即《三国演义》所说的“祁山九寨”，当地群众称为“九堆土”，传说乃三国时诸葛亮所筑，是诸葛亮用来蒙蔽司马懿的“米山、面山”。康先生以为，此九个土堆可能是“畦”遗迹，当地群众有误解。
据介绍，这九个土堆，大如土丘，小如麦垛，相隔不远，修梯田时被夷为平地，现仅剩一座残迹。原来的土堆圆形，平顶，上小下大，顶端直径约5-20米不等，全为人工夯筑。
从“九堆土”所处的位置、形制来看，说为秦，有一定可能。若此，人先山必在“九堆土”北，与大堡子山同为一道山梁。
四、造父为穆王御
造父为秦别祖，以善御著名。《秦本纪》记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赵世家》记载：造父为穆王御，周穆王周行天下，曾经西至昆仑，见西王母。其文云：
“缪（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左传》昭公十二年：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之迹。祭公谋父作《祁昭》之诗，以止王心，王以是获没于祗官。”
屈原《天问》：
“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关于周穆王西行的全过程，《穆天子传》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有学者研究，周穆王西游的路线大致是：从今河南洛阳出发，越过太行山，沿滹沱河西北行，经由河套折而向西，经过甘、青边界，至昆仑山，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今帕米尔地区，最后抵达欧洲大平原（有人以为是吉尔吉斯草原）。周穆王西行，造父为其驾车，想必也跟随至此。此比文献与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秦祖的活动范围要大得多。
文献记载，秦祖直至春秋初年，还生活于陇山西的今甘肃的天水、陇南一带，襄公、文公时期开始翻越陇山进入关中。虽然在西周时期，秦祖也有可能在关中一带活动过，但是，如果往西，文献记载的秦祖的足迹是有限的。春秋中期秦穆公霸西戎，“开地千里”，也不会超过今天的兰州一带，拘泥于河西走廊以东。直至秦始皇时期，秦人势力最为强大之时，亦是“西尽流沙”，大致止乎此。
考古发现可能与秦祖有关的遗存，就是早年甘肃的同志所说的“周代遗存”，分布的范围西界至于今陇西县的西河滩。
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西周时期秦人的触角，向西似乎只到了今天的陇西一带，最远不过今临洮，也就是秦的陇西郡狄道县。
按照民族的分布情况来说，周穆王西行所经的冀北、晋北以及河套、甘青一带，西周时期是戎狄之域。周穆王所处的西周中期，冀、晋北部，乃后世所谓的“北狄”、“西戎”之域，而所经的甘、青一带则是古羌人的活动范围。
造父大约与大骆同时，虽然他不是秦人的直系祖先，但是既然秦别祖造父可以走向更西的区域，理论上就不能排除秦祖向西游弋的可能。或许在秦穆公霸西戎向西“开地千里”之前，秦祖早已涉足这一区域了。
五、流沙
流沙，《秦本纪》中乃秦之版图的西界。
流沙在古籍中常见，但是所指有异。
《国语·齐语》记载：
“（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瑜太行与辟耳之拘夏，西服流沙、西吴。”
流沙，钱穆先生说：“此流沙在今山西境。今平陆县东二十里传岩前有沙涧水，或是也”。
按，钱说以为流沙在晋南平陆，误。以理度之，此流沙指的当是今鄂尔多斯地区的毛乌素沙漠一带，不必拘泥。西河，指的是黄河。石枕，即《左传》等文献中的“实沈”，指的是今太原一带。《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子产）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国语·晋语》也记载：“实沈之墟，晋人是因。”几者的“食沈”都是指今天的太原一带。
太行，即今太行山，在晋东。卑耳山，在今晋南平陆一带。西吴，就是今天宝鸡、陇县一带的吴山，亦称山，郦道元《水经注》引《汉书·地理志》说：“吴山在县西，古文以为山也。《国语》所谓西虞也。”虞，吴通，西虞即西吴。由西河、实沈、太行、卑耳、西吴可以推测，此流沙指今陕、甘、宁、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一带。
流沙又可指更远的今甘、宁、内蒙古河西一带的沙漠地区。如《尚书·禹贡》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又说禹平水土之域，“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解释说：
“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郦道元注：“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与水流行也。”
又如《礼记·王制》说：“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河”，就是今天的晋陕交界段的黄河。按照《王制》所说，自今晋陕交界的黄河至于流沙，有千里之遥，以里程计，已经到达今天甘肃、宁夏的黄河以西的沙漠地区，约略与《禹贡》所指相同。在《山海经》中共有12处提到流沙，散见于《海内西经》、《海内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等篇，所指亦与《禹贡》相同。如《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
“国在流沙中者，墩瑞、玺唤，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氏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大荒北经》记载：
“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颛顼之子，食黍。有国名曰耐丘。有犬戎国。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犬戎。”
这些材料说明，先秦时期河西一带广大的沙漠地区，是被称作流沙的。
《秦本纪》所录的《琅岈台刻石》说秦土“西涉流沙，南尽比户，东近东海，北过大夏”。《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请注意后文中记载的秦地北界，是“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两相对应，《琅岈台刻石》所说的流沙必定在甘肃、宁夏的黄河以西地区，与上述文献记载的先秦时期流沙地域相同。
综上，流沙一词，大概是古人对西北方广大的沙漠区的泛称，但是历代所指，随形势而变化。
六、大夏
承上条。《琅岈台刻石》说秦北界“北过大夏”。关于此大夏地望，历史上有两说，一为服虔说，认为大夏在河东汾、浍之间，即今山西临汾—翼城一带。钱穆从此说。另外为杜预说“大夏，太原晋阳县。”晋代晋阳县即今太原市。由此，似大夏是今山西中南部的统称。同样的理解又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禹凿龙门，通大夏”。
有人对以上两说提出质疑，泷川资言《考证》引钱大昕说：
“大夏，《周书·王命（按会——笔者）解》‘正北空同、大夏’。《大宛传》张骞自月氏至大夏，其地也。始皇立石，声教之远，岂近取晋阳之地乎？”
笔者按，钱大昕以为今中亚阿富汗一带的大夏国，乃秦始皇琅岈台刻石所言的大夏，非，但是以秦始皇刻石所言不至于晋阳之地，却是有理的。因为秦始皇时代，其地已北至阴山，早已超出今山西一带。前引《周书·王会篇》，孔晁注曰：“大夏，西北戎”，以孔注及《海内东经》推量，所谓的“大夏国”必在今西北地区，就是秦汉文献经常提到的西域大夏国，与秦刻石所指的大夏不同。
在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曾经在今陕北、宁夏、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曾经建立大夏国。在今甘肃临夏一带，还有大夏县、大夏河。历史时期“大夏”一词所指颇为广泛，需要做具体分析。
董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