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研究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显学。法国学派主张找出和论述所论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联系与事实上的关系；美国学派主张打破事实上的联系，要求只要所比对象之间有可比性，不论被比的两者之间有无关系，双方在时间空间上再有差异，它们的长短大小文类甚至性质具有天壤之别，都可以在比较中找出二者的异同。不过，比较文学学科于对不同民族或不同语种之间的文学作比较。那是因为这一学科的创始者是西方人。欧洲本来面积不过同中国大小差不多，其中的一个国家也不过同中国的一个省相似，甚至它们的面积（任何一个西欧国家也没有新疆大）、人口（任何一个西欧国家也没有四川人多）不一定就赛得过中国的一个省。不过欧洲自古以来是一个民族分裂成许许多多小国的地方，因此它们谈起比较文学来自然就会超出国境，涉及国外的其他国家与民族。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向来是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主流。不然的话，中华文化也会像其他古代文明（如古埃及、巴比伦等等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如果不是用统一的汉字，而是各省各地区都用拼音文字来书写各自的方言，那齐国的话与越国的话，也是不可相通的语言。拿两地文学比较起来，不也是如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文学吗？于是，又有了文学比较一词，来定性同一民族同一语种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
文学的比较研究，本来古已有之。不过现代的比较研究方法，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它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是人们所熟知的一本书。其中扬李贬杜，并不是人人都赞同的。总的说来，把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运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来，而且作出较大的成绩，还是不多的。由是观之，吕培成同志的优秀著作《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一书，在这一课题上作出显著的成绩，就是值得称道的了。
这本书宏观地把问题放置在先秦的南北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它们的融会这一大的背景上来考察。众所周知，黄河与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在先秦时代，产生在母亲河两流域的同质的中华文化，其形式、风格、心理是有差异的。《诗经》的现实性与基本的四言诗格式，同《楚辞》的浪漫色彩与多言式句子，而且句中加“兮”，是很不一样的。到汉代，南北文化渐次融合，在这种融合之中产生司马迁这个伟大的人物。吕培成在这样的文化史详尽描述基础上，开展他所论述的主题，是很有气魄、很有见解、很有创意的。
《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一书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比较了屈原与司马迁两个伟大心灵的共鸣之处：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愤世情怀、共同的忠君思想和报国志向，而且他们两位的高风亮节都垂范于后世。说到两位的代表作品，即《离骚》和《史记》，书中引用鲁迅的话，指出《史记》乃无韵的《离骚》，于是，作者把诗体的《离骚》和散文的“离骚”加以对比着进行平行研究，是有根据的。指出：这两部伟大的著作，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都宣扬着彼此的进步历史观和政治主张，都抗击着邪恶，批判了现实，而且在文学上它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创造。这里的平行研究不是枝节上共同点探求，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两位伟大的作家和两部伟大的作品在实质精神上的共同特点。这不但显示了著作者的全局眼光和高屋建瓴的气魄，而且还在古典文学的平行研究中树立了一个好的范例。这是值得后学们学习的。
影响研究在不同的语种文学创作之间找寻事实上的联系，一般说来，如果没有确切的传播路线的痕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同语种文学间，尤其是一个民族的相邻时代的大作家中探求其间的传承与接受关系是比较容易的事。秦与汉相连，屈原与司马迁之间也不过相隔一二百年。秦汉时代，用竹木作书写的牍简，文学内容并不像后来那样复杂纷纭。因此两位大作家的直接文学关系是紧密的。司马迁不但在《史记》中专门写了《屈原列传》，而且从历史文学本身，继承了屈原的高尚的思想人格与文学精神气质的传统。《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一书特别专门探讨了司马迁对屈原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它从二人都具有发愤以抒情的美学思想，都有“爱奇”的审美追求，都有浓厚的悲剧意识，从这样几个特色出发，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评述。句句有根据，字字有来头，完全合乎影响研究的一切要素，来龙去脉，头头是道，着实是上乘的影响研究。
这本非常坚实的学术著作，特别对决定性的一篇《屈原列传》作了具体的评价，指出它是第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它在史源上和在历史与文学上都有极大的价值。尤其是《屈原列传》在我国的楚辞研究史上奠定了后人研究屈原的基石。如果人们把楚辞研究历史上所形成的范畴称为楚辞学是非常准确的话，那么，司马迁就是研究屈原的第一人，是楚辞学的开山鼻祖，他关于屈原的评价对后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另外，这本书还评述了后人在研究司马迁中的得与失，著者客观地指出近现代人们在关注《屈原列传》的同时，一股否定屈原、否定《离骚》、否定《屈原列传》的潮流的存在。但这场关于有否屈原其人，《离骚》是否屈原的作品，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是否可疑，等等，本书引用黄中模在《中日学者屈原问题争论集·前言》的最后一句话：一切“切实论证了屈原存在及其作品的真实性，肯定了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从而吕培成把自己研究的结论提到相当的高度：“经过这场激烈论争的洗礼，更进一步证明了《史记》及《屈原列传》的价值，证明了司马迁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精当深刻。也使我们进而看到了司马迁对屈原研究及楚辞学研究的深远影响，更加感受到史圣司马迁的伟大并倍增崇敬之情，也为我们中华大地能孕育出这一‘高山仰止’的杰出人物而自豪！”这一切说明作者是有识之士，《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一书是有识之作。
吕培成
二十年来《史记》研究的审视与思考
《史记》自流播以来，就以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宏博富厚的文化魅力深得历代学人的高度赞赏和重视，对其作者、文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历久不衰。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研究专著至少应有150种，论文亦应在1800篇之上。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过去历史的总和。研究者更是人数剧增，遍布海内外。这些情况表明，《史记》研究的热潮出现了盛况空前、方兴未艾的新局面。因此，对20年来的《史记》研究进行审视和思考，不论是对推动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还是促进《史记》学深入健康的发展，都大有裨益。这一时期的《史记》研究，可谓特点突出、特色鲜明。
其一，传统与现代并存互补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加快了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步伐，学术思想、学术研究出现了多元并存、相融互补的新局面。中国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但任何方法都受制于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及相应的学术理念，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中国学术史上长期存在的今、古文之争和其他不同流派之争即是明证。如《史记》三家注集前代学术方法、学术成果之大成，奠定了《史记》学的坚实基础。而宋代学术风气、学术方法为之一变，轻训诂考据而重于义理，其结果则是失却质实厚重而流于空疏。清代朴学之风大盛，虽成绩斐然，但泥于文字声韵训诂考据而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和宏观把握。20世纪初，王国维把刚刚发现的甲骨文运用于《史记》研究，从而把我国可考的历史上推至殷商时代，其学术成果令世界震惊。王国维并据此提出了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二重证据法”，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新发展，催生了一批新的重大学术成果。如陈直运用秦汉瓦当、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史记新证》、徐仁甫的《史记注解辨证》等。尤其是上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地下文物的频频出土，许多长期悬疑的公案得以了断。如银雀山汉墓、长沙马王堆、湖北郭店出土的简策帛书等，都为解决《史记》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
陕西是周、秦、汉、唐的建都之地，不仅有大量地面文物遗存，也有不断重见天日的地下文物。学者们利用这些文物获得了学术研究的大丰收。除单出的一批论文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大型丛书就有《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秦俑·秦文化丛书》、《秦文化论丛》等。这些成果解决了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也推动了《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徐卫民在《秦都城研究》一书中指出：“二十多年来，对秦都城的考古钻探发掘，使研究工作获得了一批史书上没有的资料。如对秦西垂（西犬戎）、秦邑的考察、调研及大堡子山的秦中字型大墓的发掘，为人们找到平阳古城提供了依据。”随着考古手段的丰富及现代科技的介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更可靠的实物和资料。段清波、张颖岚利用秦陵考古勘测的成果解决了《史记》中的“穿三泉”的千古困惑。司马迁在记述秦始皇陵的建设和规模时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这种极其简略的记载很难给学者们提供明确的概念。通过对秦陵的考古勘察，结合相关文献透露的信息，终于在2000年搞清所谓“穿三泉”就是解决地宫修建中层出不穷的涌水和保护地宫的排阻水工程。这一工程体现了秦人所掌握的丰富的地质知识、水文知识，在超大型工程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勘测技术和设计水平以及面对施工困难的应对策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墓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对此记载，千古以来人们也是或信或疑，莫衷一是。1981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谢学锦建议将勘查地球化学的贡量测量技术应用于秦始皇陵的考古。这项工作在多家科研单位的协同之下，运用多种仪器和科技手段，通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精确的数字处理等，在秦始皇陵封土上方发现很强的“汞异常”。不仅证实《史记》中关于秦始皇陵中埋藏有大量水银的记载是可靠的，也为推断陵墓座向、地宫位置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对于判断有关文献中秦始皇陵曾多次被盗掘、焚烧的说法是否准确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传统方法强调对文献的搜集校勘、对比、正讹、互证，并以此为解决学术问题的重要依据。尤其是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学者视野的开阔、获得资料信息能力的提高，传统研究方法对《史记》研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前，老一代的学者如陈直、季镇淮、金德建、程金造、钱钟书等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更令人欣喜的是中青年学者依此道径，再造辉煌。如陈桐生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赵生群的《史记文献学丛稿》等，都是极见功底的佳作。在《史记》的文献考据、文献研究方面，仅以对“正义”佚文问题的研究为例，就可以看到令人瞩目的新收获。田大宪在从事《史记研究集成》的工作中，发现了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中有一批《史记》“正义”佚文未见于中华书局校点的《史记三家注》本，后又查阅了张衍田的《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对照《史记会注考证》、《史记会注校补》等，新发现佚文计97条，其中部分佚文22条，全部佚文75条。他据此写成了《新发现〈史记正义〉佚文考》一文，提交给1995年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同类有影响的文章还有袁传璋的《程金造之“〈史记正义佚存〉伪托说”平议》，尤德艳的《〈史记正义佚存〉真伪辨》等。
可见，传统研究方法面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有其特有的作用，尤其是在它不断获得新的条件支持、不断吸收新理念的情况下，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学术史证明，要创新、要发展，新的学术方法及学术理念、学术角度至关重要。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建国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使不同时期的《史记》研究具有新的成就和特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引起方法论上的革命：传统方法与西方史学、文化理论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准确运用；心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学理的引入；系统论、价值论、比较研究等新方法的借鉴和尝试，促使《史记》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学者人数和成果数量都达到甚或超过了此前的总数，研究领域空前扩展。不仅在传统的文学、史学、文献研究、《史记》与春秋公羊学、班马异同论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而且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观、哲学观、经济观念、人才观、战争观、天文学、地学、民族思想、教育思想、宗教神话、法治思想、农业思想等多个领域。新的研究形式，如评传、汇评、词典、全译等都有多项成果产生。文化学视角和深度的理论思考也是此期《史记》研究的新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者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推出了一批力作，如韦苇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霍有光的《司马迁与地学文化》、惠富平的《史记与中国农业》、齐效斌的《史记文化符号论》等都展示了新方法、新理念的优势。
其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把《史记》作为百科全书来研究的新局面。纵观整个《史记》学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史记》问世之后，首先有人以“杂”病之，扬雄首先为之辩诬：“杂乎杂，人病以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桓谭、王充等人也肯定了《史记》内容的博大精深。至明代茅坤《史记钞·读史法》始有：“如长江大谷，探之无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举万代”之赞誉。迄于近现代，才多有研究者以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来评价《史记》。但从总体来看，仍然较为零散，距离真正自觉地把《史记》作为百科全书来研究差距尚远。近年来，以专著的形式对某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日见其多，而真正体现把《史记》当作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来研究，还应向那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全面挺进。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专家学者开始酝酿筹划此事，1992年在海内外专家的支持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宣告成立，策划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并初步确定了28项选题。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1995年出版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等11种。2000年又出版了《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司马迁与中国天学》、《史记与中国农业》等6种。先后出版的17种专著在选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以有组织、有规划、团队合作的方式成批推出的，这在整个史记学的研究史上也是空前的。其学术水平、学术价值、学术影响、学术意义也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许多研究者撰文予以热情肯定，如陈桐生指出：“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热更为学者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由此，《史记》研究的路子越走越宽。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史记》，揭示出《史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特殊价值。特别是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以28种的鸿篇巨，对《史记》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作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地毯式’研究，许多领域，诸如教育学、地学、农学、音乐学均属首次涉足。”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今学术著作出版的艰难，《丛书》尚有《司马迁兵学纵论》、《史记与中国医学》等13部已反复修改的成稿尚在急切地等待出版。
其三，多项集成性的大型工程开始进行。刘宋以迄唐代完成的“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多年的《史记》研究。迄于20世纪初期，研究者已多达数百家，研究范围亦颇为广泛，成果累累，时有精见卓识，然或为单篇成书，或多散见于名种评点札记之中，远非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这种局面呼唤着总结性成果的出现。近人张林楷曾致力于此，积数十年之辛劳，于20世纪20年代撰成《史记新校注》，但未及时刊行，鲜为人知。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亦致力于此，于1934年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这部书运用考辨、校记、解释、集佚、补正等多种手段，涉及史实、文字、词语、地理、人物、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方面的研究。其学术价值远远突破了“三家注”，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集成性、总结性，是继“三家注”之后《史记》研究的第二座里程碑。它对我国的《史记》研究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推动。30年代以来，几代学者为在中国出现一部能超越《史记会注考证》的著作做过不断的设想和努力，但由于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只能成为几代学人的憾事！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形成及大量学术成果的积累，多项大型的集成性工程开始酝酿并启动，为海内外广泛关注的《史记研究集成》就是在这部著作的定位、要求、形式、体例以及技术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摸索，定名为《史记会注会校会评》，简称“三会本”。向国家正式申报立项时定名为《史记研究集成》，预计总字数2500万字。为了保证该项目的完成，组织了包括陕西师大、秦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单位数十名专家学者的编纂队伍。陕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周鹏飞多次表达了对这一项目坚定不移的热情支持，并与副总编吴秉辉亲自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应该说，这是陕西出版界、文物考古界、高等院校及相关单位专家学者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合作。不必讳言，其间困难重重，难以尽述，但该项目在克服重重困难中稳步前进。截至目前，十二《本纪》已陆续进入二校、三校，年内可望与读者见面；十《表》、八《书》已完稿，陆续进入编辑程序；《世家》、《列传》已部分完稿，其余正在积极的编纂之中。
为了确保该书的质量，我们采取了多种措施：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为特邀顾问，利用多种机会通报情况，征询意见；多次组织编纂人员进行交流、研讨，规范编纂工作，及时解决编纂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新问题。通过编纂实践和总结探讨，在学术思路、学术要求上更加明晰，总的来说，就是要保证质量，突出特色。在具体要求上，一是要尽量占有资料，力求详赡。就此而言，我们艰苦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史记会注考证》加之《校补》共引用资料200余种，《史记研究集成》的《周本纪》引用资料已多达650余种以上，是前者的三倍。二是要“厚古薄今”，即是在反映现当代学术成果的前提下，尽力搜求充分利用、充分反映古代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力求给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更大的便利；三是强调编纂工作就是研究工作，对所利用的资料要认真研究，力求引用准确、精练，避免冗长、芜杂。四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做好按语，对相关问题做出精要的评价。五是强调对考古成果的充分利用，从而使该书在《史记》研究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总之，这部书要不负太史公，不负热切关注此书的海内外专家学者。
其四，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世界范围内的《史记》热正在升温。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巨大的文化影响和频繁的文化交流，《史记》很早就传到了国外。韩国学者诸海星指出：“《史记》传入韩国的时期可能不会晚于中国的东晋时期，即韩国的高句丽朝。”《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最迟也应在公元6世纪初年，足证日、韩的《史记》研究源远流长。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也特别活跃。尤其是日本的《史记》研究颇富特色，如1934年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韩国的《史记》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仅译介著作就达十余部之多，其中包括多人参与、历时十多年方可完成的《史记》全文的韩译工作。许多博士、硕士把《史记》研究作为论文的选题。此外《史记》传播的范围日益扩大，包括美、英、法、德、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译介《史记》，并研究《史记》。
20年来，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史记》热是空前的，国外的《史记》热也在不断升温。在这种新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下，《史记》研究的学术交流已成为方方面面的渴求。因此，大陆与港台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都空前活跃。这首先表现在交流内容的多样化，如信息交流、动态交流、方法交流、文字交流、学者之间的个别联系与交流，尤其是通过学术会议面对面的交流。港台、日本、韩国、美国等海外学者对此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仅以陕西省举行的7次学术会议来看，港台、日、韩、美等知名专家阮芝生、李伟泰、今鹰·真、青木五郎、小泽贤二、滕田胜久、渡边幸彦、杉山宽行、倪豪士、诸海星等多次参加学术交流。这些交流起到了开阔视野、更新方法、互促互动的积极作用，也促使《史记》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初步形成国际化研究的格局。
其五，团结协作，共襄盛举的新局面。自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术复兴的春天也飒然而至，陕西学术界及司马故里的韩城市于1984、1985年邀集国内专家学者两度举办《史记》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国内一批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也在积极策划、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1987年，著名《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邀请部分专家在京举行《史记》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季镇淮先生向学术界发出了“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的呼吁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一呼吁不仅奠定了此后《史记》研究者团结协作的基石，也成为此后在全国学者支持下成立的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奋斗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仰仗于学界的精诚团结，协作互动。《史记》研究界广大的专家学者给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广泛有力的支持，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也始终把加强与省外专家学者的联系放在重要位置上。比如，聘请孙达人、韩兆琦、宋嗣廉、尚永亮、施丁等为特邀顾问；聘请可永雪、陈桐生、赵生群、俞樟华等为特邀理事；在编纂《史记研究集成》这一更需要集思广益的工作中，专门设立了一个编纂指导委员会，韩兆琦、宋嗣廉等十多位省外专家都是这个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在已经出版的17部《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中，省外学者的著作占到一半。此外，还与港台及海外的学者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有了这种真诚的团结、友好的合作，陕西自1988年以来，成功举办了7次大型学术会议，出版了《司马迁与史记论集》6辑，加之《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专为会议出版的增刊，共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版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等专著二十余部，在全国同期的学术成果中，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些工作为海内外同行提供了学术交流、学术探讨、切磋砥砺的平台，其学术成果也推动了整个《史记》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这种精诚团结、合作互动的新局面体现了新时代学术研究的特点，这在整个学术史上都是空前的。对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发扬光大。因为这体现了高尚的学术风范、宽阔的学术胸怀、无私的学术品格、纯正的学术精神、自觉的学术责任。对已往而言，是学术经验的结晶，对以后则是可贵的行动指南。
《史记》一书，博大精深，《史记》研究任重而道远。回顾20年来的《史记》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多有存在。
司马迁论及撰写《史记》的目的时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就是说，《史记》不仅仅是对三千年历史的记述，而是其思想的载体。这里包括了作者对三千年历史的哲学思考、全方位的政治思考和文化总结，也包含着突破各种世俗流行观念的独到思想。司马迁的上述表述，是撰著这部书的高标，也应成为我们解读这部辉煌巨著的钥匙。就此而言，目前的研究现状距此尚远，仍须努力。
20年来的《史记》的研究，经历了为时不短的方法论的争论和实践。对不同方法的认识和运用也都日趋成熟，但仍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就传统方法来说，常常存在的问题是仅关注于研究对象的某个局面甚或细部，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构筑了人为的藩篱，割断了局部与整体之间、不同的层面之间、不同的视角之间的联系，这对研究《史记》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来说，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求研究工作要站在新的高度，要有广阔的视野，把它放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性的思考。运用新方法、新理念，虽则硕果累累，但往往缺乏传统研究的功底，重阐释而轻考据，这往往又使其阐释表现出主观性和随意性，甚至拿一些新概念、新术语生搬硬套，失去了学术研究的严密性和严肃性。总之，新方法和旧方法不应该看作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论中其实也包含着认识论，只有互相吸收、优势互补，才能推动方法论的革新和新的学术成果的产生。
谈及当今的学风，人们多有不满，多有议论。传统的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心浮躁、急于求成、只重产量不重质量，成为普遍的现象。有些文章专著，洋洋大观而空洞无物；有的则是旧调重弹了无新意；选题重复、内容雷同的“成果”时有所见；甚或把剽窃、抄袭、拼凑当成“多、快、好、省”的治学途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些非常复杂的原因面前，有人是追风而自足，但也有不少学者则是明知其非而又深感无奈。尽管上述种种情况远非学术研究的主流，但已为害非浅。为此，我们应该呼唤严谨求实的学风，呼唤扎实认真的态度，呼唤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呼唤学术的良知，呼唤科学地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应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精神来研究《史记》。
吕培成毛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