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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往事悠悠

有色彩的绘画将进入一个音乐的时代……一个人当他还没有搞明白一幅画所表现的是什么之前,他也会立即被其富有魔力的色彩和谐所吸引。

——保罗·高更

题记:您和我一样,是个苦命人

——文森特·梵高致保罗·高更

1848年是欧洲历史上动荡的一年。众所周知,第一次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法国巴黎正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焦点。

1848年2月,在啼饥号寒中挣扎度日的巴黎工人为改变困扰他们的悲惨生活,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封建暴君路易·菲利浦“七月王朝”的君主统治,成立了第二共和国。然而,革命胜利后的政权被资产阶级所窃取,工人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丝毫也没有改变受奴役的地位。

6月,愤怒的巴黎工人举行起义,但是由于孤立无援和缺少经验再次失败了。

12月,路易·波拿巴利用各种政治派别势力之间的矛盾,采用欺骗的手段发动政变,当上共和国总统,随后他强化政权,解散议会,屠杀镇压民主力量,并在军阀、银行家、大资产阶级的拥护下,恢复了君主专制,自封为法兰西皇帝,成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就是在这风谲云诡的政治局面中,1948年6月7日,保罗·高更这个被今人称为不朽天才的画家,出生在巴黎圣母—德—洛莱特大街52号(今56号)。

小高更的父亲克劳维斯·高更是奥尔良酒商的儿子,虽然他生长在一个传统而又保守的中产家庭,性格也较为内向,但是在后来却成为一位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在大学攻读完新闻专业后,便在激进的《国家日报》当记者,思想强烈地倾向共和政体。他的家族在历史上平庸无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事迹……

正同小高更父亲那平庸无闻的家族史相反,母亲阿丽娜·玛丽家族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辉煌过。

她的祖先是西班牙东北阿拉贡王国波吉亚家族(15世纪至16世纪在意大利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家族),这一家族大约在16世纪皮扎尔时代就已迁居秘鲁,历史上秘鲁的几届总督都是这个家族的后代。这是一个具有数个爵位殊荣的名门贵族,这个家族一直是该国家领导阶层的一部分。在利玛和阿雷基帕拥有大量的产业。

阿丽娜·玛丽以自己的西班牙贵族血统为自豪。她不但在形象上有西班牙的特征,还继承了西班牙人的气质和骄傲。并且她将这一特征全部遗传给了她所爱的儿子——保罗·高更。正由于这一直系亲属的关系,高更也同样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出身和原籍。他相信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印加人的血液。事实证明,高更在其以后的成长岁月里,最终是寻找他的根,他的祖先的影子去了。

高更的外祖母家姓莫斯塔索,外祖母的父亲莫斯塔索是驻扎在秘鲁的西班牙军团的一名上校,年轻时因浪漫地与一位法国姑娘结婚,而遭到了家庭的谴责。而后在西班牙生下了高更的外婆,弗洛拉·特里斯坦。

弗洛拉·特里斯坦热情漂亮,性情狂放不羁,脾气像燃烧着的火焰般热情激烈,没有什么能够约束她的行为,或者使她屈服。从日后高更那坚定的品格来看,似乎更像他的外祖母。

不幸的是弗洛拉·特里斯坦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只好带她返回法国的娘家,并在那里无忧无虑地长大了。后来她在石印艺术家及雕刻家安德烈·萨扎尔的作坊里当了一名着彩工人,不久,这位从奥尔良来的石印艺术家就疯狂地爱上了弗洛拉·特里斯坦,二人喜结良缘。

从此,命运开始转变,弗洛拉·特里斯坦这位在殷实环境里长大的女子,开始步入苦海。

家庭教养和成长环境的差异,使她难以和丈夫萨扎尔和谐生活。特里斯坦任性好强,桀骜不驯。而萨扎尔性情暴烈,霸占欲强。为重新寻找自由,特里斯坦毅然离开丈夫和家庭远走他乡。尽管她当时还有孕在身,而且还领着第一个孩子。

在出走数年的岁月里,她尝尽了人世间的艰酸。她始终过着没有温饱,居无定所的流浪冒险的生活。她和孩子们曾流落到大不列颠、西班牙、印度等国家,那是一条不堪回首的流浪路线,最终她流落到利玛。

婚姻的失败和求职谋生的艰难,在弗洛拉·特里斯坦的思想中萌发了一种要改变当时社会制度的愿望。在她重返法国后,她响应“圣西门要改造当时社会制度”的号召,成为一个19世纪典型的激进论者,一个精力旺盛的思想家,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和选择始终坚持不懈,并勇于冒险地去进行实践的政治家。

她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工人运动,为欧洲民主革命而奔波不休。她提倡以高贵纯洁的爱来增进生活的快乐,向往组织一个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她像所有的政治领导者一样,四处演讲,足迹踏遍了整个法兰西大地。她还著书立说,在报刊上撰写文章,进行鼓动宣传,以引起大众的注意与共鸣。《一个被排斥和被蔑视的女人的长途跋涉》便是她写的一部著名的回忆录。弗洛拉·特里斯坦文笔生动活泼,情感色彩浓重,极受当时读者广泛青睐。

依照她的个性,应当永远归属于那种激进派。她决不接受中庸的改良之道。贫困的市民拥戴她,上流社会却憎恨她,但是对于她超人的组织和工作毅力,充沛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却无不赞叹!任何挫折、侮辱、讥讽和唾弃,甚至是武力干涉也没有使她改变信仰和意志消沉。事实证明,高更正是继承了外祖母这些不屈的个性而走上艺术之路的,甚至走得更远,更执著。

然而高更的外祖父安德烈·萨扎尔(石印艺术家、雕刻家)却是一个自私的人。当他一心想让这个具有特殊气质,在当时社会颇有名气,历经苦难的妻子回心转意时,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后来他竟恼羞成怒,持枪射击妻子。妻子受伤,他自己也锒铛入狱,被法庭判以20年苦役的重刑,此事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尽管如此,弗洛拉·特里斯坦并没有半点气馁。康复以后她反比以往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展现在她面前的事业中去。她不仅发表了一些言辞尖刻,抨击时政的文章,而同时又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影响着。正当她竭尽全力为信念奔波、劳碌、斗争的时候,旧创复发,在波尔多逝世。

如今在波尔多墓地,有一座工人们为她建立的纪念碑。人们非常敬仰她、怀念她,因为她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一段法国发展史,特别是创立了工人联盟。这是一个伟大坚强、具有不屈精神的女性。她的斗争精神和顽强骄傲的品格对高更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高更的母亲阿丽娜·玛丽是个外表灵活欢乐,性格开朗,而实际上却是一位温柔依赖型的女性。她是在陪同母亲巡回讲演时,在波尔多认识克劳维斯·高更的。

克劳维斯·高更世代居住在奥尔良,家族大部以园艺和酿酒为生。他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任职于《国家日报》,不久即与阿丽娜·玛丽结婚并定居巴黎。1846年生下长女玛丽,1848年6月生下高更。

曾养育了无数绘画大师的巴黎此时正是资产阶级各派争权夺势日趋激烈之时,人民为争取生存权利和对封建王朝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势变幻莫测,市内经常有巷战发生。阿丽娜·玛丽就是在这惊恐万分的生活中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艰难度日的。可以说在高更最初的童年生活中,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场景使他童年的记忆糅合了对暴力革命的难忘印象,并由此而给他幼小的精神上带来一生的创痛,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一直在极力寻找一个和谐、宁静的乐园,用以抚平童年的伤痕。

《国家日报》在政治斗争中战战兢兢地维持着,克劳维斯·高更根本没有机会在报端发表具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文章。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51年称帝时,他所参加的卡芬雅克的共和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克劳维斯·高更惊恐不安地带着妻子儿女逃往国外,并准备在国外建立报社,继续宣传他的自由、博爱的思想。

4岁的高更似乎已明白家庭的处境,他的一双具有典型的西班牙特征的大眼睛,总是若有所思地观察着这个纷乱的世界,他那日后引以为自豪的大鼻子,特点分明地嵌在脸上,显示出他的倔强、骄傲和敏感。“小高更总是乖乖的,悄悄一个人摆弄一些小玩意。”后来,他母亲曾回忆说。

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举家迁往秘鲁,去那里投靠阿丽娜·玛丽的声名显赫的家族。他们是怀揣着多少美好的憧憬踏上远行的路啊!

可是海上的航行是那样的不顺利,在全家乘船前往秘鲁的途中,1851年10月30日,在麦哲伦海峡的法来民港,小高更的父亲因心脏病猝发而突然去世。可怜的高更同她的外祖母一样,都是在4岁这个年龄上失去了父亲的亲情,这难道是命运的一种巧合吗?

失去丈夫,孤苦无依的阿丽娜·玛丽被这意外的打击弄懵了,那些美好的梦幻像泡沫一样转眼即逝。这使她陷入在绝望中求生存的境地。

“母亲是高傲的,也是坚强的,她在柔弱中禀赋了外祖母的气质”。高更在日后谈到他美丽、善良的母亲时,曾这样深情地说过。“她告诉我们不要哭,我们要继续前行,一直到那个被称做‘利玛’的地方为止”。

4岁的高更的心灵,本该是天真而烂漫的,但残酷的现实不但使他失去了安稳的生活,而且还毫不怜悯地夺去了他至爱的亲人。他惊恐,他憎恨这个社会带来的所有不幸。但同时母亲的坚定沉着和一往无前又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初次懂得了坚定不移的意义和勇往直前的决心。他和姐姐抹去泪水,陪着母亲安排好父亲的后事,她们继续前行,到那一无所知的地方……

别离了失去亲人的痛楚恐惧,别离了生养他的故乡巴黎,小高更随同母亲和姐姐,于1851年终于来到了他一生都魂牵梦萦的生活乐园——秘鲁利玛。在这块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上,他的心灵深处初次感受到了人生的甜美、和谐的珍贵。他似乎已把握住他那遥远而又古老悠久的祖先的脉搏了。他知道这块土地上流淌着同他血管里一样的血液。他把整个心都献给了他——他所倾慕的祖先。在这里他寻找到了他的根(这或许就是他日后不肯舍弃的幻想)。

1851年他们全家到达利玛后,受到了特里斯坦·莫斯塔索家族的热烈欢迎。阿丽娜·玛丽带着孩子们住在母亲弗洛拉·特里斯坦的老家。接纳她们的老曾舅公唐·标·莫斯塔索,当时已有100多岁的高龄了。他因经商发财,是利玛著名的首富。阿丽娜·玛丽一家置身在一个金钱和权势建造的天堂之中。家族显赫的背景使阿丽娜·玛丽和她的孩子们的生活终于从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出,而过上一种自在、安详、宁静而快乐的生活。

小高更实实在在地品尝到了同乳汁一样甘甜的生活美满。可爱的利玛!

也许是经过万般苦难而得来的幸福实在不易,当小高更面对他眼前欣欣向荣、殷实富足的生活图景时,他的内心激荡着难以遏止的激动。“那是一座多么生动有趣的城市啊”。

“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别有韵味,每一条铺满青砖的小街,每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房子,仿佛都在引导我走进童话中的世界”;“那里的天空很少下雨,明澈如水般的蓝天,鸟儿自由飞翔,在树林中鸣唱……”

可以说,对于小高更来讲,利玛的河水、天空、房屋甚至一草一木都洋溢着非同寻常,充满着战栗的生命感。他记忆非凡,过目不忘,即便在以后他还依旧清晰地记得利玛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条小街和景色,他仿佛要把这里的一切都用心雕刻在他永不磨灭的记忆中。

曾舅公家是一座造型别致,新颖豪华的建筑,院中的景物令他心驰神往。我们前面说过,高更的外祖父虽性情暴烈,但他却是个在当地相当出名的石印艺术家和雕刻家。或许是外祖父艺术家特有气质的遗传吧,高更从小便十分酷爱那些具有艺术特征的艺术品。神圣教堂顶端那个木头雕刻成的装饰图案,令高更心醉神迷,家中收藏的银器、陶器及一些装饰品更让高更百看不厌,爱不释手。

当别的孩子们在花园中嬉戏玩闹的时候,小高更却时常孤单单一个人在偌大一个摆满艺术品的屋子里,面对那些瓷器或陶器的,有着奇特造型的小东西,小玩意儿,默默赏玩,一玩就是个把小时,而对外面热闹的世界置之不理,充耳不闻。

高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她的母亲有时对此惊讶不已。

童年的高更虽不太爱说话,但十分惹人喜爱。他穿着得体,极像父亲的额头显示着某种智慧,而那骄傲的眼神,却永远是他外祖母的依托。他的身边有一个黑女孩和拖一条辫子的中国童仆与他一起玩耍。

按照习俗,黑女孩每天拿来教堂里的那块小地毯铺在地上,然后人们跪在上面来祈祷。而那个中国童仆特别会熨烫衣服,他对小高更的服侍胜过他的许多表兄,他们相处得很好。尤其让高更感到好奇的是中国童仆那甩来甩去的辫子非常有趣,由此他也听到了点滴有关东方神秘神奇的故事,在高更幼小的心田里,仿佛已模糊感受到了遥远东方国度里的某种启示,那种神秘,如我们今天所知,正是他所愿意探索和喜爱的。

有一天,母亲以为小高更迷路走失了,泪流满面地四处寻找,是这个中国童仆在食品店里发现了他。他当时正若无其事地坐在两个废污桶中间,漫不经心地吮吸着一根甘蔗。

“因为利玛少雨,所以每幢房子的屋顶就是一个平台。城市里一般人家都喜欢在上面豢养一条狗,用锁链拴住它。每天主人或房客都要喂一些简单的食物给狗吃。有一次,我和姐姐还有那个黑女孩在一间屋子里睡觉,房间的门朝着院子开着,睡到半夜,突然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我们惊讶地发现,对面平台上的那条狗正慢慢地走下楼梯……”

“只看见皎洁明亮的月光静静地倾洒在院子里,星星也在幽幽地闪烁,我们三个紧紧地屏住了呼吸。注视着那条慢慢走近的狗……还好,过了一会儿,狗又安静地回到平台上了……”

在高更的一生中,在利玛的这段生活就是天堂中的玫瑰,是那样的芬芳和高贵,每一个细小的,甚至并不鲜明的场景在他眼里都是那样地动人、难忘。是的,这里是他灵魂中永远纯洁的伊甸园。在他以后成长的岁月里,童年的这片净土和乐园便一直吸引着他用生命去寻找一种平和、朴实、原始、纯洁的神奇意境。

当然,秘鲁贫富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悬殊的,文明和野蛮所交织的生活景象也长存于小高更心头。

1855年,快满7岁的小高更在利玛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不得不匆匆结束了。他的祖父在奥尔良过世,他在遗嘱中声明要留给高更母子一些遗产。母亲得此消息后,带着孩子们欣然返回法国继承遗产。可是,当她们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来到奥尔良老家之后,才发现祖父留给她们的遗产是多么的微不足道。靠这些遗产是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的。她们在奥尔良定居下来,只有靠叔叔的帮助,生活才得以维持下去。

就在阿丽娜·玛丽带着孩子离开秘鲁这一年,利玛的曾舅公也命归西天了。他生前答应留给她们母子的遗产也因她们未在身边而被其他亲属给侵吞了。

生活是这样的变幻莫测。盛开的鲜嫩的花朵转瞬间就枯萎凋谢了。当在利玛天堂般的乐园已生活了整整4年的高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生活差距和变故时,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昔日豪华的巨宅,丰盛的美餐,成群的奴仆,悠闲的贵族生活就像烟花一样过眼而去,永不复存在。她们仿佛从天国返回了人间,从过去4年来梦幻般的生活中回归到如今再也真实不过的——普通、清贫的生活当中。

阿丽娜·玛丽,这位性情坚定而又高傲的母亲,以自己顽强的个性默默地接受着生活和命运赋予她的再次磨难。她平静地对待着命运夺去她的丈夫,夺去她幸福安乐的生活的悲惨境遇,坦然迎接劳作、贫穷所给予她的生活重任。

细嫩的双手结出了厚厚的老萤,端庄典雅却又白的脸庞被风吹日晒折磨得粗糙不堪。但是贫穷拮据的生活使阿丽娜·玛丽在磨难中越发的刚强、勤劳、勇敢起来,她担负起所有的生活重担,用自己博大的爱心为她的孩子们擎起了一方无雨的晴空。事实说明阿丽娜·玛丽是位伟大、坚强而无私的好母亲。

此时的高更已开始在一所寄读学校读书了。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和艰辛,母亲的奔波和劳累,使他越来越怀念在秘鲁的美妙生活。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图景在他心中构筑成翻滚的洪流,一次强过一次地冲击着他幼小的心房,他切实感受着这种深刻的矛盾、痛苦、失望,憧憬所交织起来的煎熬。由此,小高更变得郁郁寡欢,但格外的敏感,懂事,他已知道帮助母亲去做些他所能干的事了。

每当他做完事,便悄悄地躲在角落里,呆呆地遥视着前方。有时手中还拿着个从利玛带回来的小陶器,这更是他心爱的东西。他觉得回忆使他拥有一切他渴望有的美好东西。

在高更幼小的心灵中,利玛大自然美丽柔和的情调,狂欢节里迷人的强劲舞姿,色彩艳丽的各式服装,南国浓郁的风土人情,还有那些他为这着迷的做工精细的装饰品,黑女孩和拖着条长辫子的中国童仆……这一切确实令他心醉神迷,难以从记忆中抹去。

当他走在奥尔良那条破败的小街上的时候,他的心中刻画出的是利玛的那条景色清幽的古朴街景;当他回忆身着华服,姿态雍容的母亲端坐在那里给他讲许多古老故事,而今日却在为生计疲于奔命的时候,他无限伤感地回忆起母亲在利玛所度过的闲适的贵妇生活。

当我母亲穿上利玛的服装时,绸纱蒙住了她的面庞,显得那么朦胧美丽,在仅露出的眼睛上,我看到了温柔善良、和蔼可亲的目光。看上去她是那样地高雅端庄,美丽圣洁,犹如一尊高贵庄严的神像……

面对困难,母亲的沉着冷静深深地影响着高更。他从母亲那里懂得了面对现实的坚定信心是多么至关重要。“母亲总是告诉我们,只要努力,我们便会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的”。“以后会好的”。她总是这样说。

可是当小高更学着用母亲一样的勇气来面对生活时,他又不由得感到有些灰心丧气。失去了父亲,口操西班牙语的小高更此时在一所寄读学校读书,语言不通时常引来同学们的嘲笑,他的服饰也有时招来同学们的调侃,而思想兴趣、爱好更是与周围孩子们毫不投机。他无时不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同学和环境竟是那样地格格不入。他感到他稚嫩的心灵受到了伤害,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对远方国家神奇快乐生活得更深切回忆,越发使他感受到眼前的学校生活是多么的痛苦、拘禁和限制,简直像炼狱一般,难以忍受。

因此,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沉默寡言。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他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他不愿去和别的孩子一起游戏、交谈,他只是更强烈地一遍遍地在内心深处不断重温着他在利玛所度过的快乐生活。

高更的老师很快便发现了这个具有独特气质的学生与众不同之处。他曾说:“这个孩子将来不是出类拔萃,则必一败涂地,绝非中庸之辈。”可见,年纪尚小的高更已显示出他的特质禀赋。这是许多伟人都曾具有的特殊气质。

1857年的某一天里,已9岁的高更在看一幅“描绘一位拿着手杖,肩有包的旅行者”的画。这幅画上的内容和情节简直令他痴迷入狂。他仿佛又找到了过去生活的影子,他曾梦想过用手帕包着黄沙,挂在棍子上,跑到森林中去。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心中总是有一种要出走的奇怪欲望,而这幅神奇的画正满足了他这种欲望。

是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欲望伴随了他一生。他总想着远离人类,浪迹天涯,憧憬远方,寻觅异国情调,最终找到童年时代在利玛失去的乐园。

还是在高更很小的时候(尤其在利玛生活的那段时期),他便很喜欢一些造型考究、别致的艺术品和建筑物,而对陶器的热爱更甚几分。在利玛时,他的房间里便摆放着具有多种多样装饰图案的陶器,他喜欢它们,甚过于同其他孩子嬉戏。回到法国后的高更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甚至这种兴趣和爱好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的膨胀起来……因为高更自小喜欢离群,所以当他面对这些他所珍爱的艺术品时,更是自得其乐,赏玩不已。后来,他竟亲自雕刻起一些东西来。他的母亲发现,她心爱的儿子常常用他那双修长的、略带神经质的手在树干上雕刻了许多图案,有花鸟,有虫兽,甚至还有人物;有时他也在刀柄上刻上一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梦想”。

这些他最初雕刻的作品里,满含了少年高更心中对神奇古老土地的思恋和梦想,他是在用心来刻画他心中灿烂的图景的。

周围的邻居对于他的这些雕刻也是既惊讶又赞叹,他们说:“这孩子将来定能成为一个雕刻家。”

正如人们所预见的那样,高更最终成为和他外祖父萨扎尔一样的著名雕刻家,并且他的雕刻艺术影响非常深远,这是后话。

高更的这种自小显现出来的艺术天赋令他母亲欣喜不已,而当她看到高更从小反映出来的精于计算的经商之道时,她却只有感到奇怪和惊诧。

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时,小高更总是善于计算,总是会在交换物品上以少换多。虽说他不善言谈,但当他说出话时,机智伶俐,言语尖刻,使人无法辩驳。

是的,正如他的血统一样,他的天赋是多方面的。西班牙贵族血液和印加人的血液融会在一起,使他的生命中揉进了文明和原始的结合。高更是聪明的,但同时又是固执、自傲、目空一切的。

1859年,高更11岁时被母亲送进了小神学院寄宿学习了一段时间。那是个驯服个性的传统堡垒。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年纪尚小的高更便已经充分开始绽露出他非同寻常的个性意识。

尽管他在那里开始接受教育,并令他进步很快。但是铁笼般沉闷的环境令他骚动敏感的心灵感到痛苦不堪。虽说他后来也曾指出这里最初的教育对他精神的发展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

我在那里从幼年开始就受到教育,要疾恶如仇,憎恨伪善、说谎和搬弄是非这三种不道德行为。凡是违背自己本能、感情和理智的一切事,都不可去做。……但是我在那里总是将自己的心灵封闭。我不断地细心观察老师们的各种做法,并且不断地做一些恶作剧给自己制造出种种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驱除寂寞和苦闷。而往往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都要全部由我自己负责。可是被老师发现是极偶然的,一般地说,我也认为这样尝试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从这段自述中可知,幼时的高更已开始越来越不同于其他的孩子了。后来他又转到巴黎的一所普通中学读书,最后又返回了奥尔良,在一所学校注了册,成为该校的学生。在上中学期间,虽然少年高更,和其他同学们一样过着集体生活,但是由于他的独特丰富的经历和宽阔的眼界,使他觉得自己比其他同学的思想要更为成熟和敏锐,处事更为沉着老练。他自命不凡,孤芳自赏。而他的西班牙和秘鲁血统也确实留给同学们许多神秘的色彩。他的为人处世的许多学问让他的同学佩服不已,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个人阅历所带来的许许多多更引人入胜的神奇故事,使他们更是对高更孤独清高的行为欣赏倾慕。高更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小追随者。因此,他的刚愎自用,做事果断的行为,使他在伙伴们中间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和权威性。

在这时,当有人问起他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时,他的答复是想成为一名周游世界的水手。

尽管少年高更有着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外表冷峻,内心孤傲,令人难以接触,但他的心灵深处一直不断追忆儿时在利玛所度过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浪漫快乐的生活。这是种朦胧的,但却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强烈欲望。因此,他说他选择水手的职业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正是这一职业可以使他实现周游世界的梦想,去找寻他儿时的乐园,儿时的美梦。

面对大自然,他有种无法解释得清楚的眷恋和情意,他喜欢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而大自然的万物正给予他焦渴心灵以沐浴。他感到他的心灵和梦幻唯有对大自然,才有可能聆听到。还是在寄宿学校读书时,他便时常漫步在校园里一小片清幽的树林中。无论是晨曦初上,还是夕阳晚归,他都留恋这块清新芳香的土地。他看鸟鸣鸟飞自由呼吸,心中便有十分的伤感。回想自己单调乏味的枯燥生活,心中满溢着由失望和向往所交织起来的复杂感情。

而恰恰这时,一首古老的秘鲁歌谣从他的灵魂深处翻滚而来……

多情的花朵吮吸细雨,

香新的空气如此干净。

世界让你来将我们变得更加清晰,

世界让你来将我们变得更加美丽。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我们不会将你放弃。

是的,高更是多么渴望自己的美梦成真。

高更在学校读书一直到17岁。两年的预科学习使他觉得忍无可忍。而循规蹈矩的家庭生活也使这位雄心勃勃,不甘寂寞的青少年觉得沉闷不堪。这一年他突然决定放弃学业,离开家庭,做一名水手,去海上过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那将是他梦寐以求的全新的生活,他想象着自己将在那里实现那长久萦绕在心中的梦想。

母亲对高更的这种被看做十分鲁莽而又轻率的决定感到焦急万分。她几度苦苦劝告儿子放弃出海当水手的念头,而安分守己地好好念几年书之后,再另图打算。但高更决不再到学校读书了,他觉得那里束缚了他所有的欲望。母亲只好妥协,退一步说先让高更进一所海军学校,经过一番必要的海上航行的训练之后,再谈上船出海的事。

但是母亲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劝告被高更一口回绝了。这种做事果断,不容商量,我行我素的行为是高更典型的秉性,当然包含着他长久以来的成熟思考。他很快地谋了一个在商船上工作的差事。他一心想出走,这次终于走向海洋,实现他在幼年时就萌生出来的对大海的痴迷与思恋的梦想。

1865年12月7日,高更终于如出笼的小鸟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团结工会的商船“卢齐塔诺号”,当上了一名客轮见习生。随着这艘商船来往于勒阿弗尔港与里约热内卢之间,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航海生活。

海,是多么神秘的地方啊!高更自小便无数次地在心中描绘了他美丽英俊的,而又朦朦胧胧的容颜。他还编写过许多关于海的神奇美妙的,在他心里吟诵了无数遍的故事,……而这一切都将变为真实的,可见的,可闻可嗅可摸可触的了,他终于可以第一次扬帆出海了,终于摆脱掉了一切条条框框的限制,面对大自然,融入大自然,在大自然中自由欢唱了,他多么激动,多么兴奋啊!

蓝天碧透,海鸟浅飞,一望无垠的大海在他面前无限的展开伸去,博大、壮阔、丰富、深长的音乐久久环绕着他的心房,他被眼前崭新的天地震撼了!他感到他身上一切沉重的意志如今都飞翔了。轻轻地飞翔了……他由心灵深处触摸到了“解放、解脱”的伟大意义。从而他又不由自主地——和在利玛时一样——“神迷心醉”起来,他仿佛找到了过去儿时生活的影子。而这正是他渴求找寻的根。

在船上,高更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年轻的二副。他经常向高更讲述他许多充满神秘而又浪漫色彩的、他个人在海上航行的传奇而又非凡的经历。高更被他迷住了。

每当夜深人静时,船依旧默默航行,四面的海静寂无声,而头顶上的月亮和星星却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古老而迷人的故事。就在甲板上,面对这夜的宁静,高更总喜欢缠住二副,和他呆上一刻钟,听他讲一讲关于他自己的传奇经历。

有一天夜里,他向高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他在一艘小船上当水手时的故事。

“我们的这条船,在大洋洲的航线上进行了数年之久的长途旅行。那是一艘货船,往各国运送各种货物,有时,也免费携带一些私人的东西。”

高更竭力靠近二副,仔细倾听他娓娓道来的每字每句。

“有一天,我在清洗甲板时,由于不慎,连人带拖把一起跌入海中。甲板上发生的一切却无人发现,货船继续向远方驶去,我被抛弃在了汪洋大海之中。”

“啊,扔在海洋里去了?一个人?”高更失声喊道。“快说,快说,后来怎样了?”

“我一直没有松开手中的拖把,你知道,人面对死亡时,那种求生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就是靠着这个拖把,我在太平洋里,竭尽全力挣扎了整整48个小时……”

二副停下来,顿了顿,抚了抚高更已有些冒汗的手,接着说:“感谢上帝!还好,一条驶过的轮船终于发现了我,我被搭救上来。”

高更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继续蛮有兴致地听下去。

“后来那艘船行至中途,停泊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休整,水手们都下船登上岸去,我也和他们一样登上了那个小岛。那真是一座美丽的岛屿啊,当地土著岛民那热情的款待深深感动了我,他们那奇异的服装民俗吸引了我,我乐而忘归,在岛上逗留了太长的时间,当我猛然觉察到我周围再无同伴时,那条船已起航开走了……”

“什么?船开走了?嗨!上帝!那怎么过啊!一座孤岛。”高更再次惊讶地说道。

“我当时的心境和你现在说的一样,我觉得我再次被抛弃在了大海之中。可是,我却想错了。”

“哼?错了?”高更疑惑地看着二副。二副点了点头,接着说:

“那里的自然景色如同世外桃源和美妙的仙境一般。我几乎周游了全世界,也没有看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更让人惊喜的是,岛上的土著人是那样地善良好客。他们拿出他们的所有,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关怀和照顾我,想方设法让我高兴、不受寂寞。就这样,我在岛上和土著人共同生活了两年。我觉得我过的十分快活,也十分充实,而土著人的日子在我看来则更是幸福、祥和。那里一切都是那样和谐、古朴而美丽,那可真是人间天堂啊!”

“……直到有一天,另一艘船在这里泊岸,我才在无奈的情境下重新被带回法国。”

高更在二副的叹息声中回味着他意味深长的话,他梦想的幻影好似从二副这个实在美妙的故事中得到了真实的解释和触摸。他张大了嘴巴,畅游在二副所讲的美好情境中去了……

夜很深了,二副有些疲惫地站起了身子,回忆使他的眼睛迷离了许多,而高更则是对远方岛屿的更多沉醉。最后,二副在高更面前无不惋惜地抱怨道:“上帝啊!我当时是多么的愚蠢呀!现在我又不得不重新在海洋上过着这种危险漂泊的生活了……在那座小岛上我生活的曾是那么幸福!在野蛮人那里有善良、有爱心,一切都称心如意,而在这里却到处都充满了虚伪与邪恶!如今,我是多么的怀念在那座小岛上度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啊!”

说完,二副回到舱里去了,而高更则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是的,二副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使高更铭心刻骨,终生不忘。高更从幼年时以来所勾勒的那种模糊的,但却是和谐、美好、纯洁的生活在二副所讲的故事里得到了印证。他心潮起伏,思绪难平,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灵魂的战栗。可以说,二副的传奇经历给高更下半生的命运选择起了深刻影响。

1866年,高更由甲板的轮机见习生升到船舵助手。这一年他又以二副的身份来到“吉利号”船上工作。从1868年1月,他又开始在海军服役。同年3月他来到瑟堡,登上战舰“吉隆姆·拿破仑”号。这艘战舰的任务是跟随一只巡航舰队在北极的挪威海面上进行巡逻。

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后,由于法兰西帝国的败北,“吉隆姆·拿破仑号”被改编为“德塞克斯号”。1871年4月3日,不满23岁的高更退役下船,结束了他海上漂泊的生活。

从1865年至1871年,高更几乎不间断地在海上度过了他17岁到23岁的青年生活。也是在此时,他以海上生活的方式度过了他的青春期和思想性格的成熟期。前3年他在商船上学徒,后3年他在战舰上服役。在此使他有机会周游了世界,灵魂中那种久蓄的浪迹天涯,远离人类,领略异国风光的渴望得以满足。

这6年的海上生活,对高更一生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这段生活,不仅使他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同时对许多国家的风俗民情也有了不少了解。他在切身经历中学到并看到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校里根本无法学到的东西。丰富的阅历,使他的眼界更为宽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知识修养也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得以极大的滋润,他在生活中成熟起来,思想更为深刻敏锐,体魄更加健壮,意志更加坚定。总之,数年的独闯天下的海上生活,很好地锻炼了高更。他具备了为排除万难而应有的坚强勇气。

在此期间,他曾数次途径南美。故地重游,他的心中再次激荡起儿时的记忆。面对祖先的故土,他一次次膜拜寻找他心中的偶像和残存的记忆。他的根扎在那里,他的魂系在那里,每一条小街,每一湾溪水,每一座教堂顶端那木刻的装饰图案,都似乎让他真的呼吸到了祖先留下来的空气。那里依旧是那样的古朴,所以每一次来去,他的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喊在他周身回荡:“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

这一时期他还曾经去过印度。古老东方国度的神秘深深地吸引着他。那美丽的装饰品,那信笃善良的人们,那悠久古朴的文化,还有那些蒙着面纱的妇女,使高更想起母亲在利玛时所穿的具有别样风格的服装……

高更在外面的世界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去了,可是母亲阿丽娜·玛丽在他出走的数年时间里,无时无刻不被思念儿子的痛苦煎熬着。她生活得很孤独,日夜惦念海上航行的儿子。后来,她由奥尔良移居巴黎,投奔她母亲生前的好友——阿罗沙。然而定居巴黎后的生活,也并没有减轻由于想念儿子所给她心灵带来的痛苦程度。她越发的瘦弱下去,于1867年在圣·克鲁德,满怀着对高更无限的眷爱,忧郁而死。

而高更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依旧沉浸在他浪漫的幻想之中。却不曾想到为他辛苦一生的母亲,带着满腔孤独和幽怨,一个人默默无息地走了……

她曾是那样地坚韧、顽强。

她曾是那样地高傲、无畏。

“您和我一样,都是苦命的人”。(文森特·梵高致保罗·高更)是的,当23岁的高更结束海上生活,退役返回家时,家已不能称之为家了。此时,母亲已辞世4年,唯一的姐姐已远嫁智利商人,家中的房屋财产全部在普法战争的烟火里毁于一旦。迎接他的是破败不堪的糟乱景象。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确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但是海上生活锻炼了高更,他不但具有强健的体魄,成长为一名青年男子,而且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他已经学会去从容不迫地克服它了,他的思想和意志已完全地成熟起来。面对家庭的骤然变化,他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他冷静地为自己寻找发展的前途。

他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不易被任何困难击倒的人了。

可是,阿丽娜·玛丽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她那日夜思念的海外游子的归来。为了不使儿子回来后流浪街头,她拜托阿罗沙做孩子的监护人,把孩子未来的一切都交给了他,请求他日后给予高更在生活与工作上的扶持。阿罗沙是一位信守诺言的人,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在高更回来后不久便很快为他谋到一个在拉菲尔特街的布尔丹证券交易所做股票经纪人的职位,为这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高更从此步入了一个令人尊重羡慕的社会阶层。

高更在巴黎这个证券交易所一干就是11年。他先当掮客,后做清理人。童年高更精于计算的天赋曾令他母亲惊讶不已,而今具有丰富经历的高更,精明的经商之道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天资很高,很快便学会了许多股票经营的丰富知识,获得了经验,并在交易中频频得手,事业上也春风得意,仅在一年中,他就大约赚了4万金法郎。丰富的经济基础,使他过上了一种富足的资产者生活。

布尔丹证券交易所的同事苏菲奈克是高更的亲密朋友。他来自阿尔萨斯省,他曾搞过一段艺术创作,早期的作品还曾在巴黎美术学院里得过奖。而高更呢,自幼便酷爱艺术,还在海上漂泊的那几年,他便十分留心观察各国的不同艺术样式。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相约去卢浮宫和其他博物馆参观画展,尤其喜欢去那些展览新风格作品的画廊。苏菲奈克还把自己家中收藏的一些油画给高更欣赏,有时还鼓励高更利用业余时间试着画几笔。苏菲奈克称得上是高更从事艺术创作的最早一位启蒙者。

高更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沙是一位颇具鉴赏能力的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他不仅帮助高更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而且还是高更走上绘画之路的引路人。他经常把高更带到家中欣赏他所收藏的那些艺术品。高更就是在他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许多人的作品。他被它们深深地激动着,他感到灵魂中的某种东西和这些色彩斑斓的画融合在一起,并得到了某种解释。这些收藏的作品中有毕沙罗、德拉克洛瓦、库尔贝、柯罗、杜米埃、戎金等当时尚未出名的艺术家的优秀创作。阿罗沙还能逼真地临摹其中的一些作品。例如普吕东、普维·德·夏凡的作品。

就是在1871年,刚刚从海上漂泊回来在布尔丹证卷交易所工作的高更,在进入由金钱构筑的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绘画。因为,此时,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在他丰富的经历不断积累沉淀下已汇成汪洋,只需找到一个突破口,便会奔涌而出。而今良好的艺术氛围和安稳的生活环境正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于是,在他那颗骚动的心灵的驱使下,23岁的高更开始在工作之余画些油画和素描,并和监护人阿罗沙的女儿一起创作。她是个艺术家,给予高更以最初的绘画知识方面的帮助。高更最初的作品《一个湖边的房屋》是他摸索尝试绘画艺术的见证。

正如人们后来所说:“绘画,是他出自本能的一种渴望,他有这方面的天才,他与生俱来就应该是一位艺术家。”

是的,高更这个平时看上去十分沉默寡言的人,对于那些众人热衷的社交活动毫无兴趣,而唯有对艺术日胜一日地热爱。这种爱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祖辈血液中的遗传,雕刻家外祖父的某些天赋所致。

高更的外祖父安德烈·萨扎尔对高更最直接的遗传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甚至说干脆忘记了。在萨扎尔身上不乏艺术天才,他的弟弟也是一位雕刻家,曾在自然博物馆里教授怎样画动物;他的母亲也曾经发表过一些版画作品。安德烈·萨扎尔曾经画了许多使高更非常感兴趣的土著人肖像,做了大批圆雕和浮雕形式的半身像以及临摹作品,还有众多的刺绣作品。其中有两件为最引人入胜的成功作品是版画。一幅表现了两个使人感到神秘而恐惧的动物;另一幅叫《梅来城的岩石桥》,构图匀称单纯,色调瑰丽明快,成功地表现了宇宙中一个奇迹的缩影。先辈的气质禀赋传给后来子孙是无可争议的。

高更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不仅来自于他祖先的遗传和他周围的朋友,而且当然还来自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空气中,我们知道,到处弥漫着一种艺术创作的气息,社会环境无疑是培养艺术家的摇篮。而1870年至1900年间的法国,正是群星璀璨的绘画时代。而高更正是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所以他由最初的业余艺术爱好者,业余画家而最终走上真正的艺术之路,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不足为奇了。

1873年11月23日,已在布尔丹证券所工作了两年的高更,感到生意场上竞争激烈,他需要建立一个宁静温馨的家庭。于是在这一天,他和一位名字叫做梅特—索菲·迦德的丹麦姑娘缔结了良缘。婚后他们定居巴黎,家业兴旺,生活幸福。

梅特是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体态匀称健美、思想自由、大胆泼辣,拖着一头迷人金发的靓丽女。她优雅的谈吐和文明的教养使高更神魂颠倒,倾心不已。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有幸偷窃了丹麦的一颗明珠。”就是这样一个让高更心爱的妻子,于1874年8月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取名爱米尔,高更曾满怀柔情地描写到:“他洁白得像天鹅,强壮得像赫克力斯神。”1877年,女儿阿丽娜也降临人世,给这个生活幸福富足的家庭带来了欢乐。这时的高更事业顺利,就这样,他和妻子、儿女在巴黎一同度过了11年安稳美满的家庭生活。直到第5个孩子出生时,高更决定辞去布尔丹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放弃资产者生活,而从事“整天专心绘画”的时候,他们全家才迁居鲁昂,离开了巴黎这座繁华的城市。

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高更所拥有的这种殷实富有的生活是多少人不懈追求的。而早在19世纪的高更却为了他渴求的理想,舍弃了许多人所拼尽一生追求的财富、地位、金钱。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这是高更一生艺术生命的悲壮呐喊和苦难探索,为了他的伟大艺术,高更做出了真正的英勇无畏的牺牲。难道当我们面对他的这种伟大的超凡的、而又布满了血泪荆棘的选择时,不该肃然起敬吗?不该大吼一声:“伟大的高更吗?”

是艺术在将高更感召。他需要艺术,艺术同样也需要他。这一时期的高更在阿罗沙的介绍下,认识了许多印象派的画家。尤其是高更与卡美尔·毕沙罗这位印象派先驱之一的相遇,是他一改生活初衷决定的重要因素,命运也随之改变了方向。毕沙罗等印象派画家在创作上离经叛道,反对传统,大胆革新的绘画风格深深将高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重新激发出来,他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学习艺术上。

1874年,他去克拉罗西学院听课,进行必要的基础训练,还享受一些助学金。他十分虔诚而又虚心地拿着自己的习作四处求教;并对着阿罗沙收藏的作品进行临摹研究。尽管收藏的作品风格不同,画家的名声也不尽一致,但高更却从对这些作品的临摹中学会了许多表现技巧。其中他所临摹的德拉克洛瓦的《混血女人的习作》,对其最初艺术创作的影响较大。

1874年4月15日至5月15日,那些不愿循规蹈矩,走出画室,用光来表现自然,力求用暂短印象描绘出来的创新艺术家们,在巴黎卡普辛大街35号的摄影师纳达尔工作室楼上办了一次“无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和其他艺术家联合会展览”,其中有莫奈、雷诺阿、塞尚、西斯莱等29人参加。此次画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被称做为《第一届印象派画展》的那一次展览。展后,巴黎《喧哗日报》记者路易·勒鲁瓦在该报发表评论,借莫奈《印象·日出》一画的名字来嘲讽这次展览会的作品。创新画家们欣然沿用了这一称号。印象派画家被评论家说是“失常、幼稚、疯狂”等,他们与传统势不两立,始终在艺术界权威们的冷嘲热讽中和诋毁轻藐中进行探索和发展的,并且迎来了鼎盛期,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此时,26岁的高更已从事业余绘画3年了,但他仅仅是个初学者。印象派画家全新的艺术创作给他青年时期以深刻的影响,他完全被这种反传统的艺术吸引了,他更加忘我地沉浸在对艺术创作的巨大热情中去了。

高更和毕沙罗随着交往的增多,两人的友谊逐渐加深。毕沙罗出生在安德列斯群岛的圣托马斯,后来迁居印度群岛,最后随家族来到法国接受必要的教育。他丰富的个人经历唤起了高更儿时在利玛的回忆,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毕沙罗不仅富有理论素养,而且为人谦逊,具有忠厚热情的性格。他的家庭生活极为贫寒,经常靠借款度日,一个孩子也由于贫困而死,并有时几天吃不上东西,但他依旧忍着饥饿进行创作。这一切,青年高更看得真切,对毕沙罗这种热爱艺术的不懈追求很是钦佩。他心悦诚服地拜毕沙罗为自己的第一位老师,并视他为自己的朋友。他的一些油画创作方法,都是模仿毕沙罗《白杨树》,由此可见毕沙罗对高更的影响,尤其是最初的影响!

而毕沙罗对高更也是另眼相看的。他被眼前这个年轻人执著的热情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感动了。高更对艺术的敏感悟性和独创见解也让毕沙罗惊讶、赞叹。所以当高更向他请教时,他总是毫不隐瞒地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作画经验传授给这个年轻的业余画家。还给他不断地介绍一些其他朋友,让他参加许多艺术家各不相同的关于艺术创作的讨论,这一切使高更受益匪浅。他的艺术潜在的能力爆发出来了,他的绘画热情更是与日俱增,仅仅两年的时间,即在1876年,他的一幅题名为《维洛弗雷森林中的草丛》的风景画便入选“沙龙”。同时,在官方举办展览的大厅里,他的作品也终于能够同其他专业画家并列挂在一起展出了,而且看上去毫不逊色。

虽说自1871年以来,已23岁的高更开始接触绘画,并在其后即1872年创作《有梨和葡萄的静物》,1875年创作《维罗弗莱森林内景》,1876年创作《牡蛎》等作品,但这无疑是高更最初学习绘画的体现,他还仅仅把自己当做一个初学者。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876年,已28岁的高更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事实证明,一个名不见经传,以前从未拿过画笔的业余画家如今可以和专业画家共同参加展览,他的确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这次成功,使高更对他的艺术天赋与才气有了信心,并对未来的艺术创作满怀着希望。

此时年富力强的青年高更踏入社会,事业发达,前途无量,家庭温馨,生活闲适……这一切都是令人羡慕不已的;而高更似乎并不注意这些,巴黎是繁华嘈杂的,而他的内心却渴望着寂静、和谐,可以说28岁的高更是位事业成功的青年男子。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扶摇直上,事业的前景光辉灿烂。

但是,在高更看来,布尔丹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职位,是他为了生活而谋生的一种途径,他只不过将这种事业看做是他生活的一种依据,并尽可能将其做得很好,以至令人为他的青年得志,事业腾飞而羡慕不已。而其时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来自于他的灵魂的,渴望进行艺术创作的强烈欲望,这便是他的另外一种依据,一种他精神上、骨血里的某种依据。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要尽可能将这种他真正炽爱的事业发展、完善,直至推向成功。他已模糊地觉察到这一点,他不能仅在这种事业中,只当个业余画家,他还要继续前行。

虽说高更已有机会同专业画家共同参加画展,但此时他仍是艺术圈的局外人。1874年至1876年间的艺术创作的成功经验给了雄心勃勃的青年高更以极大信心和希望,并使他有决心跻身于印象派画家的行列,并同他们共同举行联展,得到他们的承认。

高更于是在1876年至1880年间,花很多钱来收藏许多他喜欢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马奈、毕沙罗、雷诺阿、西斯莱、莫奈、德加、吉以、塞尚等等著名画家的作品。当时,这些画家的作品根本不被承认,由此在我们今天看来,高更的艺术鉴赏力是非常不俗的。并且在数年的时间里,高更都是靠这些引路人的作品而从中学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生性倔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高更又经过几年的努力,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终于以专业画家的身份参加了印象派画家的展览。

1879年,他参加了以“独立画家们的展览会”命名的印象派第四次画展。在经过历次受到的非难之后,这次画展首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标志着这些创新画家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已被社会承认和接受了。在这次画展中,高更送展的是一座小雕像,此后历届印象派画展他都有作品展出。

1880年,第五届印象派画展中,高更展出了7件油画作品和1尊大理石半身雕像。油画作品中有《隐士之家的苹果树》、《杜邦神父的小经》等,这些作品虽说还没有摆脱毕沙罗的影响,但对于一个在9年之前甚至没碰过画笔的青年来说,也实属难得的成就了。

1881年至1882年间,高更先后分别参加了印象派画家的第六届、第七届展览。这时的高更已不再是卑微的起步者了,创作出的作品也开始令人刮目相看。其中一幅名叫《裸妇习作》的油画是非常出色的作品,它成为高更首次突破了别人的影响、在艺术中寻找到自我的典范。正是这幅杰作使他的名字开始在巴黎那拥有众多艺术家的艺坛上脱颖而出,而且逐渐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光芒来。

当时有一篇著名的美术评论,把高更的《裸妇习作》誉为法国裸体艺术之最。著名评论家雨斯芝称其为绝世之作。他撰文写道:“我毫不犹豫地断言,在近代法国所描绘裸体的画家中,没有哪一位画家能够如此强烈地把真实性的感觉表达出来,如此自然深刻地表现出裸体的美感,即便是库尔贝的绘画也不例外……在这里没有丝毫的虚伪,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姿势造作的模特儿,却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以接触到的平凡女性……这件作品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召力,那是一种有血有肉,有神经跳动的皮肤,这实是一幅大胆真实的绘画。”

其实,这样赞誉并非言过其实,因为这幅画异乎寻常地表现出了女性裸体的优美与丰满。它的表现已超出了现实主义范畴,深刻的内容含义可以和小说家阿·莱布尔的作品相媲美。这幅作品是艺术家本人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画中表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高更只有在精神与肉体绝对自由中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就不难理解了——忍受悲惨生活,抛弃家庭,远离亲友,不断逃往他心中的乐园。

是的,自1880年开始,高更已是一位很有钱的人了。他生活安适,居所豪华,婚姻美满,还有几个可爱的孩子们……然而1882年法国经济的不景气却使金融证券也骤然变得萧条起来。那一年发生了著名的“总会”股票暴跌,使许多做证券投机者厄运临头,转盈为亏,高更也正是他们其中的一位。而此时对艺术越发痴迷的高更使他越来越无法忍受证券交易的黯淡前途……他的灵魂已告诉他已无法抗拒艺术的诱惑力。

有一天,他从容不迫地对妻子说:“我已辞去了布尔丹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我决心做一名专业画家,从此,我便可以每天都专心绘画了。”

高更毫无商量的这个抉择,对在富足安乐中生活惯了的妻子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此时她唯有张大嘴巴,以示震惊……这怎么可能呢?谁不愿过衣食无愁,安安稳稳的生活呢?谁不愿拥有金钱、地位、财富所构筑的天堂般生活呢?

然而,高更就是这种为了他心中奋斗的理想,可以抛弃荣华富贵、虚伪奢侈生活的,具有伟大品性的人!

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对高更的这种突然抉择就不足为怪了。1882年至1883年,金融市场的衰败是高更决定弃商从艺的重要客观原因,如果把它说成是根本原因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环境的变化对一个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来说永远是一个次要因素。更主要的原因还来自于人类心灵的神秘处,来自使我们生活富有活力的本性。这么来分析,从高更以往的艺术天赋及丰富的阅历以及他心灵深处的骚动,回头来看,他的这种选择便是注定了的。

众所周知,早在1871年高更开始习画起,他便模仿柯罗和杜庇尼的方法画了第一幅风景画(现收藏在丹麦)。而后他又进行了最初几年的业余美术爱好者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之后,他的创作欲望越发的被其本性驱使越加强烈,他不喜欢社交,不喜欢同艺术以外无用的人交谈,总之,一切与艺术无关的事他不愿接触。他变得更加寡言,更加离群,只是为了提高他的绘画技艺。如此看来,高更弃商从艺的念头早在股票暴跌前就已经成热,只是没有下定决心。而此时艺术成就上的不断提高和前途渺茫的金融市场交易让他最后拿定了主意。由此可见,高更最终的抉择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周围的朋友们认为高更完全是头脑发热,血气之勇,轻率之举。作为高更的老师和密友,毕沙罗非常清楚日后迎接高更的将是怎样的生活。他自己便是个很好的例证。他告诉高更:“我在精疲力竭地画了30年以后,才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多少有些成就。然而至今却囊空如洗,一直在拮据窘迫的生活中挣扎。但愿年轻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艺术之路不是你曾拥有的荣华富贵之路,你除了在艺术上的热情之外,还会与贫穷为伍、饥饿为伴,……人是靠命运,而不是靠才气的。”

高更衷心地感激老师的肺腑之言。但是为了他的理想,他有足够的勇气抛弃他11年来的资产者生活。

自此,35岁的高更,正值风华正茂的时期,他放弃了在金融业大展宏图的机会,而心甘情愿做一名画家和思想者,他的选择是否在冒险?是否考虑到了日后会被社会和亲朋所冷落歧视。

灾难和厄运迅速地降临了,物质生活从富有的天堂跌入到了贫穷的荒漠之中。1884年,他在鲁昂创作的油画《村头》等悲惨地甚至连一张也没有售出,更没有什么期待的轰动效应,他想靠卖画谋生的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后来他们举家迁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妻子与她的娘家人和朋友对他也充满了歧视,她们无休止地埋怨他放弃经纪人的地位,不会挣钱而只会在画室里梦想和自寻烦恼……即使这样,高更依旧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举办了展览,但却备受冷淡和歧视的袭击:美术学院下令关闭,报刊被禁止刊登对他画展有利的评论文章,甚至连做画框的工匠也拒绝为他的画装框。

“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还指望有人捧场吗?”高更愤怒地说道:“人类的虚荣心跟蠢愚的行为永远是一样的严重!既然我的画无足轻重,又何必花大力气来攻击我?”

这一时期,高更经历了自他真正走上艺术道路以来极度痛苦的时期。妻子与他分道扬镳,他几乎没有一点生活必需品,贫困潦倒……然而这一切对满怀壮志、一身傲骨的高更来说无可畏惧。他在生活和艺术上要做同样的冒险,因为他已感悟到:“由于我还不具备一个成熟画家的实力,缺少必要的经验和方法,在未来的岁月中,一切都不会是安排好的,要完全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

“思想,就是斗争,就是饱经痛苦。”他曾向那些认为绘画不是思想感情产物的人大声说道。并为此他用毕生的实践和思索在艺术创作上实现了非同凡响的创造,使一种绘画风格从视觉的角度上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概括与清晰。

高更的性格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孤傲与自信,他的怀疑与否定,他那强烈愤世嫉俗的行为是如此易受谴责、如此易受危害。在他身上经常表现出的一种狂妄自大有时只是一种自卫的方式,一种微不足道的抵御四面攻击的招架之举。文森特·梵高评论高更“是一个从社会底层来观察生活的人”。

是的,当高更和儿子挤在一张破床上战战栗栗迎接漫长冬天的时候,当他为孩子医病,而每天到寒冷的火车站给人家张贴广告的时候,当他啃着干面包,披着薄薄的秋衣在冬夜里瑟瑟前行的时候……他依旧没有改变那种他在希望渺茫的逆境中蔑视一切困难,绝不向命运低头的禀赋。这种品格也是一切杰出人物所共同具有的。

高更这样说道:“我不怕痛苦,痛苦会激发你绞尽脑汁地将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但痛苦太多,就会置你于死地,最终,使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傲性十足,仍然在艺术创作中充满活力,我有力量面对痛苦,我愿意这样!”这是一段多么无畏而庄重的宣言啊!我们是否该对这个在贫困中挣扎的“可怜人”肃然起敬呢?

可以说,高更的这种坚强的品格,一方面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他外祖母弗洛拉的影子,而另一方面却是他自儿时以来成长过程中的艰难经历所锻造的。他自幼丧父,是在一种自我奋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虽然在利玛时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妙美满,但转眼即逝,随之而来的便是平凡的普通生活。特殊的经历,养就了小高更高傲、自尊而又有些孤僻的性格,他不喜欢和他周围的孩子们玩闹,而痴迷于追忆美好往事,钻研雕刻,以图来解释他心中的梦想。当他成长为一名少年时,他的自傲甚至变成了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他在伙伴们中间,以他的学识和阅历树立了威望,并统领着他们。

他后来还曾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当时,他有一件陶瓷艺术品,那是从利玛带回来的他所珍爱的东西。有一天,他在摆弄这个小东西的时候,不知不觉,他的周围围拢过来许多羡慕他的小追随者们,他们请求高更为他们讲述一段关于他在利玛时的一段有趣的故事,骄傲的天性又回归到他的体内,他清高地摆了摆身子,在小朋友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大大的样子,但却始终没有开口。周围的伙伴都渴望倾听这些动人的故事的,便只有再三央求他:“快点讲吧!”而这时,高更又往往清清嗓子,之后再满怀深情地讲起那古老国度里的故事。“有一天夜里,我和表兄迷失了路……”讲着讲着,他把话题一转,摆了摆手说:“你们明天再来听吧!我现在给你们刻一个东西,就照这个。”他指了一下手中的陶瓷品,那是一尊头像的制品。他迅速找来刀和木板,并在上面迅速地雕刻起来……伙伴们更加仰慕他们的这位了不起的“头”了。只见他那双洁白修长的手在不断地上下舞着,木屑一片片落下,很快,一个模糊的头像被形象地雕刻出来,逐渐地,再见他手中的刀几下旋切,这个头像完全清晰地凸现出来,竟也跟他手中拿的那个陶瓷品有几分相像。他们惊叹,他们欢呼!而小高更此时则是更加不屑一顾地骄傲起来,心想,“有什么了不起!”“这有何难……”

后来,随着高更的思想成熟,他的孤傲成为他战胜困难的屏障,他曾评论说:“自傲是坏处吗?……我相信我们必须拥有它,它是战胜我们心中兽性的最佳武器……由此看来,一个人不需发展自傲、自信的个性吗?事实证明,我们需要自傲、我们需要自信!”正如高更所说,正是这种万难面前不变的自信与他共同战斗,渡过了他最初的逆境贫苦时期,在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下,高更经过深思熟虑,对艺术的认识开始形成一些成型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现了他对艺术未来的展望,显现了他敏锐的、伟大的艺术直觉力和感悟力。

“长久以来,哲学家们穷其心力地思索着自然界里许多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而对我们来说,那只是种感觉,……我心中的伟大艺术家是懂得如何传达智慧的人,他的皮肤让他表达出最精微,而又无法捉摸的感受和直觉。”他幡然猛醒,尽管他有卓越的模仿才能,可以模仿塞尚、毕沙罗、德拉中瓦,但是模仿仅仅是抄袭徒有其表的外壳,而精神内涵是无法模仿和抄袭的,他要创造一种伟大的艺术,需要走自己的艺术之路。而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便是彻底摆脱印象派画家对于这个年轻人的影响。他告诫自己:“要自由自在而又热情地画,你必将有所成就,迟早会得到世人的喝彩!”

正如他17岁那年扬帆出海,去过一种完全崭新的自己的生活一样,他已感到自己在艺术道路上要经过第二次“扬帆出海”了。他要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他感到:“一幅作品最重要的是应该反映艺术家本身的个性,无论是风景、人物、肖像、静物都应如此。一个艺术家不仅是个敏锐的感受者,而且他还应是懂得如何归纳组织自己的感觉,并将之以最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

他还说:“艺术应该表达艺术家心灵深处对生活的最深刻体验,反映种种思想和意念。这些在自然中是没有现成的,只有通过艰辛的探索才能掌握。艺术大师的作品莫不如此。”

高更将我们的目光吸引到他所触摸到的“新艺术”上来,这和以往的传统艺术完全是“悖论”的,但是他让我们倾听……

拉斐尔的画里,显示出了人的心灵深处某种意向;而卡洛斯迪朗的画,即使是一幅风景,也好像裸体般的淫荡。画家在掌握了一定的法则和规律后,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每种颜色都有他特别的感情内涵,有些颜色天生高雅,有的则平庸低级,有的颜色强烈刺激,有的则宁静和谐。如果说,枫树被视为哀伤的象征,并非是由于人们惯于将它们和墓地联想在一起,而是因为枫叶的色彩给人以一种悲伤。而那些线条也是如此,弯曲的柳枝包含着诉不尽的哀思,不是任何教育所能够改变的,一个艺术家应善于将这些法则为之所用,加上灵魂的感受力和提炼、概括能力一起,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

没有谁会料到下一个世纪的艺术理论大抵源于此。在大多数画家眼中,高更的这些新发现不仅是新的艺术解放宣言,同时也是他具有过人的智慧和天才的证明。然而当时高更的观点可行与否,还有待于他的创作实践来证明。在这时,他灵魂深处确实感到他在艺术上,为了伟大的目标,他需要“扬帆破浪,走上征程了!”

他再次回忆起他少年时出海的情景。他像一个勇士(虽然他仅是个稚嫩的孩子),别离时母亲为他哭得红肿的泪眼,别离了给予他最初教育的学校和他的那些对他钦慕的伙伴,走向大海。虽说他并不知道海上漂泊的光阴将会几载,但是他满怀着寻找儿时乐园的梦想。他相信,周游全世界的他定会寻找到儿时的天堂王国。当他看到波涛汹涌的海在他面前翻滚的时候,当他看到偶尔突起的岛屿上那美丽的风光,大自然纯净而未被开化的景色的时候,他小小的心灵是多么的激动啊!他仅仅是个少年,心中充满了许多新奇大胆的想法,他一心渴望的便是能够在海上将他的梦想一一实现。

他踏上了南美洲祖先的土地,他来到了印度,在他漫游四方,在海上由见习生升为二副直至成为一名海军战士的时候,他知识的书库被社会实践、人生的真实体会填充的丰丰实实。他的文化修养在他丰富宽阔的经历中已积累得相当充盈。他在海上漂泊了6年,也同时在海上学习了6年最初的人生经验和知识,因此,他知道这一切对他多么重要!从而,当他面对困难时,他永远是坚强的。而此时,他更明白,当他想驾一叶艺术小舟,独自在巨浪翻涌的艺术之海航行时,更需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同样是为了久藏心中的梦想,他依旧要义无反顾地前进!

1886年5月,印象派画家最后一次即第八届画展在巴黎举行。从高更送展的作品中已看出,他已经完全熟练地掌握了印象派的绘画方法。其中作品《街道》、《有曼陀铃的静物》,从构图到色彩的表达上有开始向单纯化过渡的倾向,他尝试着用强烈的色彩组织他的画面,寻找表达自我感受的独特方法。评论家莫里斯·马兰格说:“高更的艺术是不属于巴黎的,这个孤僻的人,梦想着原色的土地。”

是的,正如马兰格所说,高更自儿时起,直至他的一生,他都在“梦想着这种原色的土地”。“这块原色的土地”是什么?是他儿时的记忆,是他灵魂深处自幼最需要表达的神秘精神。

高更甚至将在利玛一条小街听鸟鸣的某个细节都能记住,“那只小鸟是白色的,非常洁白,它站在房屋上,在那儿唧唧地鸣叫,似乎在呼唤它的亲人,或是在呼唤它的孩子,或是在等待另一只鸟儿的归来……”为什么年纪尚小的高更会对此记忆得如此真切明晰?因为他太爱那里自由自在的美好和谐的幸福生活了,他一生只是渴望这样“自在、和谐”的生活。而利玛浓重的历史背景文化,浓郁的民俗民风,更让高更从巴黎战乱的噩梦中醒来,他由衷地喜欢这种安泰平祥的生活环境,古朴的民俗,善良的人民。他曾这样描述利玛的一条街景。“房子都是那样的别致,神圣的利玛大教堂庄严地矗立在蓝天晴空之下,显得那样神秘。利玛的女人穿着带有面纱的美丽衣服,仿佛是从遥远的国度而来,她们面容笃诚,善良,让你感到慈母般地亲切,而许多男人骑着高头大马,健壮结实,威风凛凛地从街边走过……人们快快活活,自自在在地生活着,在他们那儿似乎看不到生活不如意的孩子!……”这便是高更儿时利玛生活的缩影,这段记忆铭刻在他的灵魂里,他要在画面上依旧寻找这块“原色的”并且是“和谐的”、“古朴的”、“纯洁的”土地,因为这里饱含着他的梦想和渴望。因为也只有在那里,他才可以“自由地去画,自由地创作了……”

虚伪嘈杂的巴黎似乎自儿时起便不是他需要的地方,尽管他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但却无法在其中生根成长。他的根远在他祖先曾经住过的土地上,他的禀赋也似乎是在那块土地上。他不会适宜地保持沉默寡言,他对巴黎的社交活动深恶痛绝。他呼吸着巴黎上空“虚伪文明”的空气,便越发感到自己需要他本性中渴望的那种“原始的”、“清洁的”、“自然的”未被文明污染过的“野蛮、古朴”的乐园。为了他的艺术,在他内心那颗灵魂的驱动下,他需要去寻找他一直以来渴求的“原色土地”了。

由此,他与印象派画家们一样在各自的新追求中,因观点不同而各奔东西。而高更,在远方的呼唤下,真正走上了为其以后成就了伟大艺术的道路。

而这种呼唤,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他天性中血脉里的呼唤,是他心灵向着远方土地的呼唤。这个呼唤让他模糊忆起母亲在利玛时,以为他迷路了,在利玛的各个街口寻找他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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