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宾性格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他善于结交一些有趣的人，并和他们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少年时代起，直到年过花甲，一直都是这样。
同学们的出身和教养各不相同，但对艺术的热爱使他们互相接近起来，大家都立志为艺术贡献终生，当时美术学院是各民族、各阶层天才荟萃的圣地。
同时入学的同庚人，在美院昏暗的走廊里，在教室门口相识了。过堂风不停地吹，昏暗的烛光照着狭长的走廊。学生们早就挤在教室门口，都想先冲进去，占一个好的位置，以便画具放到靠近模特的地方。
列宾同波列诺夫就是在拥挤得喘不过气来的教室门口认识的，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他们两个总是一起挤到靠近模特的位置上，凳子不够用，就从院子里搬来劈柴代用。尽管坐得很不舒服，两腿蜷曲，画夹得放在双膝上，可这样的位置也得经过一番鏖战才能到手。这些位置画模特很有利，模特的轮廓清晰，明暗分明。
波列诺夫中学毕业后上了大学法律系，同时还在美术学院听课。他知识渊博，酷爱艺术，和列宾一见如故。
他母亲是艺术家，父亲是图书学家，妹妹后来也成了著名的艺术家，列宾在这个家庭中找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知识分子环境，找到了知己，正是在这里列宾认识了画家、美术教育家——巴维尔·彼得罗维奈·契斯恰科夫（1832—1919）。美院的教授们对波列诺夫美术技巧的形成影响很小，对他最有帮助的是契斯恰科夫和克拉姆斯柯依。
列宾和波列诺夫的友谊持续了多年，二人一起交流学习素描和油画的体会，一起研究世界艺术珍品，一起参加学院的命题画竞赛，后来又一同出国，周游巴黎、伦敦、罗马、那布勒斯。二人友好相处，相得益彰。
谢米拉德斯基是哈尔科夫大学的毕业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父亲是位将军。
大学毕业生和教堂执事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有着天壤之别。在美术学院，列宾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贪婪地向他学习各种知识，只是很久以后，他才对这墨守古典主义成规的学院派朋友冷淡下来。
科瓦列夫斯基毕业于喀山中学，父亲是喀山大学教授，老师讲的画法几何他早就学过。
沙维茨基来自立陶宛的别洛斯托克，他连中学五年级都没念完，列宾常和他一起画模特儿，作雕塑。
歌尔什科夫是叶尔茨商人的儿子，只受过家庭教育。
年轻的列宾就是和这些同学朝夕相处钻研切磋、取长补短的。但最知心的朋友、莫逆之交是马尔克·安托柯尔斯基。
列宾总想研究雕塑和立体原理，有空闲时间就去雕塑教室。睡眼惺忪的守门人勉强给他一块黏土，指给他一个雕塑台。
雕塑的技术性很强，列宾所知甚少。刚塑出大形，头部就滚落下来，越着急越做不好。
这时一个穿着笔挺的年轻人走进教室，他卷起袖口，解开领带，走到摆着拉奥孔塑像的雕塑台前。他揭开蒙布，用喷子把黏土塑像喷湿，就全神贯注地干了起来。他把黏土捏成小条，熟练地使用刻刀，动作得心应手。
列宾忙走过去，这位使他产生好感的年轻人叫安托柯尔斯基，一个出生于维尔诺的犹太人，从童年起就饱尝贫穷之苦，也是刚进学院的新生。他长着一双目光敏锐的黑眼睛，浓黑的胡须和卷发，像位古希腊的英雄，两个漂泊异乡的孤独者迅速地接近了。
安托柯尔斯基告诉列宾作雕塑时要先搭支架，并帮他用木棍、铁丝做出支架，再用黏土在上面塑头像。
在以后的日子里，列宾不愿回自己孤寂的阁楼，他晚上常到安托柯尔斯基家去。他们喜欢待在一起，二人都酷爱艺术，都很有才华，而且从一进美院就都显得出类拔萃，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真正的创作应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和学院的课程、教授们迂腐陈旧的老一套相去万里。
他们一起作画、看书，一起长时间地热烈争论、交流思想。在他们不知不觉互相称“你”之后，列宾就到了同学的家中。
他们经常在晚间长时间地漫步于彼得堡大街上。一次，列宾拉住安托柯尔斯基突然问道：“艺术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有没有目的可言？”他的语气和表情中既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又显露出对未来的忧虑。
列宾早就对“艺术的使命只是讴歌美，并给人美的享受”这种观点持有不同看法。
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对学院的那一大套丝毫不感兴趣。同时，他们又痛感自己知识浅薄，没有知识就无法实现热爱并向往的理想。
他们回到家中，点上蜡烛，开始看书。一切可能释疑解惑的书籍他们都看，既有当代作品，也有历代名著。他们攻读希腊哲学和保克耳、蒲鲁东和达尔文的著作。
渐渐地，在学院高墙之外，在列宾和安托何尔斯基的周围，聚集起一帮同学。
美院的学生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经常聚会，他们把这种聚会称为“艺术晚会”，通常轮流在小组成员家里举行。主人保证准备好热茶水和白面包招待客人，在这天晚上主人还是大家的模特儿。
每次晚会大约都有15个人左右参加，屋子里灯火通明、茶炊沸腾，大衣、帽子、鞋子放在角落。气氛热烈的讨论经常进行到深夜。
闷热的屋中能听到朗读声，铅笔在纸上写字画画的沙沙声，炭火的噼啪声。画家不放过任何一个写生的机会，想要在晚会上学到更多的知识和磨炼自己的绘画技巧。
列宾在第十次晚会上画了一幅写生，画中的安托柯尔斯基围着一条围裙，他是晚会的主人。
普拉霍夫兄弟常来参加晚会，哥哥穆斯基什拉夫是历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在大学当教授，弟弟安德里安是大学生，他们换班朗读吸引年轻人的东西：历史、艺术、长篇小说……兴趣十分广泛。
从这批人中又分离出一个关系更密切的小组。同学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列宾房里聚会。成员有列宾、安托柯尔斯基、安德里安·普拉霍夫、谢斯多人和穆拉什克，他们在学习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列宾把当时画的素描保存在题为《同学和亲人》的画集中。
列宾和安托柯尔斯基在一个屋子里共同生活了两年。安托柯尔斯基在雕塑《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的迫害》时，几乎没离开过房间，把一切都忘在了脑后。他满脸胡须，疲惫不堪，睁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列宾第一个看到他的雕塑稿，不禁赞不绝口。
完成这一构思，成了安托柯尔斯基的毕业夙愿，到了晚年，他才又回过头来创作青年时代的题材，十分遗憾的是，直到死神夺去他的生命，他也没能达到创作的顶峰。
安托柯尔斯基是列宾艺术发展的目击者，他坚信，有朝一日自己的朋友一定会在艺术上一鸣惊人。
列宾是个天才少年，能够使人一见倾心。了解他的人都愿意帮助他。假如回忆一下所有培养教育过他的人，那就能举出许多天才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每个人在俄罗斯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列宾有幸结识他们，并且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常言道，友谊是互相吸引。和克拉姆斯柯依（1837—1887）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他只比列宾大7岁。他身材颀长，清瘦的脸上颧骨突出。
克拉姆斯柯依在职业介绍所附设的绘画学校第一次见到少年列宾，当时他在那所学校里任教。一次，他一走进石膏头像班教室，就发现一张陌生的面孔，他站到列宾的身后仔细看着他的素描。
“嗯，不错呀！画得很好！你这是头一回来班上吗？”
由于激动，列宾的嗓子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克拉姆斯柯依于是详细分析列宾的素描，极其准确地指出错误。最后他告诉列宾地址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列宾在沃龙涅什省面罗尼村石头教堂里修圣幛时，就听到过克拉姆斯柯依的大名。村里的乡亲们说当地也出了一个艺术家。他原籍是奥斯特罗格斯克，现在在彼得堡赫赫有名。
列宾早就渴望同这位老乡见面。一天黄昏，他轻轻按了按克拉姆斯柯依的住宅门铃，出来的人说主人没回来。半个钟头后，列宾再次按了门铃。
“晚上好！”列宾说。
“晚上好！哦，晓得，我晓得你已来过一趟，这证明你的性格坚强，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主人回答。他刚刚进屋，面带倦色，列宾为这样晚前来造访疲惫的主人感到十分窘迫。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脱下外衣吧，来，我们一起喝点东西。”
主人的话说得这样亲切随和，就像对待老朋友，列宾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
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话，无拘无束，气氛融洽。主人的倦意逐渐消失了，列宾入神地聆听着有关生活和艺术的见解，看着草图，他深深地受到了震动：我要开始崭新的生活。
从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起，克拉姆柯依就成了培养列宾的老师之一。他的教诲使少年画家获益匪浅，这非学院那些教授们呆板的说教所能比拟。
列宾是在动摇学院基础的事件发生的前夕到首都的，这事件被称做“十三人造反”而载入艺术史册，学生中对此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列宾有机会从造反者领袖本人那里了解到事件的始末。
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从漫长的冬眠状态下苏醒过来，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人们在各个领域寻求着光明，这股奔腾澎湃的浪潮，也冲击着俄罗斯的艺术界，冲击着一向关在家之塔里的皇家美术学院。
往日的美院是一所与外界隔绝的寄宿制学校，入学的常常是官僚、画师的孩子，大多10岁左右。在那儿亦步亦趋按古典主义艺术的程式受教育，与俄罗斯现实生活完全脱节。19世纪60年代，到学院上课的有不住宿的旁听生，有来自各阶层年龄不同的学生，他们大都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有自己的思想。腐朽的罗马理想典范和他们格格不入，这是一种虚伪、浮夸的东西。他们热爱自己祖国的生活，要表现自己祖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民。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珍视自己的创作个性，希望建立俄罗斯民族绘画流派。
根据多年来的传统做法，学院的每个学生的毕业创作都要参加竞赛。作品一经选中，就授予金质奖章，获奖者本人可去国外游学6年，以资鼓励。令人遗憾的是，竞选画的主题千篇一律，总是取自圣经。
一伙年轻的毕业生试图打破这种传统。他们共有14个人，后有一人中途退出，鼓动这次反抗行为的就是克拉姆斯柯依。
他们都想描绘自己周围的生活，在他们递交给学院董事会的申请书中，他们提出自选主题的要求。
申请书像一枚爆炸了的炸弹。他们要自由选择题材！画树皮鞋、破皮袄、大车边的农民、歪歪斜斜的茅屋、篱笆，而不画希腊、罗马的神，整齐的柱廊。这简直是抗上作乱！申请书的答复是所有人都应画同一题材，毫无通融的余地，24小时内交出画稿，不得走出画室。
事情急转直下。一不做，二不休。克拉姆斯柯依和朋友们继续斡旋。他们找学院知名的教授，又找了院长。到处都是冷若冰霜的“不行。”有个教授对他们特别傲慢，说什么，若是过去，纵容造反，就得发配充军。
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集体拒绝参加竞赛。克拉姆斯柯依亲自起草申请书。
直到最后一刻，造反者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学院能改变主意，允许他们选择能够充分显示各自才能和爱好的题材。
但希望终成泡影，身穿将军服装的考试官顽固地据守着堡垒，传统绝不允许打破。
1863年11月9日，学院副院长加加林只字不提申请书一事，发出通知说，为迎接明年校庆100周年，皇家学院董事会议决定，历史画大金奖竞赛题材选自斯堪的那维亚史诗，题目为《瓦加拉宫的观宴》。他又附带说明，瓦尔加拉宫是阵亡将士灵魂游戏休息的地方。古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最高的神奥丁坐在宝座上，身旁是其他诸神和英雄豪杰；透过瓦尔加拉宫门便可以看见云朵中有一轮明月，一群狼在追逐。
难道这种神话能给年轻、敏感的心灵以启发？没有灵感，画家又怎能创作？画家心中孕育的是家乡可爱的形象，为什么偏偏要他们去画陌生的异国题材。
13个人不约而同，一个跟着一个递交了申请书。克拉姆斯柯依代表大家说，他们拒绝参加竞赛，但请求授予他们自由艺术家称号，然后自动退学。
当局打算把学院这件事平息下去，报上禁止刊登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消息，13位造反者从那天起遭到了警察的监视。
为了窒息业已兴起的革新俄罗斯艺术的倾向，学院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造反行动终于被镇压了，毕业竞赛仍要按老规矩画同一个神话题材。
生机勃勃的生活被阻隔在学院的大门之外，经画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有裸体的形式美，“纯艺术”胜利了，它堵住了通往“平庸无奈，散漫无稽”的生活道路。
表面上看，“13人造反”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年轻的艺术家们对陈规陋俗的大胆挑战使学院的威信一落千丈，他们自选主题，表现生活，为不用画笔粉饰太平铺平了道路。从那时起，在焕然一新的艺术中，表现真实成了不成文的法律，不论这真实是多么严酷。
代表俄罗斯艺术进步倾向的造反者真正取得了胜利。他们要向观众表达的东西很多，他们只是在等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站在画布前，凭着良心和智慧进行创作。
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共同的斗争使年轻的艺术家团结起来，克拉姆斯柯依挺身而出，成立了彼得堡自由艺术家协会，创建了美术社。
在俄国，这是第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团体，一个闪耀着集体力量的伟大思想的创举。
毅然离开学院这一举动无疑是很冒险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富有的，如今告别画室，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要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继续创作。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诱人的想法，这些造反者首先租了一所很大的住宅，内有大厅，每个艺术家有自己的工作室。
他们搬到了一起，家务事由索菲亚·尼古拉耶芙娜·克拉姆斯卡娅承担。充满劳动乐趣的生活开始了，崇高的同志感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美术社承接各种美术制品的订货。有肖像、公共建筑装饰，还有教堂壁画。
克拉姆斯柯依对接到的订货十分认真，处处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他也要求社内全体成员都要这样。
很快，美术社就顾客盈门，应接不暇了，于是，他们又请学院有才能的同学来帮忙。他们也经常请列宾。
正是美术社，而不是美术学院，培养了列宾的美学观，帮他找到了自己艺术上的道路。
在美术社，列宾接触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这本书揭开了俄罗斯美学的新篇章。“最美好的是生活”这句名言从那时起就成了新生的俄罗斯画派的旗帜。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迪下，艺术家们不倦地宣传艺术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积极参与生活，做生活的创造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号召：“当然，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主要任务，但艺术还常常包有另一项任务：解释生活或者作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裁判。”
这些思想和列宾的激情十分相似，他和安托柯尔斯基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多么正确呀！为艺术服务是最崇高的公民义务：只有当生活变得理智而充实时，个人的前程才会显得有意义。
原来的住处已不够用了。美术社搬到市中心海军广场。这里有两个宽敞的大厅，可以举办社内成员的作品展览。一到夏天，他们分头外出作画，秋天带草稿回来，有时带回来的就是成品。
那是一些动人的作品，同学们热情洋溢地分析这些作品，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这才是真正的创作气氛，摈弃了一切渺小的个人恩怨好恶，也没有嫉妒和虚荣。大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祖国的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因此，每个人的成功都是大家高兴的事。
列宾成了美术社的“自己人”。大家对他毫不见外，他们一起听新书朗读，一起欣赏，探讨新的创作，一起讨论各种问题，交流思想。
克拉姆斯柯依经常抽空看列宾在学院作的素描，老师马上就能发现画上的毛病，恰中要害，他讲的道理让人折服，准确无误，学院的教授们简直望尘莫及。尽管克拉姆斯柯依前面没有摆着模特儿，可他却能直接指出学生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对象。
克拉姆斯柯依对学生课余时作的画非常注意，只有当列宾独自一人，没有教授监视下画模特儿时，画家的才能才显露无遗。克拉姆斯柯依高度评价列宾的这类作品，认为这些画没有学院派的虚伪轻浮，只要画家把精力全神贯注到模特儿身上，才能画出真实动人的作品。而列宾在学院的作业陷入了千篇一律的公式技法，注意漂亮的高光，细而匀的线条，没有实在东西。
克拉姆斯柯依告诫列宾：“你不要在美术学院毁了自己，为了换取学院的知识，付出艺术家的个性。多少有才能的人，结果成了墨守成规的庸夫俗子，变成耍手艺的匠人。”
一次，列宾拿着《洪水》的草稿给柯拉姆斯柯依看。
“怎么，这是你画的？”老师双眉紧蹙，脸上立刻没有一丝笑意，“虽然画面上惨相具备，他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别人作品的模仿，聚集成金字塔形的人群，为构图而摆的姿势，矫揉造作的光影，都是十分糟糕的模仿。但一定要抛弃这种方法。”他十分严肃地接着说：“你有没有试过绘自己想象出一幅真正的历史图景？合上眼睛，在想象中让它复活，复活后再画出来。先抓住总的情绪，总的调子，画面上的一切都应是自然的流露。”
克拉姆斯柯依的开导使无地自容的列宾茅塞顿开，终生难忘。
从这以后，列宾把每一幅草图和素描都拿给克拉姆斯柯依看，从老师的评析中得到了深刻的教益。
列宾没上过中学，对自己知识上的缺陷早有切肤之感，他走进克拉姆斯柯依的画室说出自己的打算：“我想三四年内暂时搁下绘画，专攻文化知识。”
老师严肃地说：“知识就是力量，只有它才能照亮我们的生活，文化修养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你希望为社会服务，你便应该了解它的方方面面，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是有学识的人。艺术家是社会现象的批评者，不论他画什么，其中都鲜明地反映出他的世界观。没有思想，艺术家是一文不值的，尽管他能画出漂亮的图画，但在社会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要是作品中没有作者世界观的投射，不具备深刻的生活意义，不管他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也只是简单的照相。去读读哥德、席勒、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果戈理的作品吧，他们的艺术，和人类最深刻的思想紧密相连。”
“绘画也是这样，拉斐尔之所以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技巧高明，而是他的画中有圣洁思想的闪光。”
这是克拉姆斯柯依帮助列宾选择了提高绘画技巧边学知识的道路。
克拉姆斯柯依和列宾亲密无间，远远超出了友谊，超出了师生关系。只有当一个慈爱的父亲发现他的儿子有过人之才时，才会这样关心他的命运。
如果说克拉姆斯柯依是列宾的父亲，一个有头脑、体贴入微、严厉而又善良的父亲，那么美术社就是他第二个家，在这里可以自由呼吸，充满了新的思想。
在新的住所，经常有知心朋友参加的晚会。
大厅的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上备纸张、铅笔、颜料。每次都有四五十人参加晚会，有人当模特，有人即兴作画。
另一间大厅里聚集着音乐爱好者。他们在那里唱歌、奏乐、跳舞。
克拉姆斯柯依总是坐在角落里，在愉快的喧闹声中，和人谈论着艺术问题。
每当晚会结束，都有一顿愉快的便餐。直到很晚，大家才怀着愉快的心情，各自离去。
列宾在美院学习那几年正是美术社繁荣兴旺的时期。年轻的艺术家们逐渐成熟，羽翼丰满，名声也愈来愈大。他们曾发誓不单独一个人接受美院的任何恩赐。可是，一位艺术家食言了，别人没有对他进行严厉的谴责。克拉姆斯柯依一怒之下退出了美术社。失去精神支柱，美术社不久就解散了。
1870年，在画家米雅索耶夫的倡导下成立了巡回展览画派，创作思想上遵循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美的是生活”原则，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俄罗斯民族历史有着紧密联系。
它独立于皇家美术学院的美术家协会。画派的形成标志着俄罗斯艺术“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克拉姆斯柯依是巡回展览画派彼得堡分会的领导人，后来成了这个画派的精神领袖。
以巡回展览画派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画家，每年举行定期的展览，使艺术和群众广泛接触。
画家们要用自己的艺术参加反对社会不公正的斗争，表现真实的生活。
成立巡回展览画派的时候，列宾还在美院学习。但他和那些立志用刻刀和画笔起来进行斗争、追求真理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后来成了巡回展览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取得了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
对列宾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风起云涌的俄国现实斗争，以及批评家斯塔索夫，画家克拉姆斯柯依。
